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强人政治回潮是当前世界政治中的重要现象。强人政治的核心是具有显著卡里斯玛型权威的政治领袖，他们具有改变现有政治组织和政治制度的强烈意愿和能力，从而在其执政期间改变政治精英结构和国家政治体制。政治领袖要成就强人政治，可以诉诸两种动员能力，即社会动员力和政体动员力。同时，政治领袖也必须面对两种环境约束条件，即政党组织和政体制度。其中政党组织既对政治领袖构成组织约束，也是政治领袖的动员能力的重要来源。使用基于动员能力的类型学分析框架，可以对世界政治中较为典型的强人政治案例进行比较研究，以阐释强人政治的多样性。
关 键 词：强人政治 卡里斯玛型权威 动员能力 组织—制度约束
作者简介：张汉，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北京 100029
在2016年的美国总统大选中特朗普意外当选，引发世界各国重新审视强人政治现象。强人政治现象“古已有之”，无论是西方的凯撒大帝还是东方的秦始皇，叱咤风云、战功卓著的帝王都被视为强大国家的象征，使得前现代的政治生活时常带有显著的强人政治色彩。近代以来，虽然政治民主化成为时代潮流，但是在各民族国家之间进行激烈的军事和经济竞争的大背景下，强人政治持续发展。二战期间的世界政治达到了强人政治的顶峰，当时的世界政治几乎就是由轴心国的希特勒、墨索里尼、东条英机以及同盟国的斯大林、罗斯福、丘吉尔和蒋介石这几个政治强人决定的。然而二战之后，随着雅尔塔体系的确立、世界各国对两次世界大战的反思以及第二波乃至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推进，强人政治由于与独裁统治的密切联系而越来越成为一个负面概念。比如有学者认为，威权政治的核心是在“整体号召机制”下施行“强人政治”。①虽然强人政治仍然出现在此前尚未实现民主化的很多国家中，比如李承晚、朴正熙、全斗焕当政时期的韩国，但是人们认为强人政治是终将被民主政治所取代的“非正常现象”，而强人政治出现在西方自由民主国家中，人们认为这既是不能接受的也是不可能的。
在俄罗斯极力融入西方世界而不得的情况下，普京的横空出世为世界政治中的强人政治现象开启了新篇章，强人政治在冷战结束之后再次走向世界政治的舞台中央。雅尔塔体系终结之后，世界秩序仍在重塑过程中，全球性经济危机和非传统安全问题的频发，更是为世界政治增加了大量不稳定因素，这都成为诱发强人政治回潮的原因。今天，除了普京之外，埃尔多安、莫迪、特朗普甚至安倍晋三、杜特尔特也都被认为开启了本国的强人政治新篇章。②而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对于世界政治中的强人政治来说更具独特意义，因为此前人们普遍认为强人政治是与西方自由民主国家绝缘的，而素以口无遮拦、挑战各种“政治正确”著称的特朗普居然能够在自称民主灯塔的美国当选总统，使得人们突然发现强人政治离西方自由民主国家原来近在咫尺，并且美国正在强人政治模式下影响世界政治的走势。
那么，在这样一个新强人政治时代，有一些核心的问题需要更为学理化的回答：什么是强人政治？强人政治何以可能？强人政治面临哪些环境约束条件？基于政治社会学的学科视角，本文将从动员能力与组织—制度约束两个维度出发对强人政治模式进行理论分析，并结合当前世界政治中的强人政治案例进行比较研究。
一、什么是强人政治？
研究强人政治现象，首先需要问的问题是：什么是强人政治？强人政治的核心是政治强人，围绕他们，一国的政治体制进行较为显著的调整和重塑。那么，政治强人为何能够“强”？
从政治社会学的视角出发，笔者借用马克斯·韦伯的卡里斯玛型权威概念诠解这一问题。卡里斯玛型权威来源于领袖超凡的个人魅力，具有强烈的个人英雄主义色彩。一方面，卡里斯玛型权威既无法剥夺也无法模仿，只能由领袖个人行使这一权威，而较少依附于外在的组织和制度；并且卡里斯玛型权威往往致力于改变乃至摧毁现有的组织和制度，表现出强烈的革命性。另一方面，卡里斯玛型权威难以传承，往往随着领袖离开权力中心而消散；但是领袖在摧毁现有组织和制度的过程中所建立的新的组织和制度，或者是非正式的组织和制度工具，则有机会逐渐常规化、程式化，从而演变为稳定的组织和制度形态，作为卡里斯玛型权威的遗产而长期存在。③
如果把强人政治看作是卡里斯玛型权威的表现形态，那么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强人政治：强人政治是这样一种政治形态，政治权力的获取和行使围绕具有显著卡里斯玛型权威的政治领袖而展开，即政治领袖具有改变现有政治组织和政治制度的强烈意愿和能力，从而在其执政期间改变了政治精英结构和国家政治体制，甚至改变了整个社会结构，使得整个政治体制乃至社会结构都打上了政治领袖的强烈个人印记。在现代政治条件下，除了少数君主制国家、政教合一国家和部落政治国家之外，政治精英结构在大多数国家往往表现为政党政治，包括党内和党际两个方面的政治竞争与合作关系。因此，强人政治所致力于改变的政治组织，主要是其所在政党的党内政治以及包括其所在政党和其他政党的整个政党体制；而强人政治所致力于改变的政治制度，即是国家政体形式。
