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护法运动引起的南北战争，在湖南激战正酣；北方，安福俱乐部成立，议会民主沦为北洋政客的玩物；南方，军阀们成立了新政府“西南各省联合会”，孙中山无处立足，黯然离开了广州；梁启超一班“社会中坚”们兴奋万分，因为中国刚刚在一战中对德宣战，而德国已经正式宣布战败；青年们则满心焦灼，一个叫毛泽东的青年发了奇想要在岳麓山下搞无政府主义试验，一个叫鲁迅的医学院肄业生满怀愤懑地在《新青年》上刊发《狂人日记》；一个叫李大钊的青年则开始预言“社会主义旗帜一定会插遍全球”……混乱无序的1918年，无所适从的1918年，一个叫作梁济的儒者，有预谋地将自己沉入了北京的积水潭，他说，他对这个民国，失望到了极致。
一个以自杀谴责民国道德沦丧的儒者
1918年11月7日早晨，梁济出门要去好友彭翼仲家，临行前偶然在报纸上读到一段国际新闻，遂与已经做了北京大学哲学教师的儿子梁漱溟闲谈了几句。末了，梁济问他的儿子：“这个世界会好吗？”梁漱溟回答：“我相信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里去的。”
“能好就好啊！”梁济说完就离开了家。
三天之后，梁济留下一篇《敬告世人书》，在积水潭投湖自尽。此时，距离他的六十大寿只剩下四天。许多年以后，梁漱溟回忆起与父亲最后的那次谈话，感慨颇深：
“父子最末一次说话，还说的是社会问题。自从先父见背之日起，因他给我的印象太深，事实上不容许我放松社会问题，非替社会问题拼命到底不可。”
一个坚决的改革家“为清朝而死”
梁济，字巨川，1858年生人，27岁中举，40岁时才踏上仕途，清末民初，先后做过教谕、内阁中书，民政部主事等官职。梁济生前虽然积极参与各种社会运动，也办过报纸，但名声始终局限在京城之内，并无太大的社会影响力。
虽然在自沉后留给世人的遗书中有“此身之死，系为清朝而死”的话，但梁济本人，并不敌视共和，更不是帝制的拥趸。甚至可以说，他在晚清始终是一个积极的改革者，只是时代没有给予他走上改革前台的机会。台湾学者林毓生仔细读过梁济的文章，勾勒过他的生平，得出的结论是：
“梁济并不是一个顽固的反动派，也不是腐儒。事实上，在中日甲午之战以前，他已是一位深切关心中国命运的改革主义者。”——1892年，梁济在日记中表达了他对顽固的清流派士绅的鄙视和对西学的重视：“却有一种为清流所鄙正人所斥者；洋务西学新出各书，深切时事，断不可以不看”；1898年，他又谆谆告诫子弟们要积极出洋求学，“务必以出洋当一件正大要紧之事。勿惜费，勿惮劳，即使竭尽大半家资亦不为过”，也是在这一年，儿子梁漱溟开蒙读书，梁济嘱咐老师不要让他背诵四书，而代之以《地球韵言》；戊戌年的变法，梁济也是赞成的，只是具体的变法意见与康、梁不同，他人微言轻，草拟的变法奏章没来得及上，政变就来了；1902年，为了开启民智，梁济和好友翼仲创创办了北京的第一份白话报纸《京话日报》——这些都是林毓生先生勾勒出来的梁济积极赞成、参与晚清改革的史实，“从上面对梁济在家中和参与公共活动的描述，我们得到的印象是，他是一个坚决的改革家，在许多方面，梁济是站在清季改革运动的前线。这些事实并没有使我们得到任何轻微——如果清廷被推翻，他将以身相殉——的暗示”，林毓生如此说道。
