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7年7月21日，曾国藩和幕僚赵烈文闲聊，预测清王朝还可以维持多久，结论是：50年。赵烈文的理由是，天下治安一统的时间太长，至今没有分裂，是因为风气未开；但只要“抽心一烂”，势必成“土崩瓦解之局”。想不到一语成谶。
帝国的专制，既支撑了它，也破坏了它。与其说它的灭亡，是因为革命党势力的雄厚或行为的激烈，不如归因于它的腐朽。尤其是改革之后，它培植了新兴的敌对力量并使之壮大，却在多头的冲突中加速了自身的衰败，而革命党仅是一个方面而已。一个专制政体，一旦失去对社会的控制能力，可以肯定，是到了完结的时候了。
革命不是制造出来的
1911年10月9日，隐藏在汉口俄租界的革命指挥部内，一枚自制炸弹意外爆炸，改变了一切计划。
巡捕闻声出动，突击搜查，逮捕了几十名革命分子，查获一批武器弹药以及重要文件，其中包括投向革命的新军人员名单。情况危急，新军工程营的熊秉坤纠集军中同志，倡议即时发难。10日，工程营率先攻打楚望台，占领军械局，炮兵营从城外进入，联合向总督衙门发起进攻。总督瑞澂与新军统制张彪，以及大小官吏弃城逃走，起义新军几乎没有遭遇任何抵抗，中午便完全控制了武昌。汉阳、汉口，也随即被革命军占领。
革命就这么简单。
杰里米·布莱彻指出：“事实上，革命运动很少始于一种革命性的意图；革命意图完全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温德尔·菲力浦斯持同样的看法，他说：“革命不是制造出来的，而是自然发生的。”
偶然出于必然。武昌起义所以成功，确实存在一些特殊的条件，比如当地革命党人特别活跃，新军也有较高的觉悟；当时调兵入川，城内空虚，也不能不是一个原因。或者如孙中山分析所说：“主因则在瑞澂一逃”，因为以革命军的实力，仍然不足为敌。但是，应当承认，革命的时机已经成熟。
首先，革命是一种需要，也是一种权利。当政府被动的改革不能转变为主动的改革，当改革不断增加阻力或竟至于完全受阻，这时，置换政府就成了一种必要，以确保社会改革的继续进行。
在辛亥革命前，有过许许多多的政治行动，从维新变法到谘议局的联合请愿，包括保路运动，但所有这些改良主义者的温和行动，在已经变得如此虚弱无力的政府面前竟然没有可能实现。以人民忍耐的程度，政府毕竟有相当一段时间调整改革的步子；就是说，人民曾经给予它以许多保存和修复自己的机会，但是都被它一一抛弃了。历史不能永远停留在老地方，人民忍受的时间不可能无限延长，当和平改革的时机一旦丧失，革命就要到来。所以说，革命是最终的。
在美国政治学者蒂利看来，无论是社会运动还是革命，集体行动在发生和发展的过程中都存在着相似的因果机制，这些机制是社会抗争的动力，它们依据发生时的初始条件、结合方式和发生次序而产生出不同的累积性结果。所以，革命是无法设计的，因而也无可预测。极力装扮得客观公允、温良可爱的学者断言改良优于革命，确认革命必然导致极权恐怖而主张“告别”，倒是偏执得可以。
一般来说，学者不谴责合法性暴力，对于革命暴力则深恶痛绝。除了杀人犯、狂人、变态者，相信不会有人喜欢暴力，但暴力在革命中确是难以避免的。蒂利坚持认为，集体暴力事件只不过是群体权力竞争和目标冲突在正常进程中的副产品。就是说，革命暴力只是集体行动中的一种可能。至于是否发生，或强或弱，都由运动中各种势力的角力关系所决定。以武昌起义为标志的辛亥革命，倘若从暴力的角度看，简直是一场纸扎的战斗，火光一闪就结束了。
在论及革命的必然性时，美国学者布莱克的态度与我们的学者很两样。他说：“传统政治体系绝不会以立宪方式为最初的改革做好准备，领导的变更意味着传统政治寡头的失势，因而不可能没有暴力而实现。”他指出，由于现行政府当权派已为自己的利益所规定，因此如果不是出于胁迫，他们就不会放弃自己的权力。从传统领导向现代领导的转变，通常是一个疾风暴雨式的过程。对于革命的世界性，他作了这样的描述：“从十七世纪到十九世纪，大不列颠、法兰西、美利坚、德意志、意大利都饱受大革命和内战的重创，我们没有理由相信，后来建设现代化的国家将能够避免暴力。”
二十世纪、二十一世纪的革命，为布莱克的论断继续提供事实的证明。
半吊子革命
革命军攻下武昌之后，这才发现没有领袖。在关键时刻，起义的头目熊秉坤和吴兆麟把领导位置让了出来，推举清军协统黎元洪担任军政府大都督，湖北省谘议局议长汤化龙为军政府的民政部长，负责行政工作。这样，革命首义造就了由立宪党人参加并领导革命的第一个样板。
黎元洪所以被推举出来，无非因为他是汉人，在武汉军中略有一点名气而已。革命的士兵们需要一个权威。当他们把他从藏匿的内室里领出来以后，他还劝告他们在政府援军到来之前赶快收兵回营。众人把他架到谘议局，在那里以他的名义组织政府和发表宣言。但是，拖了两天，他仍然不答应对他的任命。在那两天里，他一直留着辫子。他在一封私人书信中坦陈出任都督的经过时说：“洪换便衣匿室后，当被索执，责以大义。其时枪炮环列，万一不从，立即身首异处。洪只得权为应允。”就是这样一个头脑老旧的军人，居然成了革命政府中的领袖人物。
