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思想家、国际境遇主义代表人物居伊·德波（Guy-Ernest Debord，1931-1994）关于“景观”的思想，是当代媒介批判的理论源头。国内对他的研究非常缺乏，但渴望了解的人很多。《景观社会》是他的一部力作，于1967年发表，并于2006年译成中文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而与此堪称姐妹篇的《景观社会评论》，则由笔者翻译，将于近期出版。由于《景观社会评论》的整体写作风格是片段式的，而且作者在开篇中又做了“我显然无法在书中畅所欲言。总而言之，我必须十分地小心，以免授人以柄”的提示，因此，虽然作者在文中的思想表述有着一定的系统性和关联性，但在结构上看起来未免有些零散。为了快速将学术信息传递给国内学术界，特先对《景观社会评论》作综合性评介，再按照不同主题进行介绍。
一
《景观社会评论》（Commentaires sur la soci-ete du spectacle）由居伊·德波于1988年所著，并于当年由法国齐拉德·雷伯维希（Gérard Lebovici）出版社首次推出。德波一生著述不多，其思想主要见于《景观社会》（La société du spectacle,1967）一书中。《景观社会评论》（以下简称《评论》）并非是对《景观社会》的续写，而是针对西方“景观”[1]社会状态展开的又一次深刻批判。
在《景观社会》中，德波首次把“景观”的概念从其最根本、最普遍意义的含义中提取出来，赋予它以批判的内涵，借此对二十世纪后期的西方社会进行描述，“绝不能将景观理解为对视觉世界的滥用，抑或是影像大众传播技术的产物。更确切地说，它是某种实在化的、物质化了的世界观。它是已经对象化了的世界观。”[2]“景观是金钱的另一面：总体上抽象地等同于一切商品。”[3]德波试图透过对景观的批判深入分析当代资本主义商品消费社会的本质。在《评论》以及《景观社会》中，他都指出了现代景观所体现出的本质内涵：“它对市场经济实行专断统治，而此时的市场经济早已具有了无需承担任何责任的统治地位；同时，它综合了伴随这种统治而产生的政府所具备的各种新型职能。”尽管《评论》并不是《景观社会》的续篇，但从中可以看出，两篇文章都针对当代资本主义制度带给人们的幻想展开了猛烈的批评，并号召通过阶级斗争以及革命的方式最终颠覆这种幻想。
在《评论》中，德波试图对自《景观社会》发表之后的“景观”社会状况进行描述。他提到1968年发生在欧洲的动荡，指出，“这次动荡虽然在个别国家持续了数年，却没有能够在任何地方推翻该社会的现存组织机构，显然，属于这一社会的现存组织机构是自发地产生自该社会的。”由此，他得出结论，“景观可以持续地聚集能量，也就是说，在增强其核心密集度的同时，景观不断地延伸，直到各个方面的极限。”同时，与遭遇攻击的其它权力一样，景观甚至已经具备了新的抵抗进攻的能力。有些人认为他的这一说法未免危言耸听，“至于景观本身，人们有时会认为我对这一概念的创造纯属子虚乌有，并因此责难于我，同时也不时指责我沉湎于此，并过高估计了景观的深奥性、整体性和它的实际活动能力。”对此他予以了嘲讽式的驳斥，“我必须承认，在之后出版的那些有关这一问题的较新论著中，作者能够证明，对这个问题的讨论完全可以轻描淡写地进行。这些论著的作者会勉为其难地选取现象表面某个单一、静态的细节来取代总体性及其运动，一般来说，他们会选取一个独特的，但不会给他们惹来麻烦的细节来证明其观点的新颖之处。没有人会在他的阐释中对那些缺乏依据的历史性判断提出置疑，因为这是在冒谦虚的科学态度之大不韪。”在肯定景观现象的基础上，他强调景观社会一直在快速向前发展，同时，景观显示出了强于以往的力量。德波试图对景观目前的发展轨迹以及景观在将近20年间的迅速延伸和扩展所造成的现实后果进行分析和评述。
