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昌起义后南方革命党人正视自身军事实力、财政实力不足的现实，审时度势，南北议和，以实行民主共和为前提条件，将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之位让于袁世凯，从而结束满清封建帝制，南北统一于共和制的中华民国。尽管辛亥革命的结局不尽如人意，民国初年的政局还是出现了中国历史上难得的民主共和新局面——共和观念深入人心，党派团体纷纷成立，北京临时政府保留着资产阶级民主政府的一般形式，政务比较公开，司法相对独立，言论自由和新闻出版自由基本有保障；革命党在南方拥有相当大的政治军事力量，为内阁、临时参议院行使《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赋予的权力提供了必要的社会条件，革命党还掌握着中央政府部分行政权和立法权；革命党人正积极着手组建政党内阁，让国家政治向宪政转型。
然而，到了1913年9月“二次革命”失败后，民主共和的既有成果损失巨大，中国向宪政转型的第一次尝试失败了。这是中国民主政治史上的旧痛，尽管当时中国实行宪政的历史条件尚不成熟，但此中的成败得失还是值得后人反复咀嚼的。
民国初年宪政转型失败的原因何在？除了袁世凯北洋集团破坏民主共和之外，历史研究者传统的观点认为革命党人在民初政争中尤其是宋教仁案之后软弱涣散，妥协退让，犹豫动摇，在发动二次革命时态度不坚决；近年来有研究者注意到当时社会心理不支持武装倒袁、暴力革命，制约了二次革命的发展；[1]有的研究者认为中国传统的一元政治文化、政治派别缺乏和解而选择暴力，导致了宪政挫折；[2]还有的研究者认为宋案应当依靠法律解决，二次革命是民国史上以武力为政争的开端。[3]
笔者认为：革命党人（包括同盟会员、国民党员等）力图维护民主共和却未能审时度势，在政治策略、舆论宣传、实力制衡、时机选择等方面失策，过早发动二次革命，导致维护民主的革命党人力量大受损失，民初宪政转型失败。
（一）
民国初年的革命党主要是指同盟会、1912年8月由同盟会改组而成的国民党。民初革命党内存在着稳健派与激进派。稳健派在革命党内占主导地位，以同盟会本部、宋教仁为代表，章士钊任主笔的《民立报》是稳健派的喉舌。激进派在革命党内占少数，主要是一些中下层革命党人，以戴季陶为代表，他任主笔的《民权报》是激进派的喉舌。南京临时政府结束后，革命党的领导人“孙中山醉心于‘实业救国’，黄兴困于南京留守事务，两人都不注重‘党事’。作为‘辅佐总理或协理指挥本会一切事务’的总务部主任干事汪精卫，先是力辞不就，继则不顾本部一再挽留，放洋出国。代理主任魏宸组又自感众望难孚，不甚热心。”[4]同盟会事务实际落在政事部主任干事宋教仁身上。随着北京临时政府建立，4月25日同盟会本部迁往北京。7月21日，宋教仁又出任总务部主任干事。宋教仁逐渐成为同盟会的实际领导人，后来主持同盟会改组，担任国民党的代理理事长。
南北统一后不久，革命党人中的稳健派致力于组建政党内阁，试图以此保证责任内阁制的实施，维护民主共和，使国家政治向宪政转型。为求平稳地实现此目标，稳健派对于掌握国家大部分权力的袁世凯北洋集团一系列谋求专制独裁的行为基本采取忍让策略，没有大力抵制和揭露其破坏民主共和的所作所为，结果让袁世凯北洋集团屡屡得手，甚至还在舆论中占上风，民主共和政治逐步地被侵蚀，政党内阁也成为空中楼阁。
