10月26日下午，巴曙松教授出席由广州市政府和南方财经全媒体集团承办的“中国金融开放和世界金融市场”主题研讨会并发言。他表示，从国际收支的角度和企业发展的实际需求来看，当前中国所处的发展阶段，非常需要金融开放。此外，他还强调，在金融开放的过程中，想要吸引更多的外资来中国投资，“就要从市场的角度去理解外资的诉求，考虑构建适合他们来投资的制度框架，或者改变自己的制度，或者通过变通的方式，比如说互联互通。”

以下为发言全文：

这一节的主题是“中国金融开放和世界金融市场”。我想谈几点看法：

第一、从金融开放角度来说，我们要区分开：一个是涉及到资金跨境流动的开放，比如说资本项目管制的放松；一个是国际资本提供专业服务，这实际是服务贸易领域的问题。我们要适当地区分这两方面。资金大规模跨境流动，容易导致短期的压力，但外资机构进来提供专业服务，我觉得从中国改革开放后金融发展的历史看，是利大于弊的。很重要的一点，外资带来专业的经验、竞争的压力，可以极大促进本土金融服务业专业水准的提升。反而是保护比较强、利差非常大的时期，我们的金融业专业能力进展提升比较慢，这是我想讲的第一点。所以，我认为在开放股权、信用评级等方面，大可以再进一步开放。我原来在银行交易协会评级专业委员会做主任，开始研究一点评级，我就发现经济在调整，银行不良率在上升，我们的发行人和发债的评级反而逆势而上，发行的评级越来越高，没有体现经济结构调整的成本。我那时候特别希望，有更多独立、专业的服务机构，形成多元化竞争格局，提升本土专业能力。

第二、金融开放要看发展阶段。原来在中国经济起飞的时期，主要任务是吸引外资，所以外资流入就行了。当时资本项是否开放，金融市场是否开放，其实意义不大。那个时候的开放是直接投资占主导，制造业占了主导。在那个发展阶段，资本项目开放程度低一点，或是金融服务业低一点，好像影响不是太大。

目前中国处于什么发展阶段呢？

从国际收支角度看，我国人口结构迅速老龄化，储蓄率相对降低，迫切需要为宏观经济提供新的平衡力量，那就是资本项目的流入平衡中国的经常项目的贸易和经常项目的盈利甚至是逆差。新的发展阶段的国际收支周期和特征，更加需要金融开放。另外，目前中国从制造业追赶型、工业化城镇化的阶段，转向了创新服务业，产业链全球布局。为了减少贸易摩擦带来的冲击，很可能总部放在广州，加工制造环节放在东南亚，这个时期更加需要金融开放。我们开放要有一个评价的标准，服务特定的发展阶段。如果我们企业还是有严格的资本管制，本来在广东实力很强的一家企业，但在越南设厂时钱出不去，要在当地借款，信用出不去，无法参与当地的融资。如果还是传统的金融服务没有竞争，融资结构无法调整，怎么去支持创新？

所以我的第二点想法就是，金融开放要结合特定的发展阶段，以及特定发展阶段企业实际金融需求，而当下是企业自己需要金融开放。

第三、开放的模式。无非三个路线：请进来，走出去和互联互通。请进来的意思是外资到中国内地来投资，走出去就是国内的资金进行海外配置，互联互通就是沪港通、深港通和债券通跨境和封闭投资的渠道。比如说广州的一位投资者进行海外投资，就有三种模式：胆子大、风险承担能力强，直接拿钱到香港开户；如果不愿意就可以用当地交易的渠道，比如说广东的证券公司开户，直接进行海外的配置；还有就是把外资吸引。

我想补充说，既然当前的重点是吸引外资更多进入中国市场，特别是金融市场增强国际收支平衡能力，那么就要从市场的角度去理解外资的诉求。如果要跨境做投资，但面临非常复杂的审批程序，跟原来不熟悉的交易托管制度，你会去投资吗？要吸引外资就要站在他们的角度，考虑构建适合他们来投资的制度框架，或者改变自己的制度，或者通过变通的方式，比如说互联互通。我自己参与互联互通，因此理解比较深入。我们跟金融机构讨论的时候，实际上就是操作的细则。比如说债券投资，国际投资者不愿意将钱和投的债拿到在岸市场开户和管理，觉得风险太大，习惯于委托独立的第三方的符合国际惯例的名义持有人来替自己持有债券，然后进行收息、交税和利益的保护。这不存在好坏的问题，而是多年形成的交易习惯。如果你不采用这个制度，他们公司里面的风险管理部门和合规部门不同意，即使公司通过了，监管部门不同意，因此就做不来。但可以海外部分用名义持有人报自己的监管部门和合规部门同意，国内部分沿用中国国内的交易习惯，在香港实现对接。这个背后体现的智慧就是，既然要吸引外资，就要站在外资的角度去理解它投资涉及到不同环节的诉求。从开户、交易、结算、托管到利润汇回，各个环节便利才能吸引海外投资者，否则对方就会观望。（完）

文章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2019年10月28日（本文观点仅代表作者作为一位研究人员个人的看法，不代表任何机构的意见和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