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快速城市化带来农村社会结构的巨大变化。这种变化在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和广大的中西部地区有完全不同的表现形式。

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发达，农民人均收入远高于中西部地区，其中部分农民通过办厂经商致富获得了远高于当地一般农民的收入。因为经济发达，城乡一体化，发家致富的农民企业家并不脱离村庄生活，而是在之前宅基地上建起豪华的通天别墅。普遍村民也因为有宅基地和住房，而有较外来农民工更好的居住生活条件，这些普通村民甚至还是外来农民工租房的房东。也是因为经济发达，大量外来农民工涌入东部地区务工经商，这些务工经商的农民工不仅为东部经济发展提供了劳动力资源，而且带动了第三产业的兴旺，提高了房租，为东部地区农民提供了多样化的收入来源。

外来农民工提供的廉价劳动力在东部地区形成了相对统一的劳动力市场。东部地区原住民中，真正成为企业主的富裕群体并不大，有相当一部分甚至一半以上家庭主要收入依赖务工收入。在统一劳动力市场下面，本地人务工收入并不高于外来农民工，而本地人都是在原来熟人社会中生活，他们必须要参加本地人的婚丧嫁娶、人情往来，从而维持熟人社会的关系网络，保持基本的面子竞争。村庄富裕阶层很快提高了人情金额，提升了酒席档次，这样一来，村庄大约一半的原住民在与外来农民工竞争中获得较低收入，却要在与本地富裕群体竞争奢侈的面子，最终，这个占到村庄一半以上人口的群体越来越被排斥出村庄主流，越来越成为村庄中说不起话、办不成事的人群。

同时，东部地区经济发达，附着在土地上的利益就十分密集，土地集体所有，使得掌握土地集体资源的村干部职位具有极高含金量。村庄强势群体为获得资源分配的权利而竞争村干部职位，结果必是富人治村，村庄中出现了积极竞争村干部的富人群体与消极对待村级治理的大多数群体之间的分别。

也就是说，在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经济发展往往导致经济分层，经济分层通过人情等机制形成社会排斥，又通过政治竞争，而在村庄中形成了外来农民工以外的两个群体：富裕的上层社会和分散的多数群众。

二

中西部农业型地区，经济不发达，土地上没有附着利益，村庄缺少基本的生活基础设施条件，村庄富裕人群因此千方百计搬到村庄以外居住，留在村庄的几乎所有农民，其收入与生计模式都是年轻子女外出务工，年老父母留村务农。因为土地是平均分配的，务农收入相差不多，而在全国已形成统一劳动力市场情况下面，外出务工收入也相差不多。结果，除村庄中缺少劳动力或天灾人祸而特困的极少数农户以外，几乎所有农民的收入水平都相差很少，村庄社会缺少分化。缺少分化可能进一步加剧村庄内的竞争，这种竞争的压力最终会向丧失劳动能力的老年人传递，其结果可能是老年人的处境变得越来越糟。

中西部农业型地区因为缺少公共资源，集体土地上又很少有经济发展所附着的利益可供分享，村干部报酬低且基本上没有可以开展村级治理的资源与手段，村干部因此消极无为，公共治理越来越差，村庄基本秩序的维系也越来越难。村庄精英很少留在村庄。好在目前中西部地区一般还有若干农业以外的副业商业手工业机会，从而使村庄可以留下人数不多但仍然年富力强的中青年人，这些人很可能就是村组干部人选。这些人是“中坚农民”，这些“中坚农民”与仍然从事农业生产的老年人一起，形成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农村社会结构。

总体来讲，当前中国农村已经出现普遍的分化，大的方面是人口流出的中西部地区与人口流入的东部沿海地区，村庄社会结构均已变化，但变化的方向和变化的结果都大不相同。细节的方面则是，沿海发达地区出现了富人治村及其对多数村民群体的排斥，少数活跃的富人与多数消极的村民形成了相对稳定的对立统一。中西部农业地区，农村人财物的流失使当前农村仍然存有的一些获利机会（农资销售、副业、农机服务、贩运、小店、养殖，等等）为农村留下人数不多但极其重要的中青年的“中坚农民”，“中坚农民”与无法进城的老弱病残也形成了一个相互补充和相互支持的稳定系统。

三

在快速城市化的背景下，农村年轻人大多进城务工经商，他们的父母和子女留村务农，由此形成中西部农村主导的“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家庭结构。一个农民家庭，年轻人进城务工经商，中老年人在家务农，家庭同时获得务工收入和务农收入。在已经形成全国劳动力市场情况下，进城务工收入差不多，而留村务农大多种自家承包地，农业收入也相差不多。因此，中西部农村出现了农民家庭收入结构相似、收入水平相差不多的收入均等化的趋势，农民家庭收入差距主要与农民家庭劳动力结构有关系：人少劳多家庭收入高，人多劳少家庭收入低。

中西部农村，村庄基础设施远不如城市，先富起来的家庭有能力移居城市，他们就转移到城市工作和生活去了。富人进城进一步强化了农民家庭收入的均等化，由此在农村形成了去分化机制。中西部农村没有形成明显的阶层分化。

中西部农村，进城农民不再耕种自家承包地，他们将土地流转给仍然留村的中青年夫妇耕种，形成适度规模经营。这些形成适度规模经营的留守农村的中青年夫妇，因为有适度规模经营，而可能有不低于外出务工的收入。这些中青年夫妇的收入来自村庄，社会关系在村庄，又保持了完整的家庭生活，他们就成为村庄“中坚农民”，这个“中坚农民”数量不大，在年轻人普遍进城的情况下，中坚农民+老弱病残的社会结构对维持村庄基本秩序极为重要。

“中坚农民”的关键是可以在村庄内获得不低于外出务工的收入，从而可以在村庄体面生活。农村中的各种副业、商业、手工业乃至村干部职业都可以为他们获取收入。正是农村多样化的收入来源使当前中西部农村普遍存在“中坚农民”群体，中坚农民+老人农业，同时解决了农业、农民和农村秩序问题。

当前一些地方政府推动土地向工商资本流转，其结果是不仅消灭了老人农业，而且消灭了自发形成的“中坚农民”。结果，工商资本下乡，农村就越来越分化形成由极少数外来工商资本和大多数无法进城却又无农可务的老弱病残相对立的结构，这样一来，村庄秩序就难以维系。

在去分化的中西部农村，所有农民的收入结构与收入水平都差不多，这可能加剧农户之间的竞争，这种竞争尤其表现在婚姻上面，直接后果是压力向老年人转移。当老年父母仍然有劳动能力时，老年父母在家庭中就有地位，一旦丧失劳动力，他们的处境就可能不佳。若老年人随子女进城，即使有住房，进城也往往意谓着这个家庭不仅失去了农业收入，而且必然增加城市生活支出，除非年轻子女在城市获得了稳定就业和较高收入的机会，进城老年父母的日子将更加难过。

与中西部农村大为不同的是，东部地区，经济发展带来经济分化，经济分化导致社会分层，社会分层导致政治排斥，其结果是，农村基层治理中出现了普遍的富人治村与多数村民政治效能感的降低。

2014年10月13日上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