在《评论》中，德波再次肯定景观的存在，“今天，尚没有人能够对景观的存在及其影响力提出合理的置疑。”“现代社会就是景观的社会，这是显而易见的事实。甚至连默默无闻也会很快地成为受人关注的原因……”。在德波看来，一切都处于景观统治之下。他指出，是景观“自己”在组织着关于它的争论，因此，这样的争论是“空洞”的。对于争论的具体内容而言，人们更愿意以“媒体”作为讨论的对象。这样一来，关于景观的讨论最终就变成了有关某种公众服务机构的争论。显然，德博尔对媒体这样的传播方式并不抱以肯定的态度，认为大众传媒的最终现实结果是“纯粹的单向传播”。通过大众传媒，大众得到的是“已有的结论”，而大众传媒“所传播的不过是一些指令；而发出指令者就是对这些指令评头论足的人，这两者之间形成了完美的和谐。”不过他也承认，“媒体就其本质而言无疑是好的，因为它为传播提供了便利。”但当传媒被滥用之时，就出现了灾难性后果。德波对媒体与景观之间的关系做了总结，“景观只是媒体泛滥的表现”。通过“景观政治、景观司法、景观医药”等媒体泛滥的具体例证，德波指出，“景观权力在本质上就像个彻头彻尾的暴君”，因为它会对外观“百般挑剔”。景观权力具有“统一和集权的性质。”因此，“大众传媒的内容看似名目繁多，其实是为了掩盖景观融合”。在德波看来，景观融合局面的最终出现是“势不可挡”的，他将其比作支配资本家竞争欲望的“商品的统治逻辑”以及推动武器不断改良的“战争逻辑”，借此指出，是“景观的强硬逻辑控制着乌七八糟的媒体内容所体现出的无限多样性”。他进一步提出，在《景观社会》所描述的景观状态之后的二十余年间，景观所产生的最大变化在于，“景观所占据的支配性地位已经成功的使整整一代人的身上印有景观法则的烙印”。
二
就景观的发展，德波对早期的理论阐释模式又进行了新的补充。这也是《评论》的一个核心内容。在《景观社会》中，德波曾将景观力量区分为两种连续而对立模式：集中模式（la concnetréé）与扩散模式（ la diffuse）。前者，如法西斯主义和斯大林主义，其意识形态以某个独裁者为核心，属于集权主义性质，俄罗斯和德国是这一模式的始作俑者。后者则以世界的美国化为其表现，在该模式的作用下，工薪阶层的自由选择权体现在对商品的选择上。在《评论》中所补充的第三种模式是前两种模式相结合的结果，德波称之为综合景观模式（le spectaculaire intégré），其基础是扩散模式，典型代表是法国和意大利。德波将这种新型景观模式的出现归因于下列因素：斯大林主义在人们政治生活和意识中的重要影响；民主统治的薄弱性；政府长期的一党专制行为；以及消除革命活动中那些意外冲突的需求。
综合景观使集中和扩散各自的特性得到了更充分的发挥。与此同时，它们在实践中的表现也发生了极大的改变。“就集中而言，控制中心现在已经变得隐蔽，不会被任何一个身份确定的领导者或某种明确的意识形态所统治；从扩散的角度来说，景观从未以如此的规模在几乎所有的社会行为和社会对象上刻上它的印记。”因为综合景观最终要实现的目的就是，“将自我彻底融合到它一直着力刻画的现实中去，以及，根据其刻画的内容不断地重新结构现实”。这样一来，现实生活就与综合景观结合到一起了，因此，“今天，任何社会结构都无法摆脱景观的控制了”，“景观已经无孔不入地扩散到现实存在的方方面面中去了”。