二、动员能力与组织-制度约束：一个分析框架
相比于理解何为强人政治，更重要的问题是解释强人政治何以可能，即强人政治的社会和政治基础是什么？在强人政治模式中，面对既有的组织和制度约束，具有卡里斯玛型权威的政治领袖是如何突破约束并推动变革的？政治领袖必须进行广泛的社会和政治动员，从而让上至政治精英、下至普通民众都广泛参与到自己所倡导的变革之中。因此，政治领袖的超凡个人魅力在现实中必须具体化为超强的动员能力，才能取得实效。具体来说，政治领袖要成就强人政治，可以诉诸两种动员能力，即社会动员力和政体动员力。同时，政治领袖要成就强人政治，也必须面对两种环境约束，即组织和制度。
那么，如何具体理解政治领袖面对组织-制度约束而发挥的社会动员力和政体动员力？政治领袖的社会动员力，是指政治领袖以各种手段劝说和强制各种社会群体和社会组织支持和参与自己所倡导的变革，尤其是支持和参与自己发起的针对现有政治组织和政治制度的变革。社会动员力是政治领袖借助正式政治体制之外的力量而变革正式政治体制的能力。政治领袖要建构自己的社会动员力，就必须借助现有的社会结构中的社会分野，把一部分社会群体和社会组织充分动员起来成为自己忠实的支持者，从而使他们一方面支持政治领袖变革正式的政治体制，一方面反对社会结构中与其对立的其他社会群体和社会组织。根据韦伯的观点，根本性的社会分野，既包括依据经济地位而划分出的阶级，也包括依据认同而划分出的身份群体，诸如地方群体、族群和宗教群体。④因此，政治领袖可以借助阶级政治和认同政治进行社会动员以成就强人政治。一般而言，一个国家的社会分野状况赋予政治领袖的政治机会有多大，往往取决于两个因素：该国社会变化的剧烈程度，以及该国社会分化的严重程度。一个国家的社会变化越剧烈，社会分化越严重，该国的社会不稳定性就越高，社会对立状况就越明显，政治领袖就越能够有机会进行高强度的社会动员以服务于自己的强人政治。如果一个国家的社会变化非常缓慢，社会分化不明显，那么政治领袖就很少有机会进行高强度的社会动员。因此为了建立强人政治模式，政治领袖有时候要人为地发起社会变革，对社会结构重新洗牌，使自己获得更多的政治动员机会。当涉及国际事务时，民族主义则成为政治领袖建构社会动员力的利器，政治领袖可以借用民族主义动员本国相当数量的社会群体和社会组织反对实际的或者想象中的外国敌对势力，并变革本国政治体制和国际秩序。国际秩序的变动程度越剧烈，各民族国家之间以及族群、宗教群体等跨国社会群体之间的对立状态越严重，政治领袖就越有机会进行高强度的社会动员以服务于自己的强人政治。如果国际秩序的变化非常缓慢，各民族国家之间以及族群、宗教群体等跨国社会群体之间的对立状态不明显，那么政治领袖就很少有机会进行高强度的社会动员。因此为了建立强人政治模式，政治领袖有时候要发起外交攻势乃至对外战争，试图改变现有的国际秩序，使自己获得更多的政治动员机会。
政治领袖的政体动员力，是指政治领袖以各种手段劝说和强制各种政治精英支持和参与自己所倡导的变革，尤其是支持和参与自己发起的针对现有政治组织和政治制度的变革。政体动员力是政治领袖借助正式政治体制内部的力量而变革正式政治体制的能力。政治领袖要建构自己的政体动员力，就必须借助现有的政治精英结构中的政治分野，把一部分政治精英充分动员起来成为自己忠实的支持者，从而使他们一方面支持政治领袖变革正式的政治体制，一方面反对政治精英结构中与其对立的其他政治精英。如前所述，在现代政治条件下，政治分野往往表现为政党体制，不同的政治精英依据其政治理念差异和争夺权力的现实需要而归属于不同的政党。因此，政治领袖可以借助政党政治进行政体动员以成就强人政治。一般而言，一个国家的政治分野状况赋予政治领袖的政治机会有多大，往往取决于两个因素：政治领袖所在政党的组织稳定性程度，以及该国政体的制度稳定性程度。政治领袖所在的政党和该国政体越年轻，或者由于各种原因而在建立较长时间后又进入剧烈变动时期，其不稳定性就越高，政治领袖就越能够有机会进行高强度的政体动员以服务于自己的强人政治。比如，成就强人政治的政治领袖往往是其所在政党乃至该国政体的创建者。如果政治领袖所在政党的组织稳定性以及该国政体的制度稳定性都很高，那么政治领袖就很少有机会进行高强度的政体动员。因此为了建立强人政治模式，政治领袖有时候要组建新党，对政治精英结构重新洗牌，使自己获得更多的政治动员机会。当涉及国际事务时，跨国政党联盟以及国际组织和盟国关系是政治领袖建构政体动员力的制度结构，政治领袖可以借用上述结构性力量动员自己所在的政党和本国政体反对实际的或者想象中的外国敌对势力，并变革本国政治体制和国际秩序。跨国政党联盟和国际秩序越不稳定，各民族国家之间以及各跨国政党联盟之间的对立状态越严重，政治领袖就越有机会进行高强度的政体动员以服务于自己的强人政治。如果跨国政党联盟和国际秩序非常稳定，那么政治领袖就很少有机会进行高强度的政体动员。因此为了建立强人政治模式，政治领袖有时候要人为地发起外交攻势乃至对外战争，试图改变现有的跨国政党联盟和国际秩序，使自己获得更多的政体动员机会。
