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什么是等级、阶级和阶层？
在中国和在西方，古代社会中的“阶级”，就是指社会上存在的身份等级。在中国的古典文献中，“阶级”既指官位俸禄的等级，也指社会伦理制度“礼”规定的等级秩序。《新书·阶级》曰：“故古者圣王制为列等，内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等级分明。”《三国志·吴志·顾谭传》曰：“臣闻有国有家者，必明嫡庶之端，异尊卑之礼，使高下有差，阶级逾邈。”
没有官位的“老百姓”，在古代通称为“庶民”。“士”介于“大夫”和“庶民”之间，有的是拿俸禄的“食邑”的官，也有的是自食其力的“食田”的民，所谓“学而优则士”。所以古时有“士大夫”和“士民”的称谓，但后来“士”通指“读书人”。
在中国古代传统的农业社会，“民”的划分是“士民、农民、工民、商民”四民。《汉书·食货志》曰：“士、农、工、商，四民有业；学以居位曰士。”
在西方过去有文字的各个历史时代，社会等级制度也是普遍存在的，可以看到由各种社会地位构成的多级的阶梯。在古罗马，有贵族、骑士、平民、奴隶；在中世纪，有封建领主、陪臣、行会师傅、帮工、农奴；而且在每一个阶级内部又有各种独特的第等。
对阶级斗争的研究和关注，是法国和英国近代史学的新传统。此前，史学界解释历史变迁的主流观念是：在一切历史变动中，最重要的、具有决定意义的是政治变动，而这种变动的最终原因，应当到支配人们个体理性选择或集体行动的思想动机中去寻找。法国和英国近代的部分史学家，对这种观念提出了挑战，他们的研究证明，欧洲历史的动力，至少从中世纪起，是新兴资产阶级为争取社会和政治的统治同封建贵族所作的斗争，并由此形成了“市民社会”理论和史学的新学派。
马克思在此基础上进行了新的理论变革。他证明，在充分认识社会经济状况的条件下，一切历史现象都可以用最简单的方法来说明，而每一历史时期的观念和思想也同样可以极其简单地由这一时期的生活的经济条件以及由这些条件决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来说明。也就是说，一切历史的真正基础是经济，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争取统治，从事政治、宗教、哲学等等。在此基础上的阶级斗争，是历史的真正动力；而从19世纪开始，随着大工业的产生和推进，阶级对立简单化了，整个社会日益分裂成两大敌对的阶级，即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
马克思主义不同于一般的理论，因为它是革命的实践学说。在阶级矛盾激化的19世纪以及随后的时期，马克思的学说得到快速而广泛的传播。在中国，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共产党产生的指导学说，马克思关于阶级斗争的理论，成为中国共产党通过革命运动夺取政权的指导思想。
但是，在社会主义和平建设时期，特别是在“反右派”和“文化大革命”时期，“阶级斗争”被一再地简单化和扩大化，制造了很多人为的“阶级矛盾”。以致于现在人们一听说进行“社会阶层结构分析”，就联想到“划阶级、定成份”，似乎这是个令人谈虎色变的话题。
其实，在现代的社会理论中，“阶级”或“阶层”，都是指按一定标准区分的社会群体（social group）。根据不同的理论和不同的研究目的，也有不同的划分标准和方法。在过去中国语言里，阶层一般是指阶级内部不同等级的群体或处于不同阶级之间的群体。而现在中国学者更多地使用“阶层”的概念，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历史的原因，是为了有别于在政治上“划阶级、定成份”的做法。
二、区分社会阶层干什么？
