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大一统的价值观不仅对现代中国的形成有着巨大影响，也是当今中国共产党政权合法性的重要来源，尽管“天下”和“天子”等大一统的相关概念在今天已经发生了形式上的变化(如：现代国家，人民民主专政、领导人核心、国家领导人等)。换言之，无论是在过去还是在当下，大一统的价值观都为加强中央集权、打击分裂势力、维护国家统一的做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
在中国古代，大一统(the oneness of China)作为重要的基本意识形态深入人心，甚至于对非汉民族的入侵和统治，只要他们尊崇中华文化与大一统的价值观，便可被汉民族视为是合法正统，并使汉民族甘愿臣服于外族治下。但是极少的历史学家去研究这一重要的基本意识形态在中国的分裂时期扮演着怎样的角色，而王赓武先生2007年出版的五代史专著《分裂的中国：迈向统一的883-947》1却注意到了这个问题的重要性，该书要旨在于论述中国大一统的价值观在五代史中的体现，以及这种价值观又是如何在分裂时期发挥作用，以帮助形成一股向心力从而促成后来的中国统一的。
这本五代史的专著已是第二版（修订版），原书的第一版由马来亚大学出版社于1963年出版，标题为“五代时期北方中国的权力结构”2，源自王赓武先生于1955-1957年间在伦敦大学所做的博士论文研究。在第一版出版之后，王赓武先生在过去四十多年里持续地关注了有关五代时期的一些新文献，由于发现这些新的文献与第一版的主要论点并无实质上的冲突，于是王先生在修订版中依旧保留了原版大致的论述脉络，只是根据新近的文献对部分的细节做了重新的阐释和调整，从而使得第二版与第一版相比更容易阅读。
王赓武先生的这本着作集中讨论了五代时期迈向统一的各种方式方法，主要从军事斗争和社会管治两方面来展开论述。全书共分七章，基本按重大历史事件所发生的时间顺序渐次展开。王赓武先生认为仅凭传统的断代史研究方法很难研究五代这种朝代更替十分频繁的分裂时期，所以他主张结合一种类似于事件史(event history)的分析方法来研究这一段中国最为分裂和混乱的历史。（参见第一章导论部分）该书研究的历史时段为黄巢起义（875-884）至契丹入侵中原（946-947）的这六十多年中，也即五代时期的前半期。王赓武先生认定这期间中国所发生的权力结构演变、政治制度变化、以及一些重要的人事更替，对于我们理解唐朝向宋朝的转变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王赓武先生在第二章介绍了晚唐的节度使制度，阐述了这一制度是如何削弱皇权并导致混乱的。他认为正是五代时期才彻底瓦解了唐朝后期的节度使制度，并促进了中央集权政府的重新出现，但是个中原因却矛盾地在于五代诸多朝代的统治者本身都是节度使出身，他们从唐的灭亡中吸取到了重要的教训。书中的第三、四、五章便特别讨论了后梁和后唐政权在成立前后，其创立者们如何在保留唐朝政府基本架构的前提下，通过官僚机构改革和军事斗争来打击来自地方的政治和军事压力的。王赓武先生还积极评价了后梁的创立者朱温破除宦官势力所做的制度性改革，认为这一重要的政治变革有利于加强中央集权。
第六章重点讨论了后唐第二位统治者李嗣源为了巩固中央政权所做的各种努力，其中最重要的一点便是重新恢复官僚组织制度对于朝政的影响。王赓武先生认为这彻底改变了此前朝政为宦官或军事将领所把持的权力格局，对于五代后期乃至宋朝的政府权力架构都有着重要影响。在最后一章中，王赓武先生论述了五代前期许多独立的省份是如何逐渐整合出一个新的强有力的中央政权的，他认为大一统的思想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政治制度变革促进了中国最终的重新统一。
举凡历史研究，其实多多少少都有些现实意义。王赓武先生在该书的序文中更直言，大一统的价值观不仅对现代中国的形成有着巨大影响，也是当今中国共产党政权合法性的重要来源，尽管“天下”和“天子”等大一统的相关概念在今天已经发生了形式上的变化(如：现代国家，人民民主专政、领导人核心、国家领导人等)。换言之，无论是在过去还是在当下，大一统的价值观都为加强中央集权、打击分裂势力、维护国家统一的做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