政治领袖的社会动员力和政体动员力，即政治领袖的卡里斯玛权威在社会结构和政治体制中的具体化，共同构成了政治领袖的总体动员能力。根据社会动员力和政体动员力这两个维度，可以对政治领袖的模式进行类型学分析(见图1)。图1中显示的四个象限分别代表四种类型的政治领袖，除了Ⅳ型之外，都具有某种程度的政治强人特点。其中Ⅰ型领袖具有强社会动员力和强政体动员力，是典型的政治强人，因此最有可能建立强人政治模式。Ⅱ型领袖具有强社会动员力和弱政体动员力，Ⅲ型领袖具有强政体动员力和弱社会动员力，都不属于典型的政治强人，但是他们如能充分发挥自己所具有的某一方面的强动员能力，也有可能建立强人政治模式。Ⅳ类型领袖具有弱社会动员力和弱政体动员力，因此不属于政治强人，难以建立强人政治模式。
图1 基于动员能力的政治领袖类型学分析
政治领袖在建构自己动员能力的过程中又受制于既有的组织和制度约束。笔者在这里集中分析政治组织和政治制度对领袖的约束，并不否认其他组织和制度比如社会组织和社会制度对领袖的约束力，其实上文在分析领袖的社会动员力的时候，已经隐约提及了社会组织和社会制度对领袖的约束力。一般而言，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已经界定了该国的国家—社会关系，即国家权力的边界在哪里。因此，正式政治体制之外都可以被看作广义的社会。明确了政治组织和政治制度对政治领袖的约束力，对政治领袖的其他形式的约束力则都可以归为广义的社会组织和社会制度的约束力。
政治领袖所受到的组织—制度约束，主要来自于政党和政体两个层次。组织约束在政党层次对政治领袖施加影响，具体是指政治领袖所在的政党组织与政治领袖个人的权力关系。如果政党组织的稳定性很高，政党组织权力巩固并在政党决策中发挥主要作用，那么政党组织对政治领袖的个人权力就会形成比较明显的制约。政治领袖要建构自己的动员能力以成就强人政治，就必须在某种程度上突破政党组织对自己的约束，改变政党组织结构以及政党组织与政治领袖个人的权力关系，使之向着有利于政治领袖个人权力强化的方向发展。制度约束在政体层次对政治领袖施加影响，具体是指本国政体与政治领袖个人的权力关系。如果政体制度的稳定性很高，政体具有较高的自主性并有效运转，那么政体制度对政治领袖的个人权力就会形成比较明显的制约。政治领袖要建构自己的动员能力以成就强人政治，就必须在某种程度上突破政体制度对自己的约束，改变政体制度结构以及政体与政治领袖个人的权力关系，使之向着有利于政治领袖个人权力强化的方向发展。
需要补充的是，对于政治领袖来说，政党组织既对自己构成组织约束，也是自己的动员能力的重要来源。政党组织连接了国家与社会，并使政治领袖在国家与社会中实现“双重嵌入”：政治领袖既是国家权力的塑造者和行使者，也是社会利益的塑造者和表达者。一个稳定的政党组织固然会对政治领袖构成组织约束，同时，政治领袖要建构社会动员力和政体动员力，又必须借助政党这一有效的组织工具来具体实施，这比政治领袖绕开政党组织单枪匹马直接面对社会和政体进行动员的方式要有效得多。政治领袖需要权衡来自政党组织的约束效应和工具效应孰轻孰重。如果约束效应大于工具效应，政治领袖要么脱离本党而组建新党，要么就只能被迫接受政党的组织约束，同时诉诸民粹主义，更多发挥个人魅力与社会和政体直接接触以进行动员。如果工具效应大于约束效应，政治领袖就会继续强化所在政党的工具效应，使之更加围绕自己的卡里斯玛型权威进行意识形态和组织重构。
三、多案例的比较研究
使用在上文中所建立的基于动员能力的类型学分析框架，笔者将结合近年来世界政治中较为典型的强人政治案例进行研究，以阐释强人政治的多样性。所选取的三个典型案例是土耳其的埃尔多安、美国的特朗普和日本的安倍晋三，分别对应图1中的Ⅰ型、Ⅱ型和Ⅲ型领袖。选择这三个案例，一是因为他们较好地对应了三种政治领袖类型，二是因为他们一方面以带有强人政治色彩的方式在本国不同程度实现了政治变革，另一方面由于本国的国际和地区影响力而获得了广泛的国际关注。
(一)埃尔多安
现任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具有强社会动员力和强政体动员力，属于Ⅰ型领袖，是典型的政治强人。他在土耳其成功地建立了强人政治模式，其标志性事件是2017年土耳其通过全民公投修改宪法，改议会制为总统制。
