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需要在安理会中与新兴大国加强协调，争取在安理会中形成新兴大国以更一致的声音说话、真正对西方集团有所制衡的行为。只有这样，新兴大国在安理会中的‘反对’才更有意义和价值。
40年前，1971年10月25日，联合国大会通过第2758号决议，决定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而今年中国在联合国安理会的行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察中国与联合国安理会关系的案例。
首先需要提到一点的是，今年的联合国安理会组成，是历史上比较特殊的，德国、巴西、印度、南非等都作为非常任理事国进入安理会。所谓“金砖国家”正好全部在安理会。长期以来多次担任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的日本却正好不在安理会。中国今年在安理会的作为，就是在这样一个环境下进行的。
2月26日，除了南非弃权外，“金砖国家”等都为西方制裁利比亚卡扎菲当局的提案投下赞成票，产生了安理会1970号决议。本来就有计划的西方，在拿到这份决议后，如获至宝，得寸进尺，乘胜追击，终于又提出在利比亚设立“禁飞区”的1973号决议草案。但是，这次，“金砖国家”则没有跟进西方，但也没有强烈和致命（投下否决票）地反对西方，而是选择了弃权。
但是，弃权（即至少“不反对”）却为北约军事介入利比亚内部冲突开了方便之门。
从赞成到弃权，俄罗斯、中国、巴西、印度，似乎还没有根本猜透欧美在利比亚问题上的真正用意：那就是通过安理会决议，为北约军事干涉利比亚，以及整个中东形势获得全球正当（合法）性的背书。
不过，对1973号决议的弃权后，众所周知，利比亚形势接下来的发展，尤其是北约在利比亚的持续轰炸，让这些在安理会中弃权的“金砖国家”焦虑不安。4月中旬在中国举行的“金砖国家”第三次峰会发表的《联合声明》，呼吁政治、和平解决利比亚问题。
然而，这样的呼吁美欧是不会听取的。北约对卡扎菲的轰炸一直持续到10月卡扎菲死亡和利比亚现临时政权宣布“解放”全部国土。
在阿拉伯世界的另一个极其具有战略价值的国家叙利亚，也同样、同时“上演”着与利比亚差不多的“戏剧”。西方极其想重复“利比亚模式”，介入叙利亚，所以，再次在安理会提出决议草案。
但是，安理会的非西方成员国，尤其是中国和俄罗斯，早已因为利比亚问题而惊醒，这次不再简单地赞同或者弃权，而是选择了否决（10月5日）。
英国著名历史学家、《20世纪：极端的年代》的作者霍布斯鲍姆曾说，20世纪开始得晚了一些，即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却终结得早了些，即终于1989-1991年。如果套用这个说法，我认为，2011年开始得晚了两个月，即始于今年2月，但终结于今年10月。
因为，今年2月的安理会1970号决议，再次显示了同床异梦的国际团结，但今年10月，同样一个“国际社会”的代表，却在与利比亚问题同样性质的叙利亚问题上，没有重复类似的团结。
安理会并非世界秩序的全部，但是，却从一个极其重要的侧面折射了当今的世界秩序。
在这个世界秩序中，有三大力量：西方（欧美）、非西方和介入这中间的有代表和特征明显的活跃的中小国家。
很明显，尽管遭受了金融、政治危机，“西方”仍然代表着主导、控制世界的力量；西方“内部”至少存在着欧美的差异，但是，在针对“国际问题”上，西方仍然是一致的和团结的，不是法英带头，就是美国带头，或者即使法英在利比亚问题上带头，美国仍然站在后面，如同奥巴马在卡扎菲死后说的那样，美国还是整个过程的“领导”。而中国、俄罗斯、巴西、印度和南非等所谓西方眼中的“新兴大国”则是另一种主要力量，但却仍然未主导世界；这些与西方存在着千丝万缕复杂关系的非西方大国，相互之间只能在许多具体议题上碰巧一致，存在着不少共同利益，但是，在大的利益目标、根本价值上的团结却不够，也就是说，因为它们都不满意西方，所以，它们在安理会的表现惊人的一致：不是弃权，就是反对。
需要指出的是，弃权是温和的、软性的反对，而否决票则是明确的、愤怒的反对。
安理会中不断存在的弃权和否决，显示安理会代表的国际社会“集体安全”机制的“内部”制衡不足，中国和俄罗斯等代表的非西方力量还难以真正制约西方，以形成一个平衡的国际秩序。
长期时间内，中国不可能在国际社会“执政”，因为，只要西方是团结的，美国“领导”西方和控制世界，那么，中国、俄罗斯在安理会就属于少数派。少数派是不可能“执政”的，除非能组成“少数内阁”，但目前，无论是中国还是俄罗斯，难以组成“少数派内阁”，在重大、敏感、关键的国际问题上，即使想有所作为，也难以有弃权和否决之外的选择。
弃权的根本原因还在于不愿意与西方对抗。在与西方共处于“利益共同体”、“相互依存”的情况下，弃权至少可以暂时避免因为不同意西方的国际日程而导致的冲突。
弃权本身就是一种代价，是一种退而求其次的不得已行为。弃权的代价还不仅是一种持有的国际权力的自动放弃，而且这样的放弃还会带来更大的国际权力损失。比如，西方学者在研究了几十年里中国在安理会的投票行为后，认定中国实际上很少使用其拥有的否决权。长此以往，这样的权力在实质上形同没有，西方不必在乎中国的这个否决权，因为这个不敢用、不能用和不会用。
更有甚者，若是弃权的行为不断重复，则可能等于变相鼓励、纵容西方一些领导人和政权的冒险和不负责，所以，在叙利亚问题上不重复在利比亚问题上的弃权，是作为“国际社会”的“反对派”为世界广义和平的负责和明智的表现。
中国确实需要慎重行使否决权。但慎重使用不等于弃权。一个崛起的世界大国，与世界和平和人类正义的相关性更加息息相关，所以，不能一而再再而三地简单弃权。我们必须重新思考弃权问题，除非不得已，最好不要弃权，而应该本着负责的原则，找到比弃权更好的行使权力的方式。
目前，“新兴大国”渐成国际社会的重大力量，中国需要在安理会中与新兴大国加强协调，争取在安理会中形成新兴大国以更一致的声音说话、真正对西方集团有所制衡的行为。只有这样，新兴大国在安理会中的“反对”才更有意义和价值。
从关于利比亚问题的安理会1970号决议到1973号决议，再到否决关于叙利亚问题的西方提案，2011年的中国以这样的表现纪念其被联合国接受、获得代表中国的权力40周年。从中，人们也许有许多感想、经验、教训和评价。作为来自“发展中世界”唯一的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中国，应真正认识到拥有的否决权对世界和平、稳定、正义的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