袁世凯是一个新旧参半的人物、在清末新政中表现出色的重臣，开明而有政治手腕，具有丰富的执政经验，所以在武昌起义后能被立宪派和旧官僚所信赖与接受。然而在民国初年的民主共和时代，袁世凯就显得落后于历史进程。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袁世凯以一系列行动扩张其个人权力，排挤、压制革命党人。
袁世凯阻挠唐绍仪责任内阁制的实行，唆使赵秉钧、段祺瑞公开抵制，又因借款问题排斥唐绍仪，改委王芝祥时剥夺国务总理唐绍仪的副署权，在1912年6月15日挤垮唐绍仪内阁。王芝祥改委事件之前，同盟会阁员就已经对唐绍仪内阁分裂的状况感到失望而打算辞职。原教育总长蔡元培事后说：“我等不能复忍，乃相与商议，谓总理以与大总统有三十年之交谊，既不能划权限，定大计，又不敢决然去职，我等四人宜先提出辞职书。皆承诺，乃告总理。总理曰：‘甚善。公等辞职后，我亦得借此以辞。然银行团之垫款将签押，恐不免受公等辞职之影响，我辈为大局计，宜稍缓。俟垫款签押后，即提出何如？’佥曰诺。此唐君未辞职以前，我等四人已决定辞职之事实也。”[5]消极的同盟会阁员自然没有给予唐绍仪有力的支持。同盟会本部看到混合内阁不能保持阁议一致的弊端，索性提出政党内阁的主张，希望走上民主宪政的常规。而对于袁世凯北洋集团违背《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行为未予深究，只是强调“民国约法，采法国制。参议院为最高之机关，而国务院为责任之主体。”“其实权握于国务员之手。”倘若放弃副署之权，“则国务院不过总统之器械，责任内阁之大义湮矣。”[6]沪军都督陈其美则是致电袁世凯愤怒责问。
在陆征祥组阁风潮中，同盟会抵制陆征祥的超然总理混合内阁，袁世凯指使军警威胁临时参议院，于7月26日强行通过第二次阁员人选，同盟会抵制混合内阁的行动受挫。对于袁世凯北洋集团破坏民主政治的行径，南京军界主要将领在第一军军长柏文蔚主导下，以王芝祥领衔，联名致电袁世凯提出严正抗议。同盟会领导人为了民国政局的稳定，尽量保持克制，没有发出多少声音。
8月15日，袁世凯下令捕杀了武昌起义重要将领张振武及方维，并将责任推向黎元洪。张振武案发生后，在连续三天的参议院会上，同盟会议员与共和党议员一致，共同谴责袁世凯和黎元洪。但同盟会大多数议员只是着眼于改组政府，希望趁内阁无能、行将倒台之机，推宋教仁出面组织政党内阁，因此仅主张弹劾国务总理和陆军总长，并不弹劾袁世凯。以同盟会本部为代表的同盟会稳健派，把张振武、方维被杀的责任主要归咎于黎元洪，8月22日宣布革去黎元洪的同盟会协理一职，并予除名。稳健派为了稳步实现既定方针，显然放过了张振武案的元凶袁世凯。
已经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的孙中山脱离政治，专心致志于铁路建设，他希望政局稳定以利于建设，对于稳健派和激进派的所作所为都不大赞赏，不过对于同盟会本部为实现政党内阁而改组同盟会他也能给予配合。已至北京的孙中山8月28日对记者说：“据我观之，张、方不得谓无罪。……吾谓中央政府当日应将张、方拿获，解去武昌为上策；否则，亦当依法审判。”[7]9月6日，孙中山在致黄兴的电报中甚至为袁世凯开脱：“以弟所见，项城实陷于可悲之境遇，绝无可疑之余地。张振武一案，实迫于黎之急电，不能不照办，中央处于危疑之境，非将顺无以副黎之望，则南北更难统一，致一时不察，竟以至此。”[8]实际上，“唐内阁风潮，是袁世凯挑战责任内阁制；而陆内阁风潮，袁世凯挑战参议院权力；到了张、方一案，挑战的是司法权力和公民的人身自由权利。”[9]