埃尔多安建构自己社会动员力的过程中，对内诉诸伊斯兰保守主义，对外则诉诸民族主义。土耳其共和国自建国以来长期遵循凯末尔主义，主张建立现代共和政体、国家社会主义的经济体制和世俗主义社会，极力清除伊斯兰教的政治和社会影响力。然而在具有深厚伊斯兰传统的土耳其社会，伊斯兰教并不会轻易地退出政治和社会舞台。草根出身的埃尔多安长期在底层社会摸爬滚打，谙熟社会动员的技巧。埃尔多安自2003年首次当选土耳其总理以来，一方面大打经济牌，张开双臂拥抱新自由主义；另一方面则利用土耳其社会对伊斯兰教的信仰和情感需求，推动了伊斯兰复兴运动，从而以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和伊斯兰保守主义意识形态建构了自己的强社会动员力，赢得了土耳其中下阶层和宗教群体的广泛支持。⑤土耳其长期存在凯末尔世俗主义和伊斯兰保守主义之间的意识形态之争，这为埃尔多安进行高强度的社会动员提供了巨大空间。凯末尔主义者的执政失误，比如经济体制僵化、过度压制伊斯兰信仰等，成为埃尔多安进行社会动员的有效素材。埃尔多安的强社会动员力首先体现为其多次成功利用全民公投修改宪法。2007年土耳其通过修宪公投，把总统的产生方式由议会选举产生改为全民直选，从而使总统具备了独立于议会的政治合法性基础。2010年土耳其通过修宪公投，限制了军队和宪法法院的权力，使得正义与发展党领导下的土耳其政府能够更有效地抵制军队和司法机关对行政权力的干预。2017年土耳其通过修宪公投，改议会制为总统制，从而为埃尔多安领导正义与发展党继续长期执政铺平了道路。⑥其次，凭借强大的民意支持，埃尔多安还挫败了军队在2016年发动的政变，基本上终结了凯末尔留下的军人监国的传统，并在政变后借机大规模清洗军队、政府、司法机关、教育界和新闻界中的反对力量，以巩固自己的权力。⑦
在对外政策方面，由于一直寻求加入欧盟而不得，土耳其开始出现“新奥斯曼主义”的战略转向。⑧埃尔多安重新强调土耳其的伊斯兰身份，以奥斯曼帝国的昔日荣光为历史叙事素材，深度介入中东和巴尔干事务，在库尔德问题、叙利亚问题、2017年土耳其未遂政变、旅欧土耳其裔参与土耳其公投和美国牧师布伦森事件等问题上对西方持强硬立场，从而利用民族主义建构自己的强社会动员力，赢得了土耳其民族主义者的支持。
埃尔多安建构自己政体动员力的过程中，则有赖于正义与发展党这一组织利器，并且充分利用了土耳其不稳定的宪政体制所暴露出的制度空隙。正义与发展党由埃尔多安及其政治盟友于2001年共同创建，并由埃尔多安长期担任党主席。在土耳其共和国实行议会制的时期，埃尔多安领导的正义与发展党长期控制土耳其大国民议会，从而使埃尔多安能够连任三届总理，显示出该党较强的组织稳定性和社会动员力。埃尔多安是正义与发展党的创建者和精神领袖，对于埃尔多安来说，年轻的正义与发展党所发挥的工具效应远大于制约效应，这体现为三个事件。一是2002年正义与发展党赢得议会选举时，党主席埃尔多安因为此前被司法机关判决禁止从政5年而无法出任总理。随后土耳其于同年通过宪法修正案，埃尔多安立刻得到机会于2003年参选议会议员并顺利出任总理，时任总理居尔辞职并改任副总理兼外交部长。⑨二是2014年埃尔多安担任土耳其总统，达乌特奥卢担任土耳其总理兼正义与发展党主席。由于两人政见不合，达乌特奥卢被迫于2016年辞去上述职务，改由忠实执行埃尔多安路线的耶勒德勒姆继任。⑩三是2017年修宪之后，土耳其允许总统保留党籍，此前根据宪法规定的政党中立原则已经于2014年退出正义与发展党的时任总统埃尔多安重新入党，并在该党随后召开的特别代表大会上重新当选党主席。上述三个事件都说明，埃尔多安一直牢固掌握正义与发展党真正的大权，党的组织权力并不对埃尔多安的个人权力构成根本性的制约。
土耳其虽然在中东地区相对较为成功地实现了民主化和世俗化，但是其宪政体制仍然很不稳定，表现主要有两点：一是凯末尔所遗留的军人监国传统造就了不稳定的军政关系。二战后的土耳其发生过五次政变，除了2017年的政变未遂之外，其余政变中军队都推翻了当时的文官政府。(11)二是土耳其宪法的频繁更替和修改。土耳其共和国自建国以来颁布过四部宪法。目前正在使用的1982年宪法至今已经被修改过17次，平均每2年就修改一次。该宪法共有177条，其中113条都被修改过，(12)修改率高达64%，涉及议会制改总统制等重大变革。土耳其不稳定的宪政体制没有给埃尔多安形成很有效的制度约束，反而为埃尔多安建构政体动员力提供了大量制度空隙。在对外政策方面，埃尔多安建构政体动员力的过程中所涉及的制度结构主要是欧盟和北约。埃尔多安在担任总理期间极力争取土耳其加入欧盟，并且以建立欧盟标准为理由，通过修宪等手段打压军队和司法机关的势力，强化自己所领导的文官政府的权力。(13)但在土耳其加入欧盟的努力不断受挫的情况下，埃尔多安又转而把欧盟描绘成排斥和敌视土耳其的负面形象，以此论述土耳其“向东看”战略的合理性。土耳其同时利用其北约成员国的身份所获得的北约集体防御的保护伞，在一些重要事件上对俄罗斯和以色列持强硬立场。