在中国，“均贫富”的传统思想是深入人心的，所以如果把人分成“三六九等”，在心理上是很难让人接受的。虽然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打破平均主义和对效率目标的追求，收入差距迅速扩大，但直到现在，在国有单位内部，工资的等级差异还是很小的。前两年北大、清华设立岗位津贴制，分了很多等级，结果掀起轩然大波。有的教授甚至说，我可以接受低收入，但不能接受“分级划等”这种对我人格的侮辱。但现在，很少再听到对“分级划等”的岗位津贴制的抱怨了，而且各省市的重点大学，也都为留住人才而纷纷仿效。现在回头来看，加入WTO以后高等教育的办学向外资开放，公立大学的岗位津贴制，起到人才流失防护堤的作用。
前些日子，我去参加一个关于“社会分层”的理论研讨会，站在门外抽烟，听到一个年轻的和一个中年的出租车司机在聊天，很有意思。
中年人说，“听说这是一个划阶级的讨论会，这帮搞学问的就是吃饱了没事，这才消停了几天，他们又要划成份，据说还成立了什么划成份研究中心，这不是挑动人斗人吗？”
年轻人说，“就是应把那些歌星、影星、大款、贪官划成资产阶级、剥削阶级、反动阶级，让他们再牛。可听说他们是按什么“职业”划分，如果这样还用他们研究，我看这帮读书人也都是拍马溜须的料，没有敢说真话的。”
中年人说，“听说有人把咱们出租车司机也划成中产阶级，还有的划成新富阶级，说咱们收入高，还是有车族。”
年轻人说，“简直是胡说八道，咱们这车叫劳动工具，他们懂个屁。咱们挣这点辛苦钱容易吗？一天十几个小时的干，连个节假日都他妈没有，还中产、新富呢，他们也会编词。咱们是正宗的工人阶级，咱们的剩余价值都让公司给剥削了，他们这些玩笔杆子的小白脸才是资产阶级，起码是小资产阶级，写俩字玩玩嘴皮就挣钱。”
可见，在目前，一提到社会分层，人们就联想到“划阶级、定成份”，就联想到要动员人们去打击、批判一部分人，这是一种具有历史继承性的思维模式。
其实，就像我们研究生物界要进行动物和植物的分类一样，社会分层是我们认识复杂的人类社会结构的一种简便的方法，它有很实用的价值。但严格的说，社会分层的方法并不是从中国传统的思想土壤里产生的，而是近代、特别是19世纪末以后从西方导入的。中国传统的分类方法，是习惯于根据现象特征进行归纳性的区分，而不是根据本质特征进行分析性的区分，所以中国可以在1578年就出现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很早就有细致完整的动植物分类学，可以在1637年就出现宋应星的《天工开物》，很早就有各种生产技术和制造方法的分类，但由于缺乏对具体学科领域中自身的统一因果律的寻求，所以从《本草纲目》中没有发展出分子生物学，从《天工开物》中也没有发展出现代的物理学和化学。
社会分层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使社会能够和谐的发展。在现实社会中，每个社会的阶级阶层都有其相对独立的群体利益，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特别是在快速而剧烈的社会变化过程中，各阶级阶层之间必然会产生各种利益的摩擦、矛盾和冲突。不管人们承认不承认，这些摩擦、矛盾和冲突是客观存在的，应当对此进行科学的分析。一个社会要想能够持续、稳定、协调的发展，就要建立阶级阶层利益的整合机制、矛盾和冲突的化解机制以及社会分层秩序的稳定机制，而这些都要以对社会分层结构的了解和把握为基础。