景观在践踏着现实，改变着现实，“现代工业对利润的追求及其实现的方式改变和玷污了文化以及自然界的一切”。德波对未来的态度显然是悲观的，“尽管先人们留下来的古老书籍和建筑仍然具有一定的意义，但这仅存的意义也注定会不断走向衰减，甚至会根据景观的要求不断地对其进行渲染或进行类别划分。更甚者，连遗传学都准备欣然地与社会统治力量相互勾结了。”
景观的存在使人们沉浸在“狂欢式的愉悦”之中，因此，劳动分工不复存在了。这是景观统治所造成的一个直接后果。这意味着主体的“真正能力”不再受到关注。由此，短时间内的身份置换成为可能，毫无关联的职业在景观的作用下被联系到一起，“金融家可能成为歌手；律师可能成为间谍；面包师可能会炫耀他的文学品位；演员可能成为总统；厨师可能会使其烹饪技术富有哲学的味道，就好像这些烹饪技术可以被看作世界史的里程碑一样。”在景观中，人们都可以“或公开或秘密地接受或参与到一种完全不同于他们最初专业分工的活动中来”。在许多情况下，“媒体身份”可能会带来更大的实际利益，使人们更容易获得成功。同时，德波也指出，这种劳动分工并非变得完全销声匿迹，只是这种分工以及在实践中的相互合作会不时以新的形式再现，“比如说，今天的人们可能会出于暗杀计划的需要而出版一部小说”。就此，德波提出警告，“一个人永远不应该因为某人所从事的职业而对其加以信任”。作为国际境遇主义的代言人，德波自然不会忘记自己改良社会的抱负和热情，他不无忧虑地指出，“迄今为止，综合景观的最大野心仍然是将秘密特工转变为革命者，同时，将革命者转变为秘密特工。”
达到综合景观阶段的社会通常具备以下五个特征：不断的技术更新；国家与经济的结合；普遍化的隐秘状态；无可置辩的谎言；永恒的当下。技术革新的加速发展极大地加强了景观的统治，其后果之一就是使“所有的人都听任专家的任意摆布”；国家与经济的结合被看作是本世纪最显著的特征，“这两股力量之间所达成的功守盟约，为彼此在各个领域里获取最大共同利益提供了保障。……这样的结合证明对景观统治的发展是极为有利的”；普遍化的秘密是景观的“决定性补充因素”，它隐匿于景观之后，“是景观最为关键的一项活动内容”；无可置辩的谎言使真理几乎在瞬间消失了，“或者，即便从乐观的角度看，真理也已经降低为纯粹假设的状态了”。无可置辩的谎言使舆论丧失了存在的意义，它“成功的消除了舆论”；永恒的当下“就是想要忘记过去，同时似乎对未来不再报有幻想”。永恒的当下与信息的不间断流通直接相关，这些信息通常是些经过渲染和夸大的无足轻重之事，鲜有重要之事。
三
景观实现全面统治的首要任务就是“普遍地根除历史知识，这首先要从刚刚发生过的事情着手，从消除一切有关的有用信息以及那些有助于人们对这些事情加以理解的评论入手”。景观可以使人们对所发生之事毫不知情，或在事发之后使人们迅速淡忘此事。德波不无嘲讽地指出，“事情越重要，就越要对其进行隐藏”。他进一步分析，“任何绝对权力对历史的压制程度都取决于其谋取利益或承担责任的迫切程度，尤其取决于其达到目的的实际能力”。在综合景观新技术的作用下，“愚蠢的言行强制性地获得了普遍地尊重”。德波指出，景观通过隐藏事实或抹去社会生活中的历史痕迹实现了对历史的“放逐”。
因此，当前发生之事都隐匿到一个“遥远的神话王国中”，其中“充满了无法证实的故事、无从查证的数据、没有由来的解释以及站不住脚的推理”。德波认为媒体从业人员是不可信的，“因为他们与景观的整体权威以及景观所表达的社会之间从其内心以及职业角度都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同时，所谓的专家也是不可信的，“所有的专家都服务于国家和媒体”，“最有用的专家莫过于那些善于撒谎的人”。