(二)特朗普
现任美国总统特朗普具有强社会动员力和弱政体动员力，属于Ⅱ型领袖，是非典型的政治强人，给美国政治带来了某种程度的强人政治色彩，其标志性事件就是2016年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
特朗普在建构自己社会动员力的过程中，对内诉诸白人保守主义，对外则高举“美国优先”的反全球化大旗。自民权运动以来，种族平等、文化多元已经在美国成为坚不可摧的政治正确原则，非白人族裔的社会和经济影响力与日俱增，加之其人口出生率的优势和仍在大量涌入的新移民，使美国中下层白人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危机感。经济全球化不但造成了全球范围内日益加深的贫富分化，也使得美国中下阶层失去了大量制造业就业岗位，财富高度集中在华尔街、硅谷等金融、科技精英手中。特朗普正是利用了美国中下层白人的这种危机感和不满情绪，以限制移民、在美国—墨西哥边境建造隔离墙、把制造业带回美国为素材，把普通美国人描述成“我们”，而把金融和科技精英描述成支持建制派政治家的“他们”，成功建构了自己的强社会动员力，使得美国中下层白人成为特朗普的忠实拥趸。(14)
在对外政策方面，特朗普把美国的众多经济社会问题归咎于全球化，认为全球化引发大量制造业转移到中国等后发国家，而美国中下阶层则丧失了大量的制造业就业岗位；同时美国又大量接收了移民，他们在美国国内与美国人争夺就业岗位；全球化还给美国带来恐怖主义威胁，特别是来自伊斯兰世界的威胁。特朗普的“美国优先”原则，实际上就是美国版的民族主义，甚至带有某种白人种族主义的色彩。这帮助特朗普建构了强社会动员力，获得了美国白人保守主义者和部分反全球化主义者的支持。
特朗普的政体动员力则相形见绌，受到较为明显的组织—制度约束。相比于埃尔多安的正义与发展党，特朗普的共和党从来都不是特朗普的组织利器，只是共和党的组织结构较为松散，所以也并未对特朗普形成过于强大的组织约束。共和党是拥有160多年历史的老牌政党，组织稳定性较高。而特朗普在竞选总统之前从未有从政经历，在共和党内完全没有任何根基。在竞选总统的过程中，特朗普始终受到共和党建制派的质疑。只是由于特朗普超强的社会动员力所赢得的巨大选民支持，共和党建制派在竞选中后期才转而支持特朗普。加之共和党的超级代表在初选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远远小于民主党的超级代表，(15)比民主党更为民主，因此特朗普免遭桑德斯在民主党党内初选时被超级代表选票选下去的命运。因为共和党对于特朗普的工具效应不明显，制约效应反倒很突出，所以特朗普在社会动员过程中经常绕开共和党组织而直接与选民沟通，充分发挥自己的媒介影响力和煽动能力，表现出某种民粹主义特征。(16)在商场如战场的商人生涯中，特朗普投资选美、脱口秀等电视节目，谙熟如何有效利用媒体达到商业目的，在竞选过程中也充分利用电视等媒体发起宣传攻势。(17)在竞选过程中和当选总统之后，特朗普还非常善于利用推特这一新媒体直接与美国民众沟通，开创了所谓“推特选举”“推特治国”的新模式。(18)
如果说特朗普受到共和党的组织约束还不是很大的话，那么特朗普担任总统以来所受到来自美国宪政体制的制度约束就大得多了，这与埃尔多安所处的不稳定的土耳其宪政体制有本质性区别。美国自建国以来就建立了标准的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体制，南北战争后联邦政府与州政府的权力关系也稳定下来，因此美国政体中横向和纵向的权力制衡机制都较为完备，具有高度的制度稳定性。美国政体的制度稳定性还表现在宪法的稳定性上，美国于1787年制定的宪法沿用至今，在200多年的历史中只以增补宪法修正案的形式进行过27次修改，平均每八年半增补一个宪法修正案。在这样高度稳定的政体之中，特朗普的执政可以说是备受掣肘。上任总统伊始，特朗普就于2017年颁布“禁穆令”。但是该行政命令很快被美国联邦地区法院和巡回上诉法院冻结，为此美国司法部上诉至联邦最高法院才最终获准继续执行该命令。加利福尼亚州更是与特朗普唱对台戏，通过州立法宣布加州自2017年开始正式成为非法移民“庇护州”。(19)特朗普随后签署行政命令，停止向旧金山等非法移民庇护城市提供联邦资金援助，这又引来旧金山市向美国联邦法院起诉特朗普违宪。2018年底至2019年初，为了兑现竞选承诺之一的美墨边境隔离墙，特朗普与民主党控制的众议院展开拉锯战，导致国会没有及时通过拨款法案而使得联邦政府关门31天。在未从国会得到他所期待的拨款之后，特朗普又宣布美国南部边境进入紧急状态，试图挪用军费修建隔离墙。
