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无法无天的特权感困扰着现代中国；悲剧性的道德丧尽的案例，比如导致小悦悦死亡的事件，却提醒人们中国存在更大的道德真空。邓小平本人对此也并非毫无察觉，尽管他鼓励国人“致富光荣”，但他也是一个经常造访灵隐寺的香客

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中国游客前往坐落在杭州郊外深山里的灵隐寺，他们来到悬挂着“云林禅寺”匾额的天王殿，焚香叩首，将点燃的香柱献给上天。不过许多人，尤其是年轻人和衣着考究者，似乎并不清楚这些仪式应该怎么进行，他们只好左顾右盼，模仿别人。

我们不应该对游客在星期日出游时所做的有限的宗教体验做出过度解读。然而，对于这个一直把物质发展当作现代中国的存在理由(raisond’être)、如今开始渴求物质发展之外的其它东西的国家，灵隐寺的香客对精神体验的摸索充满象征意义。

在中国越来越光鲜、日益现代化的外表之下，关于道德问题的辩论总是会再三浮现出来。上个月，数百万中国人以惊恐的心情观看了一段视频，片中显示来往的行人对被货车碾压的女童的痛苦挣扎视而不见。那段视频中两岁的小悦悦倒在地上血流不止，即使在第二辆车的致命撞击之后，也至少有18人走过或开车路过。

这起事件在网络上激发了一场自省的热潮，第一辆车的司机和18名行人也都受到了强烈的谴责。一位blog作者写道：“经济进步了，道德却倒退了。”事件发生地所在的广东省的省委书记汪洋也恳请公民“用良知的尖刀来深刻解剖自身存在的丑陋”。

一些评论者从中国文化中为这起事件找到了解释，引用古语说人总是只为自己考虑。曾在南京的导弹装配厂当过工人，后来成为作家的张丽佳（音译）就在一篇文章中引用了这样一句谚语：“各人自扫门前雪，哪管他人瓦上霜”。张丽佳总结道，中国文化里“缺乏对陌生人表达同情的意愿。”

我们应当警惕这样的一般化概括。并非只有中国才有那种对他人的痛苦麻木不仁的人，在孟买或伦敦的街头也同样可能见到这种自私、自保的行为。与其说公众的兴趣在于这起悲剧事件本身，不如说更多的是在于中国人的反应，许多中国人似乎都在渴求某种更清晰的道德价值体系。

更有可能解释许多行为的或许是激励手段薄弱，而不是所谓的难以改变的文化。在小悦悦事件中，来往的行人可能是受到了法院惩罚救人者的许多荒谬裁决的影响。在有些事件中，那些挺身而出帮助他人的人，反被伤者指控为肇事者。

现在中国正在推动立法规定“救助义务”，将会惩罚不对陌生人提供帮助的旁观者。然而，姑且不谈小悦悦案件的具体情形，现代中国的激励手段并没有鼓励弘扬人性的优点。儒家、佛教和道教蕴含的传统规范被毛泽东刻意瓦解。至少在理论上，他曾试图将这些传统规范用社会主义的公有制价值观取而代之。而现在，公有制价值观也消失了。共产主义的宏大表象，如今已经让位于一种财富和权力都聚敛到胆大、自私的人们手中的原始的资本主义。

自从邓小平在1978年启动了他的改革之后，普遍的贫困逐渐减少，而富翁则越来越多，他们有的还拥有过度可观的财富。幸运的人在短短几十年的时间里就创造了巨大的财富。当下中国的一个悖论是，金钱现在毫无疑问是成功的衡量标准，然而当代中国人几乎都对金钱和权力的积累手段充满怀疑。

这也解释了去年发生的另一起交通事故激起的公愤，那次事故中，一名公安局官员的儿子轧过两名玩轮滑的学生，造成其中一人死亡。据称，他在被拦下时喊道：“有本事你们告去，我爸是李刚！”一种无法无天的特权感困扰着现代中国，威胁着政府的稳定，而这句话就成为了这种特权感的一个代名词。从毒奶粉事件，到围绕高铁建设滋生的腐败，在最近数起丑闻中，权力和金钱凌驾于法律之上的信念都处在核心的位置。

日复一日，多数中国人都会抛开宽泛的道德困扰，去做使社会维持运转的善良、正派的小事情。然而悲剧性的道德丧尽的案例，比如导致小悦悦死亡的事件，却提醒人们中国存在更大的道德真空。邓小平本人对此也并非毫无察觉，尽管他鼓励国人“致富光荣”，但他也是一个经常造访灵隐寺的香客。来源: FT中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