但是，梁济确实是反对革命的。1911年，梁济得知儿子梁漱溟参加了同盟会京津支部的活动，他告诫了儿子，要求他不要从事颠覆清廷的活动，他的理由是：“立宪足以救国，何必革命？倘大势所在，必不可挽，则畴不望国家从此得一转机？然吾家累世仕清，谨身以俟候天命可已，不可从其后也。”——由此也可见，梁济的反对革命，程度相当有限，虽然不赞成革命，也不愿意自己的儿子参与革命，但并不绝对排斥革命的到来。这种心态，可能代表了晚清绝大部分立宪派人物们的心理，他们绝不愿意自己投身到革命的洪流中去，但倘若革命的洪流汹涌而至，他们也能够接受现实随波逐流。
所以，梁济在遗言中对自己的死，有这样看似矛盾的解释：“此身之死，系为清朝而死。绝非反对共和，而且极赞成共和，因辜负清廷逊让之心，不实行共和爱民之政，故愤慨而死。”
又说：“殉清，其实非以清朝为本位，而以幼年所学为本位，吾国数千年先圣之诗礼纲常，吾家先祖父先父母之遗传与教训，幼年所闻对于世道有责任为主义，此主义深印于吾脑中，即以此主义为本位，故不容不殉。”
又说：“国性不存，我生何用？国性存否，虽非我一人之责，然我既见到国性不存，国将不国，必自我一人先殉之，而后唤起国人共知国性为立国之必要。”
又说：“中国每个朝代灭亡都有人或许多人为之殉，清亡无一人殉，这在历史上是可耻的，既然如此，我来做这件事。”
梁济的死，是近代中国最意味深长的转型事件。
赴死的逻辑：以自杀谴责民国辜负了清廷禅让的美意
梁济对自己的自杀，谋划已久。从其遗书中可以知道，早在民国元年，梁济就曾向神明、父灵起誓殉清，并着手写遗书。但当时并没有马上付诸实施，梁济曾如此解释个中原因：
“壬子癸丑年，余有殉清之心，而念我旧君既以成立最良之民国为心，凡我大小臣工皆当共体此心”——于是就没有去死。
梁济在遗书中很多次提到自己“我为清朝遗臣”，也很多次提到“（清廷若）因禅让而民得安则千古美谈，自与亡国有异”，这些论述背后，存在着这样一个隐秘的逻辑关系：梁济自我定位为清朝的遗臣，认为自己负有殉清的义务；但同时又认为，民国是由清廷禅让而来，若进入民国之后，国泰民安，则可谓千古美谈，如此，清廷的禅让并不等于亡国，自己也就没必要为殉清而去死了。梁济非但不让自己去死，而且也希望其他的清廷遗臣也认识到这一点，要念及清帝“成立最良之民国”的良苦用心，不要随便去死。
从史实上讲，民国当然是抛头颅洒热血革命革出来的。但在梁济心目中，“中华改为民主共和，系由清廷禅授而来，此寰球各国所共闻，千百年历史上不能磨灭者也”，民国是清廷禅让的结果。为什么这么说呢？梁济解释背后的逻辑：
“当时清廷兵力非不能战，只以不忍民生涂炭，故不惜牺牲大位，以统治权移转于民国，原谓此为最良政体，俾国人民共得乂安也。观辛亥冬与南方磋商数十次，皆不忍九夏沸腾、人民痛苦之语，历次诏书具在，即辛亥十二月廿五日最末之诏书亦谆谆属望大小臣工共以民生为重，齐心努力佐成民国之太平。”
这种解释，当然不符合史实，清帝退位诏书中虽有大量类似“不忍生民涂炭”的词句，但清廷的退位，却确确实实是在走投无路的情形下作出的决定，并没有“不忍民生涂炭，故不惜牺牲大位”的史实逻辑存在。但对梁济而言，有无史实逻辑并不重要，他作为清廷的臣子，所关心的只是退位诏书的言辞如何描述，诏书是什么逻辑，梁济就认可怎样的逻辑。
梁济在民国元年选择不死，起作用的就是诏书逻辑——不能随便去死，辜负掉皇帝禅让的美意，皇帝的禅让，有可能变成千古美谈，做臣子的必须支持；梁济在1918年选择去死，起作用的也是诏书逻辑，梁济自己如此说道：
“辛亥壬子之间余固欲死矣，然彼时若死，则纯然为清朝亡国，目的太小；且旧君以政权移转民国，深望民国能善治。余尚未观察明白民国是何景象，余心所欲告世人之言亦未说明，万不容糊糊涂涂牺牲此身。现在都清楚了，今日死之题目曰：辜负清廷禅让之心，不实行共和爱民之政。”
