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出现的经济增长放缓，仅仅是宏观紧缩政策下短期的周期性回落，还是反映了中国经济中长期增长潜力的下降？综合分析多方面情况，我们的初步结论是，今后几年我国增长速度由高速增长转入中速增长，将是大概率事件。

近一个时期，在物价见顶回落之后，增长速度也在回落。对下一步的经济增长走势怎么看，我认为需要放在中国经济所处增长阶段的大背景下来看。这样就需要提出一个问题：目前出现的经济增长放缓，仅仅是宏观紧缩政策下短期的周期性回落，还是反映了中国经济中长期增长潜力的下降？

中国已经经历了超过30年年均10%左右的高增长，还能持续多长时间？最近我们对有关的国际经验作了些研究。二战以后日本、韩国、德国、我国台湾等成功追赶型的经济体，都曾经历了二、三十年的高增长阶段，在人均收入达到11000国际元（是一种国际公认度较高的购买力平价指标，不是现价美元）左右时，几乎无一例外地出现增长速度的“自然回落”，回落幅度在30%～40%，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入中速增长阶段，如二十世纪60年代中期的德国，70年代初期的日本，90年代后期的韩国等，表现出很强的规律性。中国人均收入在2010年接近8000国际元，如果继续保持目前的增长速度，将会在今后两三年也达到11000国际元水平，进入增长速度下台阶的时间窗口。综合分析多方面情况，我们的初步结论是，今后几年我国增长速度由高速增长转入中速增长，将是大概率事件。

回头看目前增长速度回落的性质，是不是这种增长速度的阶段性变化已经开始？今年以来的几个迹象很值得关注。

一是基础设施投资在总投资中的比重持续下降。在我国的总需求结构中，消费增长总体上是稳定的，进出口有较大波动，高增长主要依赖于高投资。在投资中，过去一些年，基础设施占比近30%，房地产占比25%左右，设备投资占比30%左右，此三项可以解释85%左右的投资增长。基础设施投资由2009年的31.2%降到今年的23%左右，房地产若没有保障房投资增加，也难以保持目前的增速，而设备投资也在较大程度上依赖基础设施和房地产投资。

二是今年以来东南沿海几个经济大省市，包括广东、江苏、山东、浙江、上海、北京等，增长速度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上海的投资甚至出现负增长。这几个省市占全国GDP总量的比重接近一半。这是过去未曾有过的。从逻辑上说，如果全国增长速度出现阶段性变化，应该先从发展水平较高的东南沿海地区开始。

三是近期人们对地方融资平台和房地产风险的担忧，很大程度上反映的是对这些领域中长期投资回报潜力的担忧。

当然，增长速度平台下移的具体时间和方式有一定的不确定性。我们的初步判断是，这个过程有很大的可能已经开始。

由高速增长转入中速增长，意味着中国经济增长阶段进入了转换期。这是正常现象，体现了经济增长的规律。

由高速增长转入中速增长，意味着中国经济增长阶段进入了转换期。这是需要认真思考和对待的事情。对这件事情首先要有正确的认识。

第一，这是正常现象，体现了经济增长的规律。从国际经验看，如果我们能在人均11000国际元水平上增长速度“自然回落”，是顺利度过工业化高速增长阶段的成功标志。

第二，这是潜在增长率的下降，不同于我们有时说的对增长速度的主动调控，不是说我们想让它高起来就能再高起来的。

第三，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入中速增长，比如说由10%左右降到6%～7%，从国际范围讲，仍然是不低的速度，如果能将这样的速度保持一二十年，中国将会避开不同类型的“中等收入陷阱”，成功跨入高收入社会，是一件很好的事情，是下一步应当努力追求的目标。也就是说，如果平稳地转入中速增长期，我们仍然有理由对中国经济前景保持乐观。

在这样的背景下，对明年经济增长有三点想法。

一、从国际经验看，增长速度下台阶，有比较平缓的，也有短期内大幅下滑的。我们应当争取的是平缓回落，稳增长仍然是明年乃至今后几年重要的政策目标。这里需要避免两种情况，一种是继续保持过去的增长预期和思维定势，采取一些措施试图恢复到过去的高增长水平，将会适得其反。上世纪80年代日本政府曾做过这样的努力，不仅没有提高速度，而且引发了严重的资产泡沫。此种教训需要记取。另一种情况是进入增长阶段转换期后，增长的不确定性和脆弱性增加，有点内外冲击，就可能出现短期内的大幅下滑。出现这种情况将会引出新的风险。明年的经济增速比今年可能还会有所回落，但仍有可能保持8.5%的增长。

明年的物价水平将会有所回落，但中期的通胀压力仍不能低估。因为目前通胀的特点是成本推动型的，推动成本上升的因素，如劳动力成本、农产品和服务价格上涨是趋势性的，也有合理性；受管制的能源价格等的改革，也需要一定空间。所以，我们今后一段时间可能还不得不被迫提高对较高物价水平的承受能力。当然，政府要采取针对性措施减少物价上涨对低收入群体的冲击。

二、要把防控风险放到比以往更加重要的位置上。过去讲经济不可持续，但事实上一直持续增长，因为高增长本身具有化解或推后风险的性质。当进入转换期后，一方面过去的风险可能包不住了，同时也会出现新的风险。明年应当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注重防控风险。具体说有以下几个方面的风险，一是地方融资平台集中还本付息期的风险；二是房地产价格大幅波动的风险；三是增长放缓后部分行业产能过剩出现大面积亏损的风险，近期钢铁等行业的情况值得关注；四是已经露出苗头的民间借贷和影子银行资金链断裂的风险；五是国际经济再次下滑对我国经济冲击的风险，9月份出口较大幅度回落后的态势需要继续观察。

三、由高速增长转入中速增长，意味着增长动力的转换。需要通过改革，实现经济增长由低成本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的转变。从国际经验看，向创新驱动转变有两大威胁，一是资产泡沫，一是大垄断企业、大利益集团对市场机会的垄断。这两个问题在中国都存在，某些方面相当严重。下一步必须深化改革，重点解决资金和其他资源向实体经济、向创新和产业升级、向中小企业流动的问题，主要办法是放宽准入，尤其是基础产业和服务业的准入，鼓励和加强这些领域的竞争，为中国经济转入新的增长阶段提供动力和需求空间。

作者：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刘世锦 来源：《中国经济时报》2011年11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