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后不久，即开始多次邀请孙中山、黄兴北上，都被一一拒绝。7、8月，北京的同盟会本部为便于从事议会政治、组建政党内阁，在酝酿与进行五党合并、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此间的8月2日，孙、黄接受了袁的北上邀请。孙中山24日到北京，25日国民党成立大会召开，孙中山出席大会并作演说赞赏同盟会改组。孙、黄又热衷于支持组建以赵秉钧为国务总理的内阁，并使赵秉钧内阁成为所谓的“国民党内阁”。可见孙中山、黄兴北上热心调和南北冲突，又公开地表示信任、拥护袁世凯，利用一切场合呼吁停止党争，劝说革命党人平和对待政府，反对革命党人对袁世凯采取激烈行动，并非由于孙黄对袁世凯认识不清，而是他们要跟袁世凯北洋集团融洽关系，稳定民国政局，给由同盟会改组而成的国民党从事议会政治、组建政党内阁创造良好的政治环境。孙中山在北京大力宣传他的铁路计划，9月9日袁世凯特授他以筹划全国铁路全权，这也是孙中山北上的一大收获。
虽然无论是在公开场合还是同袁世凯秘密会谈中，孙中山和黄兴都不隐讳自己的观点，更没有放弃原则主张，在当时南北争执最烈和袁世凯一直在压革命党人屈从的诸多问题上也未同袁达成一致协议，不过 “孙中山、黄兴身为革命领袖，在北京期间不仅对袁世凯大加赞赏，称他‘忠心谋国’，决无‘野心’，所谓‘帝制自为’，纯属无识之徒妄相猜忌，而且同意了他提出的旨在加强专制统治的‘八大政纲’，这就在实际上麻痹了革命党人和全国人民的革命斗志，帮助袁世凯摆脱了困境。”[10]这对以后革命党人从事维护民主的反袁斗争很不利，甚至会让人觉得革命党人似乎反复无常。况且，赵秉钧内阁“不驴不马，人多非笑之”，讥为“非政党内阁，乃系内阁政党”。[11]孙中山的中国铁路总公司的职权很快又被袁世凯大加削弱，孙中山的铁路计划本身也不切实际。所以孙黄北上真正得益者是袁世凯。
（二）
革命党人中占少数的激进派对辛亥革命坚持理想化目标，反对辛亥革命中与袁世凯北洋集团妥协，对袁世凯认识深刻、不予信任，强烈反对袁世凯北洋集团谋求专制独裁。不过激进派声讨当时尚未大肆破坏民主共和政治的袁世凯显得锋芒太露，撕破脸面，往往越出现有的民国政治框架，动辄要赶袁下台、诉诸武力，结果被社会公众视为影响民国政局稳定的暴烈派，在边疆危机严重、战争创伤满目、民国初建人心思定之际，很是让人反感。
1912年4月初南北统一后，上海《民权报》、《太平洋报》、《中华民报》、天津《民意报》、北京《国光新闻》、《中国报》等，充满了反对袁世凯的文字。4月19、20日，激进派代表人物戴季陶在《民权报》上发表文章，历数武昌起义以来袁世凯对抗革命、排挤革命党人、抢夺政权的六条罪状，指出：“须知袁世凯之为大总统并非国民公意，而自始至终其行为亦未有能满人意者。夫事势虽不可挽，公理自在人心。吾人对于袁世凯之将来，不能不希望其力改前非，勉于为善，以巩固共和国之根基。”[12]4月26日戴季陶又发表《讨袁世凯》一文，抨击更加猛烈：“孰意袁氏病国病民之行，日以加甚，俨然帝制自为，且较亡清为尤甚。夫忠告不见信，骂詈不见畏，举国人民之痛苦亦毫不加惜，是弃民也，是杀民也。弃民者民亦弃之，杀民者民亦杀之。则袁氏今日之地位，已由国民属望者变而为反对，更由反对者变而为公敌矣”。[13]5月20日《民权报》登了戴季陶的短文《杀》，文章开头就说：“熊希龄卖国，杀！唐绍仪愚民，杀！袁世凯专横，杀！章炳麟阿权，杀！此四人者，中华民国国民之公敌也。欲救中华民国之亡，非杀此四人不可。”[14]作者对唐内阁借款事务心怀激愤，敌我友不分，结果自己因公开鼓动杀人而被租界巡捕房拘捕一夜，交保释放，后被判罚金。