此外，社会职业阶层结构越来越成为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志。在农业社会，粮食的产量是发展程度的主要标志，比如我国历史上用“鱼米之乡”或“天府粮仓”来形容比较富裕的地方。目前我们衡量发展程度，主要是根据产业结构。在工业化初期，制造业在GDP中的比重，曾是一个国家发展程度的主要标志，制造业的比重越高，经济就越发达。在工业化后期，服务业在GDP中的比重，成为一个国家发展程度的主要标志，服务业的比重越高，经济就越发达。现在，情况又发生了变化，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其服务业在GDP中的比重达到65-70%以后（高收入国家1999年服务业比重平均为64%），变化的弹性就很小了。一个国家（特别是大国）的经济，不可能完全靠服务业支撑，对于发达国家来说，服务业的比重越来越失去其显示发展程度的意义，美国1990-1999年的近10年间，经济发生很大变化，但服务业在GDP中的比重，也只从70%增加到72%。
人们发现，信息业在GDP中的比重，越来越成为目前一个国家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志，有的学者已把信息业称为继农业、工业和服务业之后的第四产业。但信息业有个不同的特点，就是它无法完全按行业来划分，而是渗透在各个行业中的，如在发达国家的农业中，人们使用卫星定位系统掌握土壤的成分和湿度的信息、作物生长和成熟的信息等等，你说它是农业还是信息业？再比如金融行业可能比电视机制造业的的信息化程度更高，它是服务业还是信息业？
现在各发达国家都有一些学者在研究如何测量经济中的信息业比重，但难度很大。多数人认为，比较可操作的办法，是从职业人员结构来分析。也就是说，在一个社会的职业结构中，从事知识技术工作的人员所占的比重越高，特别是掌握高新知识技术的人员比重越高，社会的发展程度也就越高。这说明，社会职业阶层的的分析，具有非常广阔的应用领域和前景。
三、区分社会阶层的标准是什么？
实际上，根据不同的分层目的，可以有不同的分层标准。虽然社会分层结构是一种客观存在，但观察和分析社会分层结构的人并不是完全被动的，他可以有不同的观察和分析的角度，可以从不同的侧面来揭示社会分层结构。也就是说，社会分层结构是立体的，而不是平面的，并不是只存在一种观察角度。只从一种角度观察，很可能得到是“瞎子摸象”的结果。有时候，一种新的视角的出现，甚至会改变人们既有的社会分层结构的观念。
比如，人们比较早的有了东方人和西方人的区分，有了白种人、黑种人、黄种人和棕色种人的区分，又有了信天主教的人、信新教（基督教）的人、信伊斯兰教的人、信佛教的人、信道教的人、有民间信仰的人、无神论者等的区分。中国很早就有士、农、工、商的区分。
每一种区分方法的后面，实际上都有一整套的理论。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认为，进入工业社会以后，“工资、利润和地租”是一切收入的三个最初来源，劳动者获得工资，资本家得到利润，地主得到地租，因此，社会上形成工人、资本家和地主三个主要阶级。英国古典社会学家韦伯认为，一个社会具有经济、政治、社会三种基本秩序，所以就产生了根据财富收入、权力和社会声望区分人群的三种基本的分层系统。
社会分层结构并不是一种固定的物，而是一种变化和流动的活体，它处于不断地建构过程中，人们从两个方面参与这种建构。
一个方面是人们的行动。一个人在社会中的位置并不是固定的，他处于流动之中，社会的发展变化越快，他流动的频率就越快。他对各种机会的选择，都参与了社会分层结构的建构。当然，每个人或群体的建构目标，与实际的社会建构结果常常是逆反的，比如在正常的股票市场上，人人都想发财，但分层的机制决定了最终发财的总是少数。英国当代著名社会学家、伦敦经济学院的院长吉登斯(A.Giddens)认为，社会根据三种“市场能力”划分为三种阶级，即掌握生产资料的市场能力的上层阶级、具有教育和技能的市场能力的中产阶级、具有体力劳动的市场能力的下层阶级。但他同时认为，从确定的市场能力到阶级形成之间，还有一个过程，而这个结构化过程，是由流动机会的分布来控制的。一般来说，流动机会的封闭程度越强，越容易形成阶级的冲突，反之，流动机会的开放，可以缓解阶级关系的紧张。