王赓武先生在书中也还论及了中华中心论的问题，认为大一统的思想中也还包含了中国价值观的普世情结。在古代的中国人看来，“天下”的观念本身便寓含了一种仁爱优雅的生活方式，因而他们对游牧文明或其它种族的文明无法心生艳羡。中国古代的君王及臣民长期持有这种自我优越的心态，甚至于晚清帝国与西方列强签订《辛丑条约》时，仍旧会有“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调调。对于那些愿意接受中华价值观的“外邦蛮夷”，古代中国的帝王们总是热心不已。而那些曾经归化了的周边地区，如果他们的领主改旗易帜，中国的君王也定会发出忠告或劝诫，有时甚至不惜以军事行动以求中华价值观在那一地区的恢复，尽管武力在这些情形中并不是最常采用的手段。当代学者赵汀阳先生更在其著作《天下体系：世界制度哲学》3中拓展了中国古人的“天下”概念，认为全球化的今天，许多国际问题的解决都需要对“世界制度”（而非主要以国家与民族为分析单位）进行思考和研究，而“天下”在政治学意义上即是一个有共同制度和伦理规范可循的世界。
一定程度上而言，赵汀阳的理论也可看成是中华中心论的某种现代影像，因为他的观点正随着中国晚近的崛起而在国际关系领域中日益受到重视。但是中华价值观的这种普世倾向，也容易让人联想到美国价值观对当今世界的影响。事实上，现在中西方之间的较量，在本质上仍旧是意识形态领域的竞争。美国致力于在东方乃至全世界推广民主与自由的普世价值；而中国虽然放弃了很多传统的中华价值观念，可是仍旧在秉持大一统信念的前提下，积极吸收西方文化中的有益养分，但更重要的是探索和建立有自己特色的价值体系，以唤醒与重塑中国人的民族自信心。当前金融危机之下，人们对中国模式的热议与对美国模式的反思，又何尝不是反映了中西方之间在意识形态领域的较量呢？一个明显的趋势是，中国开始日益重视自身历史与传统文化的价值，尽管在现代与传统的结合方面还存有不少的疑惑、冲突与困难。但是一定程度上，当下“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的主张不仅革新了“大一统”的表述方式，也已经宣示了中国传统价值观的某种复归。
从理论上来说，王赓武先生有关“大一统”的观点与金观涛、刘青峰两位先生的“超稳定结构论”4有着相通之处。金、刘二位先生认为：要理解中国古代社会治乱兴衰的更替过程以及中国封建制度的稳定性，最重要的一个线索便是观察各个时期儒家思想的形态变化在瓦解和恢复社会秩序与组织结构方面所发挥的关键性作用。而“大一统”正是汉代以来儒家思想中最为重要的概念之一，并且这一概念的恒久性亘贯古今，因而对于维系中国统一的国家形态有着非比寻常的意义。从此意义上来说，正是“大一统”观念而非笼统的儒家思想成就了中国社会的稳定性。由此也可以看出，王赓武先生对于中国历史的认识似乎要更为深刻一点，尽管金、刘二位先生的理论与论述更为全面和系统一些。不过，为了更好的理解“大一统”观念，也还十分有必要重视对汉朝董仲舒思想的研究，因为董是第一个系统阐述“大一统”以及“天人感应”等重要理论的儒家学者，并对后世影响深远。但很奇怪的是，他作为儒学大家的地位和影响却长期被人所忽略。
事实上，先秦儒学在孔子逝世后，由于传授者各自的理解不同，而分化成好几个不同的派别5。而董仲舒在汉朝对儒家思想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造，统一了对儒学的理解和解释。这种改造的结果便是将儒学变成了一个类似于拉卡托斯(Lakatos)所称的研究纲领 (research program)6，即所谓的“理论硬核－防护带”(hard core-protective belt)结构。在理论硬核部分，董仲舒将先秦儒学高度抽象为一些基本的原则和规范（如大一统、君权神授、天人感应、三纲五常等）；而在防护带部分，董仲舒促进了儒学对其它诸子百家思想的吸收，因为防护带本来的功用便是保护理论硬核。换言之，董仲舒一方面将儒学的理论硬核部分变成了一种宗教性的意识形态，另一方面他的儒学对于具体的政策与问题则采用了一种实用主义的态度，即凡是有助于维护君权统治的政策与思想，皆可纳入到防护带上为我所用，而并不在意这些政策与思想是否属于先秦正统儒家。如黄老之术和法家思想（尤其是先秦法家的重农抑商思想）都在董仲舒之后的儒家治国纲领中有着许多的体现。正是由于董改造后的儒家思想同时具备坚硬的“理论内核”与弹性的“防护带”，它才能在之后二千年的中国封建史中具有广阔的适用性，从而占据意识形态的统治地位。
