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清根源病灶的智者

克雷洛夫的寓言《鹰和鼹鼠》曾给我儿时留下深刻印像。

鹰王挑中了一棵高大的橡树筑巢，打算夏天在这儿孵养小鹰。鼹鼠大着胆子来警告鹰王。“这棵橡树不安全，它的根几乎烂光了，随时会倒掉。”但老鹰觉得自己不必借重成天躲在洞里 的鼹鼠的见识，难道老鹰的眼睛还不够锐利的吗？鹰王照样在这棵树上筑巢和养育后代。终于有一天，鹰王打猎回来，却看见那棵橡树已倒，鹰后和子女都已经摔死。鹰王悲痛的哭道：“我 把最好的忠告当做耳边风，命运严惩了我的骄傲。可我怎么能料到一只鼹鼠的警告竟会是这样千真万确呢？”

鼹鼠答道：“你不肯想一想：我就在地底下打洞，因此一定和树根十分接近，树的好坏谁也没有我知道得更清楚呀。”

看黄树东的书及与他交谈时，我总会想起这个寓言。作为一位华尔街顶级投行的高管，他比一般的学者更了解美国金融及经济内部的深层问题，更了解树根是否腐烂以及为何腐烂，更能鞭 辟入里的剖析病灶深处的根源及真相； 作为从中国走出去的学子，他始终关心着祖国的命运。尤为难得的是，他能超越于他所在阶层的局部利益之上，站在更公正、更宏大、更人性的视野分 析问题，这使他得出的结论和指出的路径，能够成为真正（而不是口头上）有利于中国及大多数人的治世良方。他对中美两国问题的成因及解决之道的分析，应该说有着更高的参考价值。

去年他为中国而写的《选择和崛起—国家博弈下的中国危局》，以振聋发聩的质疑和分析，提醒国人避开全球化的陷井和出口导向的泥潭，否则将面临巨大的财富损失和升级遏制。可惜 ，许多他担忧的局面却不幸被他言中，而他的建议则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最近，他的又一部力作《中国，你要警惕》，再次向人们发出警号：2034年，中国有两种可能。一种是经济总量达到美国的两倍；另一种是机会和利益大量流失并处于漫长的社会动荡中。 中国如果把握好未来20年的发展机遇，在2034年中国将真正实现复兴和崛起；然而中国如果选错了路径，没有抓住主要矛盾并采取正确的对策，被某种力量将中国拉入动荡，那么中国不仅不 可能崛起，而且将落入陷阱和动荡之中。

找出经济乱象的始作俑者

中国社会目前正面临许多深层次的问题：贫富悬殊、分配不公、价值沉沦、官员腐败、市场秩序混乱、中下阶层贫困、通胀加剧等等。

如何梳理目前中国纷繁的经济乱象呢？在众多的矛盾什么才是最主要的矛盾？

其实，收入分配不公、工资占比下降，劳动者相对贫困，贫富悬殊加大，以及用政治权力将这种贫富悬殊固化，使得财富大量集中在少数人手中，这才是造成目前许多问题的根源。由于高 收入阶层的边际消费倾向低（例如收入从1亿增加到2亿的人并不会消费更多，即使消费也大多买外国名牌，难以拉动中国的生产和消费）；而处于中下层的大多数人虽有购买需求却没有购买 能力，致使生产及产品严重过剩，企业停产或倒闭，大量人员失业，造成社会购买力更差，内需更加不足，如此恶性循环，最终造成经济危机的爆发！]

正如黄树东所说，不论是中国还是美国，问题的根源都出在贫富差距不断扩大上！过去这十多年，中国及美国都出现了严重的贫富差距扩大现象。财富高度集中在少数人手中。为应对购 买力缺乏的矛盾，美国等发达国家依靠增加公私债务的手段来缓解生产过剩；而中国则是依靠把产品大量出口来应对生产过剩。