德波从以下事实来说明客观历史的消失。掌握全面信息的人可以“随意塑造和改变”某个人的声誉，“景观无需知道历史证据，历史证据也不再成其为证据”，“一个人的过去可以被全面地重写、彻底地改变”，甚至，“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置人于死地”。而那些隐藏于景观中的操纵者惯于使用“虚假证据”，观者在亲眼目睹了可以表明这些人丰功伟绩的虚假证据之后则无法认清他们所犯的错误。因此，德波警告说，“如果不亲自对某人某事进行了解的话，你是不再可能去轻易相信其人其事了”。同时，“媒体话语以及转述该话语的各种组织机构无处不在，人们根本就无法长久地摆脱其影响”。德波不无悲观地指出，“过去在知识界，有一些人颇具备核查实据、接近客观历史事实，或者至少能够确信此历史事件值得大家了解的能力，并以此为荣，但现在，这样的人已经所剩无几了。甚至不再存在任何经得起推敲的文献真实，国家图书馆的电脑目录有着完善的装备，将一切可能的残存痕迹都消除殆尽了。”德波再次提出警告：“一旦一个国家在运行中普遍而永久地缺失了历史知识，那么，对这个国家的领导策略势必缺乏对全局的考虑”。
历史与民主之间的紧密关系是不容置疑的，“在希腊，历史和民主同时步入人类社会。我们能够证明，它们也是结伴走向消失的。”
四
实现景观统治的另一个任务就是废除逻辑，“其中的某些方式与景观已经验证并推广的技术手段密切相关；其它的一些方式则更多的与大众的服从心理有关。”从技术角度来看，由他人选择和建构的影像已经成为个体与外部世界的“主要联系”，而“对已有事实普遍认同的心理源于长期服从的切身体验；在认同的过程中人们逐渐根据事实本身在其中找到充分的价值。”景观可以对许多隐秘之事保持缄默并把暴露在外的一切与其“语境、历史、意图及影响”相隔离。由此可见，“它完全是不讲求逻辑的”，它甚至可以随意更改自己的历史和过去。而对电脑程序的运用更加剧了这一进程，电脑使现代人失去了阅读的能力，而“阅读是可以接近前景观人类体验之财富的唯一通道”。就这样，“对话几乎消亡了，那些知道如何言说的人也会很快地消失”。
没有回应的对话形式是当代思想衰退的主要原因，而逻辑只有通过对话才能够进行社会性的建构。“更甚者，当借助景观发表言论的人获得了广泛的尊重，被看作是富有的、重要的、有威望的，或者是权威化身之时，观者就会希望变得像景观那样毫无逻辑，由此表现出他们对这一权威的回应，并引以为荣。”德波不无嘲讽地说，所有人都在“一丝不苟地、教条地重复着那些不合逻辑但又代表着权威的观点，并借此隐藏他们极其有限的知识”。景观使我们丧失逻辑判断和观察的能力，“景观的麻醉师和救生医师已经将导致此种疾病的大量药剂有意地注射到了人群之中”。“贫乏而空洞的景观思想”使个体始终对已有秩序俯首贴耳。在现实的景观生活中，人们逐步“远离一切可能的切身体验”，丧失了个人喜好，个性遭到抹杀，“个体为其最微小的社会身份所付出的代价竟然是永久的自我否定”。“观者只是被简单地设想为一无所知、无所应答者”，他们总在被动地观望下一步会发生什么事。在现实生活中，人们会不自觉地使用景观语言，而以前所使用的语言在“迅速消亡”，“这是景观成功实施其统治的最为重要的一个表现”。
景观民主会非常巧妙地处理景观统治所面临的威胁，对那些在不知不觉中改变了本质的事物，它可以仍旧保留其原有名称，“同样地，它也完全可以轻易地为那些本质上一直未发生变化的事物易名”。德波举例说，位于英国温德斯科尔（Windscale）的核废料处理厂曾被更名为萨拉费尔德（Sellafield），其目的就是为了掩盖1957年发生在那里的核爆炸事件。同时，从经济角度来说，“针对商品话语的哪怕是最微弱的反对声已经无从听到了”，景观使权力回避了批判。从景观商品出发，德波肯定了马克思对政治经济的批判，认为经济是“对人性的最终否定”，并进一步将其指称为政治经济的“本质特性”。