50天内，先后共有14个省和上海脱离清朝统治，宣告独立。
革命摧枯拉朽。革命成为一种时尚。但因此，旧制度的许多事物也就在匆匆走过场的革命运动中得以保存起来。
作为一个从西方移植过来的观念，革命观念基本上停留在“观念人”，即新知识分子那里，却无法深入下层，尤其是农村，在农民那里产生影响，以驱走祖先世代相传的王权崇拜思想。思想启蒙需要时间，需要社会运动的推进。西欧有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几百年都在做思想启蒙工作，从知识分子到社会，动作很大。而在中国，从辛亥革命可以看到，准备是十分仓促的。阿Q们只懂得“造反”，不懂得“革命”。即使后来作为“补课”而出现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也没有能够把这种由英、美、法等国的革命所凸显的自由、民主、人权等普世价值深入到平民，特别是农民中去。而且，五四时期传入俄国革命，那已经是另一个类型的革命的源头了。
农民问题毕竟是中国社会的核心问题。对阿Q们来说，只要革命是外在于他们的生存及意识的一种戏剧，让他们充当“牺牲”或“看客”，这样的革命就只能是“换汤不换药”的革命，半吊子革命。
中国并不存在西欧那样的市民社会，即使士绅和商人接受了不少西方的知识和观念，也仍然无改于作为社会上的特权阶级的身份。他们与旧制度有着太深的联系，和底层的利益并不一致，根本没有革命的要求；他们主张立宪，就是为了避免革命，通过温和的博弈，以获取更多的特权，而不是改变社会的基本形态。当革命不期而至，正好作出拟态，拥护革命，投革命之机。
于是，革命只余知识分子的先觉队伍。参加革命的会党分子破坏有余而建设不足；具有革命意识的新军数量很少，而且很不稳定，在失去广大社会物质力量支援的情况下，革命只能走向溃败。
革命党内部的分歧
湖北的经验在一定程度上被复制。江苏巡抚程德全在原抚署大门前挂起“都督府”的旗子，便改称了都督。许多地方士绅和旧官僚自己组织县政府，推选官员，都没有和武汉或南京的革命政府联络。革命开始以后，同盟会主张起义各地设立安民局，指定由地方士绅充任顾问；军事用票发行局的监查员也由最大的捐助者或债权人担任，这就为立宪派人士进入革命政权打开了大门。至于省级谘议局的议长如江苏的张謇、四川的蒲殿俊、湖南的谭延闿等人，都在新成立的政府里占据了重要位置。这些人不但拥有地方势力，而且互通声气，联络天下，能量很大。他们都是投机主义者，正如张謇拍电报给袁世凯所说的“潮流所趋，莫可如何”；加入革命政权，不过是一种政治“伪雅”行为，本质上是旧制度的代表者。
革命党骨干基本上由留学知识分子构成，在地方上缺乏民众基础，也缺少行政工作经验。当然，当时最迫切的问题也还不是民生问题，而是军政问题。诸如清帝退位的条件，新首都的选址、总统制或内阁制，还有宪法、国会和联邦制等许多问题，都迫切需要讨论解决。
但是，他们中有人无视阶级力量的对比，不负责任地发表各种政见和主张，如章太炎提出“革命军起，革命党消”，其实革命党的革命目的远未实现。在处于强大的反革命势力包围的情况下，革命党存在着一个如何转型，以应对新的政治局势的问题，而不是率先自我取消。章太炎宣扬取消革命党，而他又与立宪派人士另行组党，实际上，这是一种近于背叛的行为。同盟会内部原本带有地域主义色彩，往往各行其是，难以整合。就拿久经考验的领袖孙中山来说，光复会的人也并不支持他，甚至反对他。他的“三民主义”，在同志中得不到如他所期待的那种理解和回应，原定的革命方略也遭到弃置。许倬云称在中国的社会结构中，他是一个“边缘人物”，应当是有根据的。
即便如此，孙中山仍然具有相当大的号召力。1911年12月25日，他从欧美返回上海，4天后，即由革命党人组成的17省代表推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正式成立。
与此同时，清政府任命袁世凯为总理大臣。袁一边组建内阁和加强军事，一边遣使与革命党人和谈。立宪派人物自然拥戴袁世凯；不可思议的是，大多数革命党人居然也认为袁世凯是可以接受的。在孙中山回国之前，已经有舆论表示：只要袁世凯保证支持民国，迫使清帝退位，就可以担任总统。孙中山对袁世凯是不信任的，也不主张妥协，但是可能考虑到革命党人精神的涣散，内部意见的不一致，以及军事实力种种，他最终表示，如果袁世凯可以避免内战，权力可以和平转移。
2月12日，袁世凯宣布清帝正式退位，同时宣誓拥护共和，“永不使君主政体再行于中国”。次日，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推荐袁世凯继任，但提出三项要求：一，都城仍设在南京；二，袁世凯来南京就职；三，袁世凯必须遵守即将制订的《临时约法》，试图以此限制袁世凯。
然而，一切努力无济于事。在独裁者和野心家面前，宪法不过是一纸空文；不出两个月，中华民国迁都北京。
(南方都市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