然而目前这两种办法都走到了尽头。西方国家爆发了严重的债务危机；而中国也面临出口下降和外汇储备贬值造成财富外流等困境，无法再将出口导向作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引擎。

按理说美国GDP总量占世界的1/4,人均GDP高达4万多美元，可以说是富甲天下。然而2010年美国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的15.1%，贫困人口达到4620万人，为52年来最高。八分之一美国人生活 在贫困线以下。为什么各级政府和中下层都穷到这种程度？原因就在于不公平的分配体制，在制造了许多富可敌国的大富翁的同时，却导致了“民困国穷”，以至于政府连维持基础设施和办教育 的钱都拿不出来。

中国的情况更加严重。分配不公和贫富差距在过去几十年里如此长期持续地扩大，暴露了一个问题：那就是我们的经济机制里扩大差距的机制太强大，而分享财富的机制太弱小。

工资总额在GDP中的占比，在经济学上叫“分配率”，它是衡量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公平与否的重要指标。欧盟27个国家2007年的分配率为57.1%，美国2007年的分配率为51.6%。而中国2005年 分配率只有36.7%（1983年中国的工资总额在GDP中的占比是56.5%，到2005年下降到36.7%，而同时资本报酬占GDP的比重却上升了20个百分点），这自然会导致消费占GDP的比重逐年下降，导致 中国内需的相对下降，不得不依赖外需，形成出口导向依赖症，而换来的大量外汇储备却由于美元不断贬值而让中国财富遭受巨大损失。

解决问题从两个方面入手

那么，中国要靠什么摆脱现在的困境呢？

黄树东认为，造成当今世界经济困境的主要原因，是“不公平的经济关系”！而放弃这一不公平的经济关系，是摆脱困境的根本出路。要根本解决中国的经济乱象，关键就是要从解决收入 分配不公入手，抑制绑架中国经济的那只不公正的手。

转型必须首先从扭转让劳动者相对贫困的趋势开始转。从长期来看，我们会发现，彻底解决收入不公和贫富悬殊问题，将带来内需的全面复苏和迅速扩张，不仅有利于大多数人，也会为中国 企业提供容积更大而且迅速增长的国内市场，为老板们提供经济增长、生产扩张、销售扩张、利润总量上升的空间。所以，这是一个符合中国各阶层利益的公约数。这种增长模式是一种公正的 、人道的、有包容性、可持续的增长模式，是一种“停止物质财富大量向西方流动”的增长模式，是能让中国真正崛起的增长方式！

而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双管齐下：从改革初次分配和再分配方式入手，来重新切分财富蛋糕；同时要配合政治之手一起抓。因为解决不公正的经济关系，没有上层建筑等制度层面的参与，是 改变不了不公正的经济关系和贫富悬殊的。

一个国家的政治改革，有两个基本的底线：第一，在国际博弈中不能牺牲中国的利益，不能削弱这个国家和民族参与分配世界蛋糕的能力；第二，不能在国内分配中牺牲中下层的利益，政策制 定不能被中外强势利益集团所绑架。

黄树东尖锐的指出，目前一些政策和法规往往受到强势利益集团的影响，使民众利益受到损害。如何把“科学决策”和中下层利益结合起来？“关键是要通过政体改革建立起一套机制，让 中下层的利益能在决策程序中表现出来。”

他遗憾，有些人在讨论国内政治改革的时候，植入了太多外部因素，理念是别人的，体制是别人的，甚至利益偏好也是别人的！这样的建议对中国人民有何益？

他建议，那些让大多数人利益受损的政策要果断停下来；那些让大多数人得益的政策要雷厉风行的推行。以中国目前的情况来看，是到了让“政治”这个大元帅升帐的时候了！

“中国要警惕有人在市场经济的口号下，先将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再在‘普世价值’的口号下，引入合法的钱权交易体制，将权力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假如中国走上这种极端贫富悬殊下 合法的权钱交易的‘普世’模式，中国的弱势群体，将彻底被排除在正常的政治和经济决策程序之外。中国将倒退到一个非常落后和黑暗的时期。”