今天，“经济已经开始公开地向人性宣战，不仅针对我们的生活可能性，而且也针对我们的生存可能性展开攻击”。甚至科学也会屈从于利益，“做出对景观统治俯首称臣的选择”。当经济丧失“理性”时（这正是景观时代的本质内涵），科学自主的残留阵地也就最终沦丧了，“科学不再被要求去理解世界或去完善世界的某个方面，相反的，它被要求迅速证明当前所发生之事的合理性。与其在其它领域的表现一样，景观以其最具破坏性的统治愚蠢地在科学这一领域开疆拓土。为了把自己变成一根警棍，它砍掉了科学知识的大树。”毫无合理性可言的景观社会不需要思考，只需要对景观语言的适应。这是这个时代的悲哀，“为金钱卖身的科学自觉而欣然地实现了它最后的适应性变化”。随之而起的是为说谎辩护的假科学的泛滥。德波警告，任何遭到颠覆的组织都可能会经历这样一个过程：“被误导、被煽动、被渗透、被操纵、被接管、被颠覆”。
五
在景观统治之下，虚假消息的出现成为必然。“就本质而言，虚假消息是对真实的歪曲”。虚假消息与民主相对立，它“直接听命于国家”，并“内在于一切现存消息之中”，而这正是现存消息的“重要特点”。虚假消息产生于胁迫下的顺从，“在有虚假消息之名的地方，虚假消息并不存在。在虚假消息存在的地方，它并未被称作虚假消息。”德波在黑格尔那里找到了对景观社会的准确描述：“在一个首尾被明确倒置的社会，真理是错误的一个瞬间。”同时，他也指出，景观时代已经完全证实了费尔巴哈的判断：在这个时代“符号胜于所指，摹本胜于原本；幻想胜于现实。”景观时代是制造赝品，消灭真品的时代。
德波就此提出“秘密”的概念，这是《评论》的又一个核心内容，“秘密状态统治着这个世界，这是统治秘密的第一要旨”。秘密是景观社会的显著特征，“我们的社会建立在保守秘密的基础之上”。景观社会的“秘密”形式五花八门，比如说，某些“屏蔽机构”为大量聚敛的财富竖起“密不透风的屏障”；所谓“秘密防御机构”为许多不法行为逃避法律制裁留有很大的余地；广告掩盖了诸多伪劣产品的秘密等等。同时，在城市和乡村出现了众多普通人难以进入的秘密场所；有很多的人受训从事秘密工作，还有更多的专门机构配有秘密档案等等，甚至针对综合景观的社会批评也被“那些充满娱乐观念的场景以其厚重性和丰富性”隐藏起来了。
因此，不确定的事可能会出现在任何地方。某一个事件的发生常常隐藏着其它更为真实的目的。德波以巴拿马独裁者挪瑞奇（Neriega）为例来说明此事。挪瑞奇将毒品输出到美国，并将他的“巴拿马”资本输出到瑞士。他曾与美国中央情报局（CIA）联手对抗古巴，借此掩盖他的不法商业行为。他也曾向美国当局控告他在进口贸易中的一些竞争对手。当美国最终决定借助法庭对他的指控摆脱他的时候，挪瑞奇以反帝国主义和爱国的名义为自己辩护，很快就受到了古巴和尼加拉瓜的公开支持。德波认为，这位挪瑞奇将军“出售一切，仿制一切”的行为正是综合景观的完美再现，“并非是巴拿马而是我们所处的时代制造出了这样的奇迹”。
在景观社会中，“大量信息浮在社会表面、可以随意获取，而保密只是这一规则的必然例外”，德波强调，并不存在“难以接近的纯粹秘密和具有普遍适用性的秘密”，事实上，大家都认可那些刻意为专家保留的少许保密领域，而且人们大都相信“多数事物是处于秘密状态中的”。从获取秘密信息者的角度来看，由于很多政治家和媒体从业人员通过各种渠道和机密情报了解到了很多东西，“这些人因此受到奉承和夸大，而人们对他们的不负责任之举听之任之”，那些保密信息的获得者绝对不会注意到，“在所有对他们保密的事情中，现实的主要部分已经无一例外获得地被隐藏了。”