8月21日，《民权报》发表戴季陶《张振武案之善后策——武力解决》。文章说：“卵不能敌石，空言不足抗实力，以武力破坏法律者，仍以武力治之而已。”“盖借兵力以行恶者，仍不能不以兵力防止其恶也。”“百万言之锦绣文章，终不如一枝毛瑟。”[15]张振武案在革命党内部加深了稳健派与激进派的分歧，《民立报》与《民权报》公开论战。
激进派对袁世凯利用裁兵削弱南方革命党人的军事力量有清醒的认识，他们“指斥北方日日添兵，南方何得独裁，甚至昌言，我们所以不主裁兵者，恐怕大总统要做皇帝”。[16]激进派有的采取武力反抗的实际行动，例如何海鸣等人策划了9月24日湖北武昌南湖马队暴动等等，但由于行事轻率仓促，缺乏实际力量，又得不到革命党上层领导人的支持，在民国已经建立的情况下更缺乏合法性，结果总是失败。
革命党人中占少数的激进派揭露、抨击袁世凯不遗余力，无所顾忌，为警醒世人、捍卫民主大造舆论。他们正确地揭露了袁世凯专制独裁实质，但有失偏激，树敌过多，不讲策略。至于在袁世凯“帝制自为”真面目彻底暴露之前，过早公开宣传武力反抗袁世凯，甚至付诸实施，则显得鲁莽，授人以柄。这有损于革命党人的声誉，也进一步促使立宪派倒向袁世凯北洋集团，联合对付革命党人，尤其是在临时参议院中阻挠革命党人议案通过，损害临时参议院甚至是共和制度的声誉。
（三）
从南京临时政府解散至宋案发生，革命党人对于议会政治、法律保障所需要的实力后盾未有足够重视，政治斗争中讲究的实力制衡的意识淡薄，忽视自身实力在维护民主共和上的意义，保存军事政治力量做得不够。
1912年3月31日，黄兴被任命为南京留守。袁世凯是想借黄兴之手裁撤南方革命军队，而同盟会中有一部分人则想趁此保存一些军事实力。黄兴身为革命党的军事领导人，却缺乏整军经武、备战应变的意识。他认为：“将来政治竞争，但能以政见相折冲，不愿以武力相角逐”，[17]而且中国再也经受不起战争破坏了。
革命党人没有将裁撤南方冗余部队与保留南方精干部队都有必要的实情向南方军队宣传解释清楚，结果备战应变的工作半途而废。“为了抵制列强利用借款监督中国财政的图谋，黄兴一面积极提倡国民捐，一面以爱国相号召，动员退伍。他的逻辑是，借款是因为财政困难，而财政困难又是因为军饷负担太重，因此，解甲归田就成了避免借债亡国的爱国行动了。在黄兴的感召下，许多士兵主动离开了军队，一些高级军官如第二师师长朱志先，第五师师长刘毅等相继要求撤销师部，解甲归田。至6月初，裁撤军队已达七、八万人。但是，时局仍有隐忧，不能不多少考虑应变的问题。于是，革命党人‘为保存革命实力计，将所有遣散部队的优秀军官及精良武器组成一师，定名为第八师。这个师从师长以下至营连长，都是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和保定军官学校毕业的同盟会会员’。然而，一方面号召爱国退伍，一方面又招兵充实基干部队，引起了军队中的思想混乱和不满情绪。结果，留守府被迫停止充实第八师，并将招兵的团长何遂撤职。因此，当留守府结束时，有限的应变工作并没有完成，致使裁军整编不仅削弱了军队数量，也挫伤了军队士气，更谈不上提高战斗力。”[18]