均贫富，抑豪强，结民心

如何缩小贫富差距、解决社会危机？黄树东认为，带领美国人民走出大衰退时期的罗斯福总统，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罗斯福总统虽出身豪门世家，但有着更宏大的视野和心 胸，他不是简单地为富豪集团谋利益，而是以公正之心对待全社会所有人（尤其是穷人），当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取得均衡的时候，社会反而发展了，不仅穷人走出了困境，富人的生意也走出 了困境，因为他们生产的东西有众多的人买了！

罗斯福说：“社会进步的标志是为贫困的人们提供充足的支付手段，而不是让富有的人们垄断更多的资源。这是我的原则‘税收将根据支付能力抽取’，这也是唯一的美国原则”。

罗斯福“新政”包括许多内容，但核心是“以社会价值来约束利润动机”，可以概括为 “均贫富，抑豪强，软独裁，结民心”这12个字。主要内容是：调整财富和收入分配（均贫富），大幅度 提高富人税收， 增加公共开支，大兴公共设施建设， 支持工会力量， 规定最低工资， 推动劳工立法， 推行社保基金体制，建立广泛的社会保障体系，为年老、失业和有病的人提供基本保障等。通 过这些方式调整收入分配，为中下阶层编制一个基本的保障网络。

解决矛盾的切入点是调整税负结构。增谁的税？减谁的税？当然是减中低收入者和中小企业的税，同时，大幅增加富有阶层的税。罗斯福在1936年将富人的“最高收入累进税率”提高到 79%。这个税率在20世纪50—60年代，甚至达到91%以上。罗斯福对资本采取了两手：“均”和“抑”。世家出身的罗斯福，超出了他的阶级局限性，用均贫富的气概让美国重新获得了生机。

为什么均贫富可以让整个社会重新获得生机呢？

我想这其中确有深刻的道理：由于中下层的边际消费倾向远远大于富有阶层的边际消费倾向（穷人获得一千元会全部花出去，而富人在1000万的财产上再增加100万也不会用于消费，因为 基本需求早已满足）。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一定程度上提高富人税负，将财富转移给穷人，会增加社会的“总有效需求”，不仅能推动经济增长和财富效益，而且能实现社会公平，带来社会安定 。富人虽然短期看增加了一些税负，但长期看，带来企业的兴旺、产品的热稍、员工的努力、社会的稳定、良心的安宁，以及社会各界长久而良性的互动循环，这何乐而不为呢？

正如黄树东所揭示的，严重的贫富悬殊如同一条悬在中国各阶层头上的河。治理这条悬河是各阶层利益的最大公约数。降低中下层的税负，是藏富于民的最好办法，惠及的是大多数。税制 改革的目的不是为了减少国家的总体税收，而是调整税负结构。中国的现状是富有阶层的税负较低，中下阶层税负太重。为了解决贫富悬殊，中国迫切需要开征一些专门针对富人的税种，比如在 降低中下层税负的前提下（例如提高所得税起征点），提高“最高累进税率”，同时开征“财产赠与税、投资收益税、奢侈品消费税、遗产税、高档物业销售税、房地产税”等，适当提高“企业所 得税”等等。现在中国企业所得税税率为25%,结果大多数富人可以通过企业所得实现避税。

这种加减法符合社会的多重需要。它符合‘按能力征税’的原则，解决了贫富悬殊，使社会上绝大多数人都拥有了购买力，是拉动内需的最好方法！

在做这个加减法的时候，中国的步子需要迈得大一点，多一点紧迫感，要坚决果断地改变中下层是个税纳税主体的现象。这应当是个税改革的出发点。而且，当然，增加的税收一定要有针对性 地用于提高社会保障和中下层的再次分配。