相对而言，特朗普在对外政策方面尽管颇多“任性而为”，但仍有较多“斩获”，这得益于美国三权制衡体系中总统对外交的主宰权，以及仍然无人可以撼动的全球霸权。为贯彻“美国优先”原则，特朗普担任总统以来，美国接连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巴黎气候变化协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球移民协议》、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伊朗核协议、《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万国邮政联盟和《中导条约》等国际条约和国际组织，认为它们不利于美国更好地维护自己的国家利益。美国以新的协议取代了原有的《美韩自由贸易协定》和《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并威胁可能退出世界贸易组织。美国还与欧盟、中国大打贸易战。此外，特朗普不断向其北约欧洲盟国、日本和韩国施压，要求它们增加军费开支，不要在防务方面“占美国便宜”。特朗普的上述举动固然为自己建构政体动员力提供了某些有利素材，但是特朗普依然在加征关税权等方面受到美国政体的制度约束，特别是国会的制衡。
(三)安倍晋三
现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具有弱社会动员力和强政体动员力，属于Ⅲ型领袖，是非典型的政治强人，给日本政治带来了某种程度的强人政治色彩，其标志性事件是2017年日本自民党修改党章以延长党总裁任期。
日本独特的社会结构和国际地位都极大限制了安倍晋三的社会动员力。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日本经济持续低迷，固然造成了年轻人向上流动机会减少、社会挫折感增加等问题，但是也导致日本政治家无法自如地把经济社会问题转化为政治问题。首先，日本是一个高度同质性的社会。(20)二战后经济快速增长时期的日本号称“一亿总中流”，(21)虽然经济泡沫破灭之后的日本社会结构也走向极化，甚至被描述为“下流社会”“低欲望社会”，(22)但是尚未造成严重的社会对立和冲突。在日本这样的发达经济体中，基于贫富分化的“阶级政治”要成为社会动员的有效素材，往往需要依附于以族群、宗教、地区等社会认同为基础的“认同政治”来做文章，这正是特朗普所采取的策略。因为在一个经济总体富裕并且生活方式多样化的社会，如果不是受到共同的外在压力比如国家的镇压，处于相似经济地位的人很难形成统一的阶级认同，(23)必须依靠族群、宗教、地区等可见度很高并且难以跨群体转化的认同政治符号才能有效动员起来。但是日本又是一个族群构成和宗教信仰高度同质化的社会，这些议题都很难成为社会动员的素材。地区差异在日本历史上曾经造成长期的封建割据和内战，但是在明治维新之后日本现代国家建设的过程中，这种地区差异已经被废藩置县等制度建设工作涤荡殆尽。(24)在日本历史上，日本政治家常用的社会动员方式是向外用力，把国内危机转嫁到国外，即发动对外侵略战争。但是当代日本所处的国际地位又使得这一选项完全不可能，因为二战后的日本一直戴着和平宪法这个紧箍咒，被美国牢牢控制，在国际事务中难有作为。此外，作为二战中日本侵略的主要受害者，中国、韩国、朝鲜一直对日本的军国主义历史高度敏感和防范。日本在民族主义上稍微做一点文章，比如参拜靖国神社，立刻会招致中、朝、韩三国的强烈反对。而且日本是迄今为止唯一一个遭受过核打击的国家，日本民众对二战的灾难记忆过于深刻，对于带有民族主义色彩的社会动员也有一定的排斥心理。因此，日本社会逐渐演化出“向内用力”的习性，这典型的体现为日本的“御宅”文化，(25)自我消化问题和矛盾。安倍晋三在推进新安保法案和修宪等政治变革的过程中，在社会动员力建构方面并无多大作为，这与埃尔多安数次自信满满地诉诸修宪公投形成鲜明对比，也与特朗普高喊“美国优先”的口号吸引大量白人投票形成对比。安倍晋三能够连任三届首相，其在日本国内的民意基础主要是所谓的“安倍经济学”，而并非基于意识形态的社会动员。
安倍晋三在政体动员力建构方面则取得了优于其所有前任的显著成绩，因此称得上具备强政体动员力。相比于埃尔多安的正义与发展党，安倍晋三的自民党算不上可以玩弄于股掌之中的组织利器；但是相比于特朗普的共和党，自民党对安倍晋三来说仍发挥了非常有效的工具效应。在实行议会制的日本，自民党自1955年建立以来长期执政，显示该党高度的组织稳定性。尽管自民党组织结构较为松散，党内派系政治持久存在，但是又能够通过党内各派系之间的“密室协商”等方式达成妥协，从而维持党内的稳定。(26)自民党领导层的产生方式缺乏民主成分，类似特朗普凭借选民支持在党内初选中过关斩将的场景在自民党绝无可能。安倍晋三出生于政治世家，在自民党内根基深厚，在党内地位方面显然比特朗普之于共和党有优势，但是相比于埃尔多安作为正义与发展党创建者的地位来说仍然有很大的差距。