另一个方面是人们的观念。一个社会或一代人的观念，具有很强的继承性，观念的改变常常比现实的改变更困难、更迟缓。而这种观念，又成为影响人们行动和看法的重要因素。比如一个老年的工薪阶层，习惯了一辈子省吃俭用，闲暇时间顶多打打麻将，尽管他可能有不少银行存款，但他的生活方式，使他自己和别人都认为他属于中下层；而一个年轻的工薪阶层，接受了新的时尚，虽然没有多少积蓄，但常去听听音乐会、泡泡酒吧、参加个郊游或打个网球什么的，他自己和别人都觉得他属于中上层。法国当代著名社会学家、法兰西学术院的院士布迪厄(P..Bourdieu)有一句名言：“分类者是由分类的方式来分类的”。他透过不同的人群对吃、穿、住房、商店、诊所、家具、汽车、以至音乐、书籍、戏剧、宠物、花、儿童玩具等的消费品位偏好，来分析和揭示这些消费品位偏好形成的社会分层结构。他认为消费品位偏好具有很强的继承性和很大的影响力，造成社会分层结构的复制和再生产。
现在，根据不同的理论体系和不同的分层目的而使用的分层标准有很多，如生产资料的占有、财富和收入、组织权力、社会声望、知识技能、受教育程度、消费偏好、象征性权力、信息资源占有、职业等等。而比较共同的看法是，要全面地把握社会分层的状况，要使用比较综合的标准，而不是单一的标准，这样人们就设计了各种各样的社会经济地位综合指数体系，产生了很多测量和分析的模型。
不过，为了简化社会分层的方法，现在学术界主流的看法，是倾向于把“职业”看作包涵了各种经济社会资源占有和使用信息的标准。
把“职业”作为社会分层的标准，把资源占有作为基本维度，并附之社会经济地位综合指数的测量，也比较容易与“常识”衔接，为一般人所接受。我在地摊上曾买到一本《当代民谣》，辑者是一个叫“鲁文”的人，他说明代有杨慎辑的《古今谣》，清代有杜文澜辑的《古谣谚》一百卷，所以他现在要编辑这本“褒贬时风、议论时政、抨击时弊”的《当代民谣》。他在书中辑录了民间流传的各种把人群分成三六九等的顺口溜，多数都是饭桌上的谈资和话语作料，但这些社会分层顺口溜的共同特征，也都是把职业和消费特征作为分层的标准。
四、知识技能在社会分层中的作用
在社会分层的各种要素中，虽然经济资源的占有和使用仍然是基础的要素，但知识技能的作用具有快速增长的趋势。这种趋势是由以下几个方面所决定的：
首先，知识技能的更新大大加快。比如，中国人非常注意书法，书法不仅是一种技术，还是一种艺术。过去的文秘人员，首先要字写得好。小学生从小就要练习写大仿、写硬笔。字写得工整、漂亮，是一种有学问、有正规教育基础的重要象征符号。但是，电脑的快速发展，办公自动化的实现，使字写得好的价值贬值了，一个称职的文秘人员，首先要熟练电脑的操作。我到美国的一个工会调查时，他们给我看他们的一幅宣传漫画，画上一边是工人，另一边是机器，中间是一条狗。我看不懂，问中间这条狗是什么意思。他们说这条狗就是电脑，它阻挡了很多传统产业工人操作机器的道路。所以说，知识技能的更新，可以产生很多新的职业，但也会淘汰很多职业。我小的时候，家门口外经常响起“磨剪子抢菜刀”的喊声，似乎那是生活的一抹色彩，但现在再也听不到了，似乎它伴随着一个时代过去了。知识技能的快速更新换代，使过去的一些稳定的职业阶层发生了分化，一些人跟上了竞争和变化的步伐，职业地位升迁了，但也有一些人从过去的中心被甩到边缘。
其次，知识技能的收益期大大缩短。过去人们社会升迁的路，大体都是一样的，首先是小学、中学、大学的读下来，然后慢慢地在工作中积累经验。日本的企业过去盛行年功序列制度，共有20多个台阶，让你一辈子都爬不完。现在情况不同了，很多人似乎可以超越传统的社会升迁轨道，大学生满脑子都是皮尔·盖茨，“创业”成了比“求职”更有气魄和抱负的象征词。很多上了年纪的人想不通，过去他们大学毕业后要在筒子楼里熬十几年，可如今小年轻的，大学一毕业，找个公司干干，日子过得就那么滋润，又是蹦迪又是卡拉OK，还老是想着“跳槽”，论工作态度似乎一代不如一代，怎么挣钱就一代胜过一代。其实他们想不通的地方，恰恰是变化了地方。新型知识技能的收益期比传统知识技能的收益期大大缩短。