从政策层面来看，中国需要把充分就业作为经济政策的直接目标和首要目标。那些动辄要降低工人工资，甚至让工人下岗的私有化政策一定要停下来。要健全规范劳动市场的法律体系，加强 监管，保证平等就业机会，防止和反对各种形式的就业歧视，让许多没有关系和门路的中下层人员有平等就业的机会，从而有向上移动的正常通道。

做到了这些，就能有效解决贫富悬殊，提高总有效需求。而且中国的民族产业将面对一个不断扩张的市场容量，会减少对海外市场的依赖，其经济效益也会迅速提高。中国经济这个蛋糕就会 迅速做大。中国从此摆脱对“出口导向”的依赖，不会再制造那么多的“外汇储备”（实际上是“外汇白条”），使中国财富不再被美元贬值所融化！这是唯一能让中国赢的方法。

讲到改革，许多人都会感叹向利益集团动手有多难。对此黄树东说：罗斯福在美国经济最为艰难的那一段时期用霹雳手段推动社会财富和收入的二次分配，需要很大的勇气和智慧。增加富 有阶层税收很难。但罗斯福做到了这一点，这是因为罗斯福不仅有坚毅的决心，还获得了美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集中授权，而且他绕过了精英阶层，直接结交了民心。他在困难时期的讲话，直接 深入到人民心里，得到了社会各阶层人们的支持。

黄树东说：历史上，许多人选择了避重就轻，牺牲弱势的中下层，结果最后牺牲掉的是他们自己。因为，黎民安，则天下安。欲安天下者必先安民。

黄树东的分析我非常赞同。中国近期的关键是“安民”。安民，才能安邦。以“公平”安天下则天下安，以“公平”安民心则民心归！以“公权力”实现社会公正而不是为少数特权服务， 则中国必能重新凝聚人心、突破外国的围堵而日益强大。

“中国的改革和发展，不是为了制造财富高度集中，不是为了制造几个世界顶级的富翁，所以，不应当也不应该运用政策手段去推动财富的集中，无论以什么名义和借口。”

中国有两句古话，“敬天畏民”、“天予神授”。从今天的角度看，“天”就是大多数人民，“神”就是社会规律。只要处理好民生，安定了大多数人民，遵守了历史规律，社会一定会长治久 安。只要真心实意地走群众路线，站在95%的大多数一边，以人为本，社会必然稳定，体制也会长期稳定。而做到这一切的关键，就是要“构建以公平为核心的经济体制和分配机制”。

澄清谬见和误区

黄树东认为，只有辨清方向、澄清被搅混的观念和误区，才能找到解决问题的正确方法。以下是两个急需理清的问题：

* [提高富人税负，真的不利于经济增长吗？]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重新切分蛋糕的有效手段就是税收。

有些经济学家认为，提高税收会导致经济增长放缓；而降低税收可以刺激经济增长。这个观点过于笼统，应该加以区别，对中小企业和中低收入者降低税收，是可以增加经济活力，而对富 豪阶层增加税收，不仅不会抑制经济增长，反而会促进经济增长！ 如果对富贵阶层开征特别税种，例如提高“最高累进税率”，同时开征财产税、投资收益税、奢侈品消费税、遗产税，甚至适 当提高企业所得税等等。

黄树东认为，政府解决贫富悬殊的一个主要手段就是“提高富人的收入累进税率”。美国的几次经济危机，都发生在富人低税的时期，也是基尼系数不断扩大的时期。例如，20世纪大萧 条前，美国富人只需按25%的最高累进税率缴税，财富迅速向少数人集中。随着大萧条的发生，罗斯福上任后立即“均贫富”，累进税率提高到79%-94%，整个50年代，累进税率基本维持在91%。 60年代初期，肯尼迪进行了二战后第一次减税，将最高累进税率降低到了70%左右；80年代，里根成了富人利益的代表，最高累进税率降到了28%。90年代，克林顿将这个税率重新提高到了39%。接 着小布什进了白宫，累进税率被降低到了35%，并持续至今。