1918年，在观察了民国7年之久后，梁济终于得出了他的结论：民国辜负了清廷禅让的美意，没有实行“共和爱民之政”，清廷的禅让失去了它的历史价值，所以，清廷“亡于权奸乱民之手”，梁济决意要以自己的死，一则殉清，二则谴责民国辜负了清廷的美意，三则唤醒世人重建社会道德。
误入歧途的转型：社会达尔文主义肆虐中国
梁济的死，是为了清朝，其实也是为了共和——他不是帝制的拥趸，自始至终他都对袁世凯表示出极大的蔑视，尤其反对他称帝的阴谋；他也不是真正的满清遗老，1917年张勋入京复辟，梁济写了好几封长信给张勋，竭力劝说他放弃复辟的计划。然而共和进行到第七个年头时，遍地狼烟，政局混乱，满眼皆是道德的沦丧，梁济终于彻底对共和丧失了期望。
《伏卵集》中记录了许多梁济对民国政治的亲身见闻，这些见闻绝大多数都让人心灰意冷，譬如对议员们的印象，梁氏如此记载：在前门火车站，每当召开国会期间，各省议员纷纷下火车时，各政党工作人员就会在火车站前，树立起本党招待处的招牌，竭力拉刚下火车的议员们住到本党安排的招待所中去。梁济说，各党拉扯议员的样子，就像“上海妓女在街头拉客人”。那些议员们前呼后拥先住到甲党招待所，得到各种好处与红包，承诺投该党的票，然后再住到乙党招待所，再拿一份好处与红包，并答应投该党的票，拿到所有的好处后，最后投了自己的票。
梁济当然也承认，风俗的败坏并不是从民国开始的，早在清末就已然如此。但梁济对一个崭新的民国，是抱有强烈的期待的，“若民国有人提倡正义，注重民生，渐渐向好处做去，则世道有人补救维持，不至于黑暗灭绝”，但现实无情地粉碎了他的期望，“奈民国以来，专尚诡谋，不由正义，自上下下，全国风行，将使天理民彝丧失净尽，至全国人不知信义为何物”。
如此，梁济觉得自己只好去死，希望通过自己的死，“唤新国之人尚正义而贱诡谋, 然后旧国性保存一二”；故而，梁济又如此重新定义自己的死：“虽可以谓之殉清，亦可以谓之殉中国”。
虽然梁济在遗书中不断谴责民国的政治败坏和道德沦丧，但总体看起来，涉及具体政治的抨击并不多，更多的哀叹都是针对新旧文化转型而发——最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不能接受新文化运动中的“家庭解放”，梁济说：
“今世风比二十年前相去天渊，人人攘利争名，骄谄百出，不知良心为何事，盖由自幼不闻礼义之故。子弟对于父兄，又多有持打破家族主义之说者。家庭不敢以督责施于子女，而云恃社会互相监督，人格自然能好，有是理乎？”——1918年的中国，新文化运动如火如荼，许多的青年，正热衷于“冲破封建家庭的枷锁”；家长们受社会流行风气波及，也放任子女到社会上去，在家中则“不敢以督责施于子女”。梁济对此是不以为然的。
但梁济似乎并没有意识到民国社会风气败坏的根源所在。《东方杂志》主编杜亚泉早在1913年，就已经看到了梁济在1918年所看到的一切，杜氏说：
“今日吾国之社会中，亟亟焉为生存欲所迫，皇皇焉为竞争心所趋，几有不可终日之势。物欲昌炽、理性梏亡，中华民国之国家，行将变成动物之薮泽矣。”
相对于梁济苦苦纠缠于社会道德崩溃的表象，杜亚泉的观察力要敏锐得多，他已经窥见了中国在短短十数年间，从礼仪之邦变成“动物之薮泽”的根源。杜氏说：自19世纪后半期，欧美开始流行一种极危险的唯物主义，这种主义与达尔文的进化论纠缠在一起，东渡输入中国之后，最开始表现为富强论（洋务运动），后来变成“天演论”（维新运动），这种学说认为物质万能，以弱肉强食为天则，中国的知识分子自清末开始，广泛受到这种学说的影响。杜氏认为：把中国从礼仪之邦变成“动物之薮泽”的，就是这种“社会达尔文唯物主义”。杜氏说：