同时，“提供给那些与善于欺骗的暴政同流合污者的片言之语通常都被谎言所浸染，而这些消息经过了巧妙处理，并且不受任何检查。”然而，这足以使那些消息获得者心满意足，因为他们显然比那些一无所知者要强得多。这样做的目的在于“使统治变得更令人尊重，但永远不能使它变得易于理解”。“前排就坐的观者”最先得到这些消息，而这些人竟然“愚蠢地”相信透露给他们的内容就是真相。德波再次对传媒展开批判，认为只有“白痴”才会相信电视画面所展示出的一切，那些“半精英人士”会认为“一切都是不清晰的、模糊的、是由不可知的符号‘建构’的”，只有真正的“精英人士”才愿意探究真相。 德波指出，在近二十年间发生的众多刺杀事件中，多数未被彻底查清，这表明，“官方言论中存在着见风使舵、明目张胆的谎言”。德波称其为新型社会疾病，该疾病会在各处迅速蔓延，“由国家高层（此类犯罪的常发领域）向下扩散，同时，也从较低的层次向上发展，这些较低的层次包括其它传统的非法交易场所和勒索“保护”费的行为”。德波认为，黑手党在当代社会的迅速发展和蔓延就是这一社会疾病的体现。黑手党由原来秘密从事非法商品交易转而插手各类合法贸易，乃至重大政治事务和国家事务中，“甚至涉足电视，电影和出版这样的景观行业”。“事实上，在综合景观中，它是一切发达贸易行业的典范。”在综合景观中，“法律沉睡了”，大众所思所想毫不重要，“这就是在一切民意调查、选举、现代化重建等景观背后所隐藏的。”
在景观的秘密状态下，“分散的社会批评也已经按部就班地被培养为一个整体”，浅显易懂的批评文本开始以相对保密的方式出现，那些匿名或不知名的批评者可能会被景观作为“思维较为活跃的知识分子”所吸纳。德波认为，对于他们中的一些人而言，这使他们“迈出了走向事业的第一步，对其它处于更低级别的人而言，这第一步则是迈向了专为他们准备好的陷阱。”事实上，他们所提出的批评“可能是非常尖锐的，在某些方面显然充满着智慧，然而，却总是奇怪地不着边际。”因为“它们从来没有明显地感觉到揭示整个过程的必要；哪怕只是含蓄地表明它来自哪里，以及要走向哪里。”
德波指出，越来越多的人在进行密谋以促进景观的发展，“从前，人们只是阴谋反对某个已有的秩序，今天，密谋获取利益成为一种新兴的发达行业。”以致于出现了“秘密机构的增长危机”，他指出，“这是资本、生产以及分配集中的自然后果。”许多秘密特工伪装成记者、历史学家以及小说家，德波似乎在每个人身上都看到了间谍的影子。
在《评论》的结尾部分，德波强调，景观统治的建立是一次深刻的社会变革，“彻底改变了政府的管理行为”。但令人遗憾的是，这一点在理论上并未得到充分理解。当然，这与相当一部分统治者的思维方式有关。但德波对他们并未丧失信心，“有些人尚不能及时充分地认识到游戏新规则的可塑性及其充满野蛮之气的威严，但不应该认为这些人会永远保持古词语一样的状态，徘徊在真正权力的外围。”他认为，在那些维护统治利益的社会集团内部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大的变革，“这样的变革虽然与那些处于权力核心圈的人有关，但也会以密谋的方式谨慎地显现出来，并对景观时代的一切做出决定性的总结”。
[参考文献]
[１]在德波发表于1967的《景观社会》中，德波首次将“景观”的概念运用于对现代西方社会的描述，指出现代社会中的一切都被景观所浸染，无一幸免。
[２][３]Guy Debord, La société du spectacle.5#.49#,Paris:Gallimard. 20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