结果证明，20世纪的大萧条和08年的大衰退，都发生在最高累进税率接近历史最低点的时候。反而是对富人征收最高累进税的时期GDP年增长率最高。从1932—1979年的高税率时期，真实 GDP的年平均增长率为4.3%,而从1980—2007年的富人低税率时期，真实GDP的年平均增长率只有了2.97%。

为什么会这样？怎么解释这种现象呢？

黄树东分析，这是因为，当富裕阶层占有过多财富而又很少交税时，中下层不断恶化的贫困状况，导致了社会总需求不足。当总供给大于总需求时，必然导致产能过剩，经济萧条，甚至出现 经济危机。高收入阶层的边际消费偏好低于中下层，而通过政府的税收调节，将富人无法消费的财富匀一部分给特别需要的人，实现一定程度的公平，可以导致社会总体消费和总体效益的提高。 比如，富有阶层多交1元税，其消费可能只减少0.2元；如果将这1元税收转移给中下层，其消费可能增加0.9元；如果转移给赤贫阶层，其消费可能增加1元。结果会导致社会总需求增加，社会总体效 益提高，从长远看也导致富人效益的增高。

这样透析的意义在于： 当美国中国的富人们在拒绝提高税收的时候不妨思考一个问题：如果大多数人手中没钱，企业主们生产的产品卖给谁？房地产商们盖的房子卖给谁？当整个社会消 费萧条，产品严重供大于求时， 经济危机能不爆发吗？！适当的调整贫富差距，并不只是帮穷人，也是在救自己！ 当年，福特汽车的老总能看到给工人提高工资工人才能买得起他生产的汽车，因 而大幅提高工人工资，而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企业家们连这点觉悟和眼光都没有吗？

* [提倡公平真会导致效益降低吗？]

国内一些主张极端私有化和极端市场化经济学人认为，“公平会导致低效益。”“经济学是不讲道德的”。

真是这样吗？黄树东分析，事实正好相反，公平带来效益！公平不等于平均主义。公平是指竞争机会的公平、收入分配的公平，决策参与的公平。提振公平，才能提振社会经济效益！因此 ，应找回公平在经济学中的地位。公平对少数精英也许是一种最差的体系，但是对其他90%的人则是最好的体制。

公平正义和经济增长之间本来没有矛盾，而“有些人”在观念上却将二者对立起来，然后毫不犹豫地牺牲了前者，公开批评公平，甚至将扩大不公平当成了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将公平踩 在脚下。结果如何？社会大多数人感到幸福吗？

牺牲公平其实就是牺牲中下层，牺牲社会的大多数。将公平同效益对立起来，实质上就是将经济发展同中下阶层对立

“两部曲”蛋糕理论——先把蛋糕做大，再讨论如何切蛋糕。这个“两部曲”的蛋糕理论至少有四个问题。（1）它忘了吃蛋糕的人就是做蛋糕的人，分配不公降低了做蛋糕的人的积极性，蛋糕 难以持续做大。（2）蛋糕分配不公，能吃蛋糕的没有足够的蛋糕，少数人又有吃不完的蛋糕，结果导致对蛋糕的总需求不足，同样导致蛋糕不能“可持续”地做大。（3）那些掌握了吃不完的蛋糕的 人，为了自己的特殊利益，会利用手中吃不完的蛋糕带来的（经济社会）资源优势，阻止蛋糕的公平分配。所谓的“两部曲”，最后只能是“一部曲”。（4）吃不到蛋糕的人，忍无可忍时，还可能铤而 走险，一举把桌子推翻，甚至把桌子给砸了，导致经济体系的崩溃和社会动荡。如果做蛋糕的桌子都被打碎了，还有什么效益可言？

有些人总是大谈市场化和自由，可是，没有公平， 何谈自由？

黄树东引述林肯总统的一段话“牧羊人将狼从羊身边赶走。羊因而感谢牧羊人是它自由的捍卫者，而狼却为同一行为而诅咒牧羊人是自由的毁灭者。显然，狼和羊对自由有不同的定义。