“物质主义深入人心以来，宇宙无神，人间无灵魂，惟物质力之万能是认，复以残酷无情之竞争淘汰说，鼓吹其间。一切人生之目的如何，宇宙之美观如何，均无暇问及，惟以如何而得保其生存，如何而得免于淘汰，为处世之紧急问题。质言之，即如何而使我为优者胜者，使人为劣者败者而已。如此世界，有优劣而无善恶，有胜败而无是非。道德云者，竞争之假面具也，教育云者，竞争之练习场也；其为和平之竞争，则为拜金主义焉，其为激烈之竞争，则为杀人主义焉。”
这种“物质主义”，在晚清，一度表现为洋务运动的富强论；后来则表现为维新运动的进化论；再后来，进入民国，则变成了赤裸裸的金钱主义，一切政治活动，都必须依靠金钱推动和运转。杜氏已经敏锐地看到了自晚清以来，国人的人生观、价值观乃至历史观，早已随着西方“社会达尔文唯物主义”的引入，而彻底发生了改变。这种“人心”的巨大改变，才是民国物欲横流的根源。杜氏在1913年悲观地预测道：
“物质竞争之社会中，而欲构成真正之共和国家，发生真正之立宪政治，吾知其决无是理也。”
1918年，梁济用他的死，证实了杜氏的预测。只不过梁济眼界有限，见不到民国的物欲横流，是自洋务运动以来，“社会达尔文唯物主义”泛滥成灾的结果；而误将其归罪于民国本身。尽管梁济为这场自民国元年开始的漫长自杀作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唯恐后人误解自己的死的意义，而写下了大量的《敬告世人书》——但其结果，并未在1918年造就多少大的社会影响。积水潭的涟漪，唤醒不了国人；因为梁济自己也没能找到国人道德沦丧的根源。
结束语
民国初年，个人主义在中国广泛蔓延，梁启超有过一声惊呼：“今举中国皆杨也……呜呼，杨学遂亡中国！杨学遂亡中国！”——梁启超应该感到羞愧，因为正是他，在晚清曾竭力鼓吹杨朱之学，鼓吹“人人不拔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 大呼要“以杨朱之学救中国”。梁启超错误地以为，中国古代的杨朱式的私利主义，就是西方的个人主义。在梁济的死因里，少不了也有梁启超这种画虎不成反类犬的“个人主义”因素。
不过，如果梁济对历史稍稍多一点信心的话，1918年他本是可以不必去死的——这一年的11月16日，也就是在梁济去世后一个星期，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庆祝协约国胜利的大会上，蔡元培代表中国的知识分子兴奋地宣布：“黑暗的强权论消灭，光明的互助论发展”，弱肉强食强权至上拜金主义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被知识分子们抛弃了，他们接受了新的西方思想——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
“（从前讲优胜劣败、弱肉强食）从今以后都晓得这话大错。知道生物的进化，不是靠着竞争，乃是靠着互助。人类若是想生存，想享幸福，应该互相友爱，不该仗着强力互相残杀。”
如果听到了这些话，梁济还会自杀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