安倍晋三的强政体动员力首先表现在他能够笼络住党内各大派系，使自己稳坐党总裁的交椅。比如在2015年选举党总裁之前，安倍晋三就已经获得自民党内全部七个派系的支持，因此几乎提前锁定了党总裁职位。安倍晋三的强政体动员力更为明显地表现在2017年修改自民党党章这一案例中。2015年安倍晋三连任党总裁之后，为了延长其首相任期，自民党在2016年就开始研究修改党总裁任期的问题，并在2017年自民党大会上成功修改党章，延长党总裁任期为最长三届九年。这是1980年自民党修改党章禁止党总裁连任三届之后第二次修改党章延长党总裁任期，而且比上次1982年中曾根康弘所实现的作为特例延长一年任期的变化大得多。(27)这显示目前安倍晋三对自民党的掌控较为有效，自民党所发挥的工具效应大于制约效应，从而帮助安倍晋三成为二战后日本任期最长的首相。
日本较为稳定的宪政体制施加给安倍晋三的制度约束则仍然较为明显。自二战结束以来，日本根据美国人起草的和平宪法建立了自由民主政体，并且保持了较高的制度稳定性。(28)日本和平宪法自1947年颁布以来，至今尚未做过任何修改，这与土耳其共和国频繁更替和修改宪法形成鲜明对比。以修宪方式重获对外宣战权，或者至少明确自卫队的宪法地位，从而恢复日本“正常国家”的身份，这是安倍晋三持之以恒的执政目标。(29)安倍晋三自2006年首次担任首相以来就谋求修宪，但至今尚未实现。尽管有显著的政体制度约束，安倍晋三仍然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政治变革，这就是2015年通过的新安保法案。中国崛起一直给日本右派政治势力巨大的不安全感，而来自朝鲜的导弹甚至核打击又成为对日本越来越现实的安全威胁，这些都是安倍晋三用以论述日本强化防卫力量的必要性以建构自己政体动员力的有效素材。(30)新安保法案成功解禁日本的集体自卫权，实现了二战结束以来日本防卫政策的最大调整。但是新安保法案一直遭到来自社会力量和反对党的违宪指责，因此推动修宪仍是安倍晋三的最终目标。在国际事务中，日美同盟关系是安倍晋三建构政体动员力的主要制度结构。正是利用奥巴马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安倍晋三以配合美国战略布局、更好地担当美国“马前卒”的角色为理由推动新安保法案。(31)
以上从动员能力与组织—制度约束两个维度出发，对强人政治中的国家—社会关系和政体结构进行理论分析，并使用埃尔多安、特朗普和安倍晋三三个案例进行比较研究(见表1)，这是对强人政治现象进行政治社会学分析的一次尝试。
强人政治是世界政治中周期性出现的一种现象。强人政治出现的原因，既有政治领袖的个人心理特质这一微观因素，也有所处国家的社会经济状况和政体结构以及国际秩序等众多宏观因素。世界政治并非遵循简单的线性发展逻辑，政治民主化也并不会使强人政治绝迹。相反，由于在现代国家建设和国际秩序重构的过程中，民族国家之间、阶级之间、族群之间、宗教群体之间乃至地区之间的分歧和冲突仍持续存在，强人政治仍然有长期存在并阶段性回潮的社会基础。
从政治社会学的视角审视，强人政治是卡里斯玛型权威在国家层面的具体表现形式，是人类回应社会—政治整合危机的一种手段，并且由于其可能造成巨大的社会—政治变革而引人关注。但是并非所有的社会—政治整合危机都会自动触发强人政治崛起，而是需要借助特定的组织—制度结构所提供的动员机会才可能出现。某些组织—制度结构会让卡里斯玛型政治领袖感到如鱼得水，从而加速强人政治的出现。而另外一些组织—制度结构则会对卡里斯玛型领袖施加有效的约束，从而防止其建立强人政治模式，或者把强人政治所造成的社会—政治变革控制在一定范围内。
当然，沿着政治社会学的学科脉络，强人政治现象还有很多问题等待后续研究来回答，世界政治中强人政治现象的继续演化也将为后续研究提供新的素材。
①占美柏：《威权政治下的宪法权威——二战后东亚国家的政治体制转型》，《东南亚研究》2005年第3期，第64页。
②林民旺：《世界政治重新回到“强人时代”？》，《世界知识》2017年第8期；段德敏：《美国特朗普时代的强人政治》，《文化纵横》2018年第4期；刘瑜：《民粹与民主：论美国政治中的民粹主义》，《探索与争鸣》2016年第10期：赵灵敏：《土耳其政治强人埃尔多安》，《时代人物》2014年第9期；柴广翰：《杜特尔特反政治总统的突围之路》，《时代人物》2016年第7期。
③[德]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阎克文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0年，第351-356页，第1261-1272页。