他说：有些人希望要的是政府漠视社会不公、大力推动私有化、漠视黑社会横行、漠视劳工权益、漠视环境污染、无视价格操纵、压低电力能源交通价格、给自己的行业财政补贴等诸如 此类的政府干预。而他们绝对要反对的是最低工资制、政府对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的介入、构建社会保障制度、工人集体薪酬谈判制度、环境保护、消费者权益保护等诸如此类的政府干预。

而当一个社会的中下层缺乏表述渠道，话语权被少数利益集团控制时，损害中下层和大多数人利益的东西，便会被包装成”市场原则“堂而皇之地推行。

公平的重要性很容易辨识：一个赛场如果没有公平的裁判，又怎么能让运动员有积极的心态的来参赛呢？一个国家若没有公平的竞争环境，又怎么能激发创造的活力，怎么能避免”劣币 驱逐良币“？如果没有公平的分配机制，又怎么能调动人们创造财富的积极性呢？怎么能让大多数人拥有社会购买力呢！因此，”公正“是一切的基点，”只要对内公正， 中国就能复兴“。

如果一个社会能形成一套规则，使每个个体都能着眼于通过为别人服务的方式[而不是以损害别人的方式]来实现自己利益，那么社会价值和谋利动机就有可能结合起来。这个社会就会整体 走上正效益！

“公平”是通向“中国世纪”的阶梯。只要按此出牌，这将是历史发给中国的一手赢面颇大的牌局。

中国，眼睛向内才是出路

历史通过经济危机和危机后的各种挑战，在告诉我们：过去一段时间风靡人类的道路选择和理念模式，是不可持续的，是一个死胡同！我们需要重新出发，寻找新的方向。

同中国消费占GDP比例只有36%相反，消费占美国GDP的71%-75%。过去，中国一直靠把产品出口国外来解决生产过剩问题，然而美国消费者却已面临三座大山：高债务、高失业、低房市，中 国的出口必然面临困境。

黄树东分析，由于财富过度向少数人集中，富有阶层拥有大量的闲散资本，却无法投资于实体经济（大多数人穷而没有购买力），不得不转战于虚拟资本，导致金融行业恶性膨胀，造成更严 重的收入分配不公，更多人陷入贫困而无法消费，导致经济衰退和金融危机全面爆发。这是美国走入危机的内在逻辑过程。

由于从里根大幅降低富人税收开始，美国财富迅速集中在少数人手中，贫富差距越来越严重，许多中下层难以度日，不得不靠借债维持家用，美国陷入高债务陷井。在危机以前的10年中 （1998—2007），美国家庭总债务增加了约10.6万亿美元。如果再加上美国政府债务15万亿美元，美国”人均负债接近10万美元！“若再加上政府的许多隐形债务，折合成人民币，几乎每个美国人都 是”百万负翁“，还有什么能力来继续增加消费呢？

已将未来送到典当铺里去的美国经济，还能成为中国的拉动引擎吗？ 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黄树东指出，西方已面临漫长的衰退。想要依靠西方重新恢复过去以虚拟货币支撑的购买力，已不再可能！”中国必须眼睛向内依靠自己的市场，以改善人民的生活状况为基础，激活中 国人自己的内需和市场活力！“

美国过去30年间，平均5年就有一次衰退或危机。美国下一次危机可能就在2013—2014年。中国在2008年的反危机过程中，某种程度上帮助过美国。而当危机再一次来临时， 中国要做的是： 做好自己的事情，解决好自己的问题，化解自己的矛盾。因为我们面临的机会窗口时间不长，而且每天都在缩短。

黄树东不赞同国内一些专家和官员总提倡眼睛向外。在某个时段上眼向外是对的，但中国守着的是世界上最大的市场，从长远看，有哪一个市场能够同我们自己身边的这个市场相比？千万不 要守着金碗银碗不要，而去向外寻找泥饭碗。

