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历来就有治史、学史、用史的传统。中国共产党在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过程中，一贯重视对历史经验的总结和运用。当前，在世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的新形势下，我们要做好工作、推动发展，更加需要重视学习历史知识，从中汲取营养和智慧，不断提高认识能力和精神境界。学习历史知识，不仅要学习中国历史，还要学习世界历史；不仅要有深远的历史眼光，还要有宽广的世界眼光。今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教育部公布了新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2011年）》，世界史升级为一级学科。这是中国几代世界史学者长期努力的结果，也是当今时代和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需要，同时对我国世界史学科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加强我国世界史学科建设，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加强我国世界史学科的史学史研究。
世界史学科建设需要相应的史学史研究
作为一级学科的世界史，不仅应有自身的理论和方法、有反映学科发展方向的标志性课题和示范性成果、有一支在国内外学术界有广泛影响的研究队伍和学术带头人，而且应有对世界史学科的学术史即史学史的深入研究。没有对学科自身发展的学术史有深入研究的学科，不是完整的、现代意义的学科。因此，世界史要成为名副其实的一级学科，摆在我们面前有许多重要的事情要做，而加强我国世界史学科的史学史研究应是其中的重要方面。
20世纪以来，海内外已有多部《中国史学史》问世，但令人遗憾的是，无论是多卷本或单卷本的《中国史学史》，包括高校的《中国史学史》教材，都没有涉及中国的世界史研究，似乎在中国历史学发展进程中从来不曾有中国学者进行过世界史研究，这显然与事实不符。事实上，中国的世界史研究所取得的成就令人瞩目，一系列重要成果在国内外有着广泛影响，已成为中国历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史学史，顾名思义应该就是中国历史学的历史，这自然应该包括中国学者有关世界史研究的内容。今日之世界史研究与昨日之世界史研究不能割裂，时间的流逝并没有消解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相反，某些问题经过时间的积淀会认识得更完整、更清楚。因此，积极开展我国世界史学科的史学史研究，对世界史学科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例如，通过对我国世界史学科发展历史的梳理，可以在考实的基础上，具体分析我国世界史研究的突出特点及某些规律性的内容：通过对19世纪中叶救亡图存和中国世界史研究的萌生、甲午战争之后的外国亡国史研究、辛亥革命时期外国革命史和建国史的编译、20世纪上半期西方史学理论和历史哲学的介绍、唯物史观传入对中国世界史研究的深刻影响，以及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世界史研究日新月异的发展等的研究，人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国世界史研究的主流，从不曾脱离时代的主题，而是与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脉搏一起跳动。中国世界史研究的突出特点是关注现实，努力做到历史感与现实感的结合，在不同时期的世界史研究中都表现出鲜明的时代精神。
中国的世界史研究具有自己的理论成就
对于中国的世界史研究，长期以来存在这样一种偏见，即认为中国的世界史研究没有自己的理论与方法，更谈不上自己的理论体系，谁一提体系问题，谁就是“瞎胡闹”，似乎只能仰人鼻息才是正道。对于这种偏见，只要我们回顾一下中国世界史研究的发展历程，去研究它的史学史，其荒谬就不言自明。
早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李达、瞿秋白、恽代英等中共早期领导人，就开始用唯物史观分析中国和世界的历史。1919—1920年，李大钊在《新青年》等刊物上发表《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史观》、《研究历史的任务》、《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等，不仅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诞生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而且对中国的世界史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直至今日。
在我国的世界通史研究中，有三部标志性的著作，足以说明中国世界史研究的理论成就以及什么是中国世界史研究的理论体系。其一,周谷城所著的《世界通史》3册，1949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这部著作参阅外文资料达100多种，但旗帜鲜明地批判了“欧洲中心论”。周谷城说：欧洲通史并非世界通史之中心所在。欧洲学者著世界通史，偏重欧洲，情有可原；且15世纪以后，欧洲人在世界各地本也非常活跃。但15世纪以前，所谓世界活动，几乎只限于亚、欧、非三洲之间，因此我们断不能忽视亚洲及欧亚之间的活动。其二，吴于廑、齐世荣主编的《世界史》（6卷本），高等教育出版社在1992—1994年出版。吴于廑基于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在该书的《总序》中重申了他在《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历史卷》“世界历史”（1990年）一文的基本观点：人类历史发展为世界历史，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这个过程包括纵向发展和横向发展两个方面。既然历史在不断的纵向和横向发展中已经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成为世界历史，那么，研究世界历史就必须以世界为一全局，考察它怎样由相互闭塞发展为密切联系，由分散演变为整体的全部历程。其三，齐世荣任总主编的《世界史》（4卷本），2006年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编写者首先彻底摒弃了所谓“当代人不写当代史”的陈规旧说，下限写到“千年交接的世界”，主要内容包括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集团化、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等。关于“社会形态的更迭”这个被搞乱了的重大理论问题，齐世荣在《前言》中深入浅出地作了马克思主义的阐释：马克思主义把人类历史发展的诸阶段区分为原始公社制、奴隶制、封建制、资本主义制和共产主义制几种生产方式和与之相应的几种社会形态。但不是所有民族、国家的历史都一无例外地按照这个序列向前发展。有的没有经历过某一阶段，有的长期停顿在某一阶段。人类历史由低级社会形态向高级社会形态的更迭发展，尽管先后不一，形式各异，但这个纵向发展的总过程仍然具有普遍的、规律性的意义。之所以认为这三部著作是“标志性”的，是因为这些著作是中国世界史研究长期积累的产物，凝聚了几代中国世界史学者的心血，同时汲取了西方和苏联史学的有益内容，又和“欧洲中心主义”、“大俄罗斯主义”等划清界限，与我国其他世界通史性著作相比，取得了重大进展。如果脱离我国世界史学科发展的历史孤立地去看这三部著作或某一部著作，对其认识往往会有就事论事的局限。只有将它们放在我国世界史研究的长河中，才能看清其价值所在。
世界史成为一级学科后，其重要研究方向之一是史学史研究，但切不可误认为这一研究只与外国史学家的研究成果有关，而将中国世界史学者的研究成果排除在外。应该明确，对中外史学家的世界史研究成果，都可以而且应该从史学史的层面进行研究。中国的世界史学者更应该从仅仅关注外国史学家研究成果的局限中解放出来，大力开展与我国世界史学科建设息息相关的史学史研究，这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几代中国世界史学者的丰硕研究成果以及当代中国世界史学科的迅速发展，是加强我国世界史学科史学史研究的宝贵资源。相信随着我国世界史学科史学史研究的不断深化，我们对中国世界史研究的发展历程、理论成就等会有更清醒的认识，而这又必将推动我国世界史学科建设取得更大的成绩。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史学理论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