第三，知识技能的获益能力大大增强。我的青少年时期，是在一个没有资本家的时代度过的，我脑子里的“资本家”形象，是巴尔扎克的小说给塑造的：就是没有多少文化、做梦都是发财、擅于算计钻营、还吝啬抠门、临死都舍不得点两根灯心草的那种人。现在上大街，满眼都是“私有企业主”了，不过他们的形象，还在建构的过程中。改革开放后，私营企业主第一批主要来源于进城农民、城市待业人员和个体户，第二批主要来源于国有单位“下海”的人员，第三批主要来源于转制的中小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领导人以及工人，第四批主要来源于投资创业的专业技术人员。据调查统计，目前的私营企业主中，有43.4%来源于国家企事业单位干部，17.4%来源于个体户，14.2%来源于工业和服务业工人，10.5%来源于专业技术人员，9.3%来源于农民，还有5.2%来源于其他职业人员。现在的博士、硕士下海创业经商，成了一种时尚，还美其名曰当个现代的“知本家”，影响的那些从底层成长起的“资本家”，也千方百计地去弄个野鸡大学的文凭或正牌大学的野鸡文凭。但不管怎么说，知识技能日益成为一种地位和品位的象征符号。
五、生活的圈子
现实社会中人们的生活圈子，是对社会分层和社会流动理论的一个挑战。因为各种社会分层理论，其实有一个共同的假设，就是同一社会阶层的人，有一些共同的基本的东西，如共同的经济社会地位，共同的利益需求、共同的生活方式、共同的价值观念、共同的行为取向或共同的消费品位等等。但在现实中，传统的力量是很大的，一个人的行为和思想，有时可能更多地受其生活圈子的影响，而不是受人们为其划定的社会阶层的影响。
我们生活的社会，实际上也是由各种社会圈子构成。如衡量个人现代性的一项重要指标，就是生活半径的大小。一个传统的农民，可能一生的生活半径也就是方圆几十公里，一生交往的人数就是几百人。现代交通和通讯技术每一项进步，都在扩展着生活半径。互联网的产生，把世界变成一个“村落”，饭后到街坊邻居家聊天，被E-Mail通讯和网上的聊天室取代。
然而，在现实生活中，传统可以被更新，但无法被消除。一些表面看起来的裂变，仍然具有深层的延续性。人们可以在几个月之内平地起高楼，但却很难在废墟上构建历史。现实社会的生活网络，除了阶级阶层和地位群体之外，还有各种社会圈子，如血缘圈、亲缘圈、姻缘圈、宗缘圈、地缘圈、族缘圈、义缘圈、语缘圈、单位业缘圈、教缘圈等等。这些社会圈子，互相交叉叠垒，影响和制约着人们的行为选择和观念取向。有时圈内人和圈外人之间的行为和观念的差异，远比阶层之间的差异要大。
社会学近些年来对城市下岗职工和农村进城民工的研究表明，尽管过去下岗职工比进城民工生活在一个更加“现代”的社会网络中，但在求职找工作的过程中，他们同样也是主要依赖亲友网络的帮助。东南沿海地区的进城民工，具有明显的地域分布特征。四川、湖南、江西等省的一些偏僻乡村，往往是几个年轻人出来闯世界，最后通过亲友网络带出了一村人。传统的社会圈子，在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仍然在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尽管现代社会的发展，在不断打破着各种传统的社会圈子，但在现实中各种社会圈子的影响还是很大的。如我有一个课题在研究珠江三角洲的“城中村”，这种都市里的村庄的住宅都是由7-8层的楼房组成，原村民几百人，但现在居住了几万人，在这样的社区中，“有村籍者”和“无村籍者”之间的区分，似乎远比按其他标准进行的区分更加根本。
现代社会的结构越来越复杂了，同一阶级阶层内部，也存在着各种复杂的差异，所以社会分层理论也要完善和发展，不能排斥按其他方法对社会结构的认识。
六、社会整合与社会公正