我们让外资进来控制了我国主要行业及高瑞产业，赚取高额利润，而我们从海外市场以极低价格出售自己的产品和环境，以几乎没有利息的代价再把钱借给美国（并承受美元贬值的巨大 损失），却以高昂的代价引进外资，让外资享受40%以上的利润和30%的人民升值红利。这样的出口和引进，只能让中国两面受损，辛苦制造的财富不断流失！这样的出口和引进战略必须改变 ！

中国现在面临的最大挑战最大问题还是在自己内部。中国经济内部不平衡和外部不平衡交织在一起。能否妥善处理外部不平衡，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妥善处理好内部不平衡“，取决 于能否大力度的减小贫富差距！

中国应把”对内开放“摆在更重要的位置，从金融、产业、能源等行业准入上先向国内的民营企业开放，以”对内开放“带动公平竞争，以公平竞争提高投资效率，激活国内经济。

中国必须以有利于中国自己的方式来解决外部不平衡，否则外部不平衡的解决过程就可能变成加剧内部不平衡的契机，将中国引入长期的经济动荡，出现恶性通货膨胀、房产泡沫恶性扩张、 贫富悬殊难以缩小、人民币大幅度升值、经济空心化、经济增长骤然滑坡等问题。

黄树东很有深意地指出： 在未来几十年， 只要美国不能成功地从中国身上转嫁危机，只要中国不犯战略性的错误，脚踏实地走好自己的路，眼睛向内，调整经济不平衡，实现有包容的经济增长 ,提振公平正义，扩大内需，对外捍卫好自己的国家利益， 中国就可能在不长的时间内超过美国，创造出一种新的文明，一种新的价值体系，一种别样的现代化道路，为人类提供一种新的选择。

只要中国处理好贫富悬殊问题，中国将迎来另外20-30年的高速增长。中国有可能在2019年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从那以后再经过大约3个五年规划的时间，即2034年，中国经济总量将是美 国的两倍，中国很有希望实现真正的崛起！

* * * *

在笔者将要结束此文时，美国民众自发组织的”占领华尔街“运动正如火如荼地展开。当政府已无力驾驭资本的控制（奥巴马提高富人税收的法案被共和党及议会所搁置），当大多数民 众的利益越来越被政客们所忽视时，大多数民众对美国的”金钱政治“”富人政府“感到失望，对造成金融危机后果的人没有受到任何惩罚感到愤懑。而当媒体已大多被财团所控制后，人民 选择了走上街头，大声喊出对贫富差距过大和社会不公的不满，喊出他们对金融制度偏袒权贵、政客袒护大公司利益、政治越来越被权钱交易所污染的愤怒！向猖獗的贪婪抗议！向忽视99%民 众诉求的1%权贵们抗议！

人们重新喊出”权力属于人民“，希望”重塑美国“，让草根阶层的意愿和利益表达重新在政经决策中产生作用！对本末倒置的机制进行纠正！这样的呼声和呐喊代表了正义，代表了民 心！因此获得了全美国及全世界人民的支持！抗议活动从美国的西海岸迅速燃烧到东海岸，洛杉矶、旧金山、西雅图、丹佛、芝加哥、华盛顿、波士顿、新墨西哥等城市民众纷纷加入，到9月 15日，”占领华尔街行动“扩至全球各大城市，71个国家的民众纷纷响应，走上街头，和平抗议。当媒体、议会、政府失灵的时候，人民终于以自己方式，开始了”摆正航向“的努力！

当掌权者、富贵者最终明白这一真理：”只有让民众分享人类共同创造的财富，经济才能重新活跃；富人提高缴税率，并不只是帮穷人，也是帮自己“，并做出政治妥协、改变分配机制的 时候，人民的愤怒才会平复，社会才能重新走上均衡发展、公平正义的康庄大道！

注：本文为作者提供的未经删改的原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