上述儒家思想的这种特殊结构，也可以为金观涛和刘青峰的“超稳定结构理论”做一个更好的批注。金、刘二人指出，尽管中国封建社会的朝代更替频繁，但是各朝各代始终保持了一个非常一致的政治与社会结构，这其中儒学扮演着最为关键的角色。7更具体地说，中国封建社会的这种“超稳定性”就来自于前面所分析的董仲舒改造后的儒学的“理论硬核”，因为它为中国封建政府和民众提供了有关政治结构与社会组织最基本的意识形态。而“防护带”相对于“理论硬核”的紧致、松弛甚至是崩坏，对应的便是封建国家的兴衰与灭亡。至于中国共产党所建立的新政权，金观涛与刘青峰还努力论证了其不过是中国传统政治结构的一种变体。换言之，金、刘二人并不同意中国近现代的巨大变迁与传统社会之间存在着断裂。8尽管金、刘两位先生的这一高论在学界尚有不少争议，但无可否认的是近现代中国的发展的确无可避免地会存在某种程度上的路径依赖问题。
值得引起注意的是，邓小平理论也将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改造成了一个“理论硬核－防护带”的结构。理论硬核的部分就是邓小平先生1979年所提出来的四项基本原则：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其核心是坚持共产党的领导。而在防护带上，邓小平先生主张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来对待具体的政策选择与发展问题。如著名的“猫论”、“姓资姓社论”、“市场与计划的关系论”和“不争论”等都使得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在经济领域具备了空前的活力，这也是中国过去三十年得以高速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发展奇迹也可证明“理论硬核-防护带”这一传统意识形态的结构具备某种意义上的优越性与必然性。
最后，让我们将讨论回到王赓武先生的这本五代史专论。综观有关中国古代史的研究情况，的确较少方家去涉及五代史。王赓武先生在书中就此提出了一个很有洞见力的解释和比较：相比那些伟大的统一历史朝代（如秦、汉、唐、宋、元、明、清），中国历史上的分裂混乱时期往往不那么被人所关注。生逢乱世的军事家和政治家等中国精英们大都急于一统天下，结束混乱局面。而后世中国的历史学家们似乎也对于分裂的混乱时期有一种天然的急躁难忍，他们大多匆匆略过那段历史，直奔统一的朝代而去。中国历史学家的这种倾向便与欧洲历史学者的兴趣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后者通常都对欧洲混乱时期所带来的差异性着迷不已。他们最感兴趣的是众多欧洲国家的历史形成过程，而非形成后的那些国家。中公历史学家的这一价值取向上的不同所反映出来的东西，也值得我们去深思。
另外，不得不提的是，早先读王赓武先生写的其它书籍时，我便对他的英文和中文功力感佩不已，而这本英文书也是一如既往地有着厚重而不失优雅的文风。读王赓武先生写的历史书，如同听他娓娓道来，绝对是一种享受。他的文字中浸满了对历史的独到把握与谨慎的尊重，那种穿透力仿佛可以带读者去亲历那段历史。而相比之下，中国许多历史学家所著的历史书还是太机械了，不仅对历史的细节和人物的描述太过粗线条，而且站的高度十分有限，使得读者较难把握到鲜活的历史与历史的精髓。在此方面，王赓武先生的这本历史书的确堪为学习的范本。
盛思鑫，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博士学位候选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