中国的社会分层结构，目前正处于一种复杂的结构化过程中。一方面，中国正处于快速的经济增长和工业化转变时期，伴随着劳动分工的细致化和现代化，出现了很多新的社会阶层，大量的农民转化为工人和其他社会阶层；另一方面，中国也正处于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经济体制转变时期，各种经济成分比重变动很大，新的社会分层秩序尚未完全建立，很多社会阶层都出现过渡性特征，阶层意识的变化也很大；此外，中国发展的地域之间差异和城乡之间差异非常突出，后工业化社会的分层特征、工业化社会的分层特征和农业社会的分层特征同时并存。大学里的计算机专业比的是谁设计的软件好，车间流水线上比的是谁的技术好，乡村刚起步的个体户比的是谁的豆腐点的好。
这些特点，决定了中国目前社会分层结构的特殊性。它既不同于发达国家在工业化时期的分层结构化过程，也不同于苏东国家转变时期的分层结构化过程，还不同于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在快速增长时期的分层结构化过程。
在中国社会分层结构的变动中，一个显著的趋势，就是人们的经济社会地位、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等等，都多样化了，社会整合的难度也明显增加了。
比如，过去主要依靠单位制整合社会，包括机关单位制、企业单位制、村社单位制等，几乎什么事情都要通过单位来管理。一个脱离了单位的人，似乎就是脱离了正常生活的人。现在随着改革的深入，单位的福利保障功能逐步社会化了，后勤服务功能逐步市场化了，住房也基本自有化了，越来越多的人在非单位制的组织和社区里工作和生活，社区在新的社会整合机制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社区逐步替代单位，成为人们日常生活服务的主要供给者。但是，有些政府部门，对什么是真正的社区，到现在也没弄明白，他们只习惯于单位的领导和被领导的体制，而不知道如何建立有效的低成本的社区自治体制，又在试图把社区变成新的单位。
再比如，过去人们习惯于不管什么事，都是一种社会政策，俗称“一刀切”。为了有足够的粮食储备，希望粮食增产，就要求全国的农民都保证粮食种植，结果是砍树、烧荒以增加耕地面积，种粮再不挣钱也必须种，一些发达地区的农民，为了应付，都是象征性的种植，根本不问收获。减轻农民负担的问题也一样，重点减轻哪一部分农民的负担，社会政策要有针对性，要有国家财政的配套措施，否则要么是负担减不下来，要么是减下来后乡镇干部和乡村小学教师发不出工资。
现在财富和收入差距的扩大成为一个热门的话题，其实关键的问题不是初始差距大不大，而是对初始差距有没有调节能力和这种差距是否符合社会公正的原则。
在社会阶层出现分化的情况下，要把社会公正作为社会整合的一项重要原则，高高地举起社会公正的旗帜。“社会公正”（social justice ）原则的建立，是基于各社会阶层利益协调的共同价值认同，它不同于衡量收入分配均等程度的“平等”（equality），也不同于市场条件下承认禀赋差别的机会公平（equity），它是市场竞争之上维护共同生活的更高的原则，通过再分配和转移支付来救助和扶持弱势群体，是它的题中应有之意。
社会的发展是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考察和测量的。从纯粹经济的角度，我们可以把GDP的增长作为增长的指标。从环境保护和生活质量角度，也可以把绿色GDP的增长作为衡量的指标。社会公正也是衡量社会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角度，从社会公正原则的角度看，“社会底层”群体的生活状况是否得到改善，是衡量社会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指标。从这个意义上说，“关注底层”是坚持社会公正、促进社会进步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