④[德]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第420-426页，第1063-1077页。
⑤刘义：《埃尔多安“新土耳其”论与“土耳其模式”的危机》，《阿拉伯世界研究》2017年第1期。
⑥李艳枝：《试论正义与发展党执政以来的土耳其修宪公投》，《外国问题研究》2017年第3期。
⑦王林聪：《中东国家政治发展的新变化及其影响》，《当代世界》2018年第10期；李艳枝：《试论正义与发展党执政以来的土耳其修宪公投》，《外国问题研究》2017年第3期。
⑧马细谱：《新奥斯曼主义与土耳其的战略布局》，《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6年第6期：张向荣：《“新奥斯曼主义”：历史嬗变与影响》，《新疆社会科学》2018年第2期。
⑨朱传忠：《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修宪政治研究》，《阿拉伯世界研究》2015年第2期。
⑩昝涛、董雨：《土耳其总理辞职引发的猜想》，《世界知识》2016年第11期。
(11)刘云：《土耳其的军队与政治现代化的关系》，《宁夏社会科学》2002年第3期。
(12)王晋：《土耳其修宪后的内外挑战》，《联合早报》2017年4月28日，http://www.zaobao.com/forum/views/opinion/story20170428-754067，2019年2月24日。
(13)李艳枝：《试论正义与发展党执政以来的土耳其修宪公投》，《外国问题研究》2017年第3期。
(14)段德敏：《美国特朗普时代的强人政治》，《文化纵横》2018年第4期；刘瑜：《民粹与民主：论美国政治中的民粹主义》，《探索与争鸣》2016年第10期；盛斌、宗伟：《特朗普主义与反全球化迷思》，《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5期。
(15)刁大明：《“特朗普现象”探析》，《现代国际关系》2016年第4期。
(16)段德敏：《美国特朗普时代的强人政治》，《文化纵横》2018年第4期。
(17)刁大明：《特朗普：非典型参选人带来的“风暴”》，《世界知识》2015年第16期；刁大明：《“特朗普现象”探析》，《现代国际关系》2016年第4期。
(18)李猛：《从说服选民到塑造选民：特朗普“推特选举”的政治心理基础》，《国际论坛》2017年第4期；东鸟、任会来：《特朗普“推特治国”的未知深海》，《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1期。
(19)《加州将成为美国首个无证移民“庇护州”》，《世界知识》2017年第19期。
(20)[英]艾伦·韦尔：《政党与政党制度》，谢峰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94-195页。
(21)张可喜：《〈国民收入倍增计划〉造就日本“一亿总中流”社会》，《红旗文稿》2013年第6期
(22)[日]三浦展：《下流社会：一个新社会阶层的出现》，陆求实、戴铮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8年；[日]大前研一：《低欲望社会：“丧失大志时代”的新国富论》，姜建强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8年。
(23)赵鼎新：《论意识形态与政党政治》，《学海》2017年第3期。
(24)王晶：《明治维新及其对日本近代化的影响》，《日本研究》1994年第1期。
(25)韩若冰、韩英：《日本“御宅族”的行为方式及其消费特征》，《山东社会科学》2012年第6期。
(26)[英]艾伦·韦尔：《政党与政党制度》，第160页，第270-272页；张经建：《日本自民党的派系问题》，《广西社会科学》2007年第9期。
(27)张伯玉：《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或可执政至2021年？》，《世界知识》2016年第22期；张伯玉：《日本政党政治走向分析》，《当代世界》2017年第7期。
(28)隋淑英：《麦克阿瑟与日本“和平宪法”的制定》，《齐鲁学刊》2008年第4期。
(29)张伯玉：《日本政党政治走向分析》，《当代世界》2017年第7期。
(30)周永生：《日本“新安保法案”的问题》，《当代世界》2015年第12期。
(31)刘卫东：《安倍新内阁推进修宪的动向及美国态度的影响》，《当代世界》2016年第10期；梁云祥：《日本新安保法与中日安全关系——兼论特朗普新政府对安保法实施的影响》，《日本学刊》2017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