七、社会流动与中国梦
社会流动可以区分为复制式社会流动和替代式社会流动，只有从替代式社会流动中，才可能产生新的社会分层结构。
中国的民间，有一种关于复制式社会流动的说法：即“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电视里前不久曾播放过一个记者采访一个传统牧区的牧童：“你为什么放羊？”“挣钱呗！”“挣钱干什么？”“以后娶媳妇。”“为什么娶媳妇？”“生娃。”“生娃干什么？”“放羊。”这种子承父业的“生命周期”，反映的是一种复制型的社会流动和社会分层结构，它的背后，其实有一个身份体制的问题。
当然在中国的历史上，也有另一种关于替代式社会流动的说法：即“富不过三代”。这也可以被称为“家族盛衰循环定律”。对此“定律”的道德解释是，富家子弟多半是纨绔子弟，是败家子，其实这并非是普遍真实的，因为人力资本的家庭再生产假设更容易得到证实。从继承制度上对此“定律”进行解释似乎更加可信：中国传统的家庭财产继承制度与欧洲国家有很大不同，也与中国的皇位继承制完全不同，它不是聚集财产和权力的“长子继承制”，而是分散财富和权力的“兄弟分家制”。这种“兄弟分家制”的功能类似于现代国家的“遗产税”，似乎是一种国家的设计，它不允许一个家族的力量无限扩大，可以与皇权和国家抗衡。对于家族的盛衰来说，创业人去世后的“分家”，往往成为产生内隙、内讧和由盛变衰的转折点。在现代一些家族企业悲壮的盛衰史上，我们仍可以看到这一“定律”在起作用。其实在中国历史上，“富不过三代”是特指没有官位身份的商人阶层，它所反映的恰恰是身份社会为维护复制式社会流动而对精英替代的限制。
在过去传统的社会中，无论在中国还是在西方，人们改变社会地位的梦想，都通过“白马王子和灰姑娘”式的故事，隐喻地表达出来。总希望上天降一个机会，使自己不再受家庭、身份、财产、地位的限制，走出复制式的生命轮回。当梦想一再破碎，谋求变化的道路受阻，愤怒就开始积聚，因而假身“孙悟空”或“梁山泊好汉”什么的，把个天庭和现存社会秩序打个稀吧乱，倾泻心中的不平和愤懑。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后，替代式社会流动明显加快了，改变了过去那种一个人在同一个单位里，甚至在同一个工作岗位上，工作一辈子的状况。过去看报纸，不管是什么领域，都是一些老面孔，你三年不看报，还能接着看，唯一有点精英替代性的，也就是体育领域。现在不同了，不仅报纸上不断报道一些新的领域，而且不断有新的面孔出现，特别是象竞争非常激烈、技术更新很快的信息网络产业之类的领域，如果三年不看报，精英人物全换了。
在社会阶层结构的变动中，社会流动的增强，特别是普遍的向上流动趋势的形成，具有化解社会紧张和社会冲突的重要作用。社会阶层心态的研究告诉我们，人们比较的参照体系，除了临近的阶层，更直接的是他们的过去。进城民工的生活景况，总体上可能并不如城市下岗职工，但他们向上流动的趋势，塑造了他们对未来的憧憬。而老工业基地的城市下岗职工，如果失去向上流动的机会，则更容易产生对过去的怀旧和对“献了终身献青春、献了青春献子孙”的不满。所以说，给人们更多的向上流动机会，建立一种使人们通过辛勤劳动、艰苦奋斗和诚信经营可以向上流动的机制，代表了一个社会的希望。
俗话说“流水不腐”。社会流动频率的加快，增加了社会的活力，使每个人的才能都能得到充分的发挥，使各种社会资源的配置更加具有效率。这种社会运行机制将使人们建立起一种信念，即每个人通过自己的知识学习、技能培养、工作努力和机会选择，都有可能改变自己的生命轨迹，实现自己的理想和抱负。
这就是我们要塑造的“中国梦”。有梦想的一代，才是有希望和有未来的一代。
来源：中国社会学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