南方各省裁撤军队过程中，精干部队保留得也不多。“南京留守府裁军时，驻在江苏的粤军两师，由军长姚雨平电商胡汉民，拟回粤驻防高州、廉州一带。但陈炯明私心太重，拥兵自固，横加阻挠。姚雨平遂与部下相商，全军解散。姚保存的训练有素的炮兵一营，回粤后也为陈派兵缴械。北伐粤军系有战斗力的精锐之师，如此率尔解散，殊为失策。”[19]唯有江西都督李烈钧有胆有识，十分重视军队的整补训练，备战应变。他在1913年前三个月的江西民政长事件中同袁世凯北洋集团坚决斗争，态度顽强，又依靠军事实力，最终获胜，是当时革命党人同袁世凯北洋集团斗争中所赢得的唯一胜利。由此可见，革命党人保存军事政治力量还是可行的。
革命党人还缺乏保存自身在民国政府中的政治力量的意识。1912年3月袁世凯坚决拒绝了革命党人让黄兴担任唐绍仪内阁陆军总长的要求后,曾于29日任命黄兴为北京临时政府的参谋总长，黄兴力辞不受。唐内阁中消极的同盟会阁员打算辞职，未给予同情革命党人的唐绍仪有力支持，坐视唐内阁垮台，致使革命党人在中央政府中的行政权受损。
黄兴在南京留守的任上，面对无法解决的财政困难和反对派的攻击，索性洁身明志，曾于5月13日提出辞职。当黄兴获悉北京临时政府与四国银行团垫款合同的严酷条件后，不顾自己拿不出切实可行的解决财政危机的方案，而裁军军费需求又迫在眉睫的现实，“即通电表示强烈反对，并且与财政总长熊希龄发生严重冲突。但是，黄兴既然拒绝银行团借款，自无法再向财政拮据的中央政府要钱，军饷问题当然更无法解决，于是不得不坚决要求辞职。”“同盟会许多人，对黄兴消极引退是不满的。他们批评黄兴说：‘若必辞职，是所谓暮气已深，易于谋始，难与图成者。’陈其美亲由上海赶到南京，劝黄留任，并加紧活动，力求控制江苏。”“同盟会老将谭人凤为挽救不利局面，特于6月4日致电袁世凯，要求收回成命，或改委留守为江苏都督。同盟会南京支部也相继采取同样步骤，要求任黄兴为苏督。”蔡锷也曾致电黄兴加以劝阻。“6月14日，黄兴通电解职。南京临时政府残存下来的军事指挥中枢，从此宣告结束。革命党人的军事力量，遭到削弱、肢解和分割，处于群龙无首的状态。”[20]黄兴放弃留守一职，削减了革命党人在南方的一份实际力量。后来孙中山、黄兴在北京时，黄兴又拒绝在陆征祥内阁之后出任国务总理。
革命党人不注重保存、积累自己的军事政治实力，却一味地以组建政党内阁为目标，一心指望组建政党内阁就能实现政治民主、掌握中央政府权力。由于革命党人不能凭实力与袁世凯北洋集团相制衡，当他们维护民主共和的努力让袁世凯的专制独裁受到直接威胁时，悲剧必然发生。
（四）
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在宋教仁案发生后忽视军事实力、社会舆论的现实条件，在袁世凯北洋集团的逼迫下搞军事冒险，未能忍隐待机而等到袁世凯丧失人心、武力捍卫民主的条件成熟后再行动，过早地发动了二次革命，结果革命党人原先在南方数省的地盘、军队都拼光了，反而替袁世凯背了武力干政的恶名。
1913年3月，国民党在国会议员竞选中获胜，宋教仁在南方到处发表演说，猛烈抨击袁世凯政府，反复阐发国民党政见，强调组织国民党内阁。3月20日，宋教仁在上海遭到暗杀。黄兴起初主张搞暗杀进行反击，“以其制人之道，还制其人之身。”孙中山“极为反对。”[21]4月上旬开始，孙中山准备武力讨袁，希望日本人从经济和军事上给予支持。民国初年革命党人未重视保存军事实力的失策，造成宋案发生后革命党人要武力捍卫民主却又缺乏军事实力。4月中下旬，革命党人在上海召开第一次秘密军事会议，“当时中山先生主张立即兴师讨袁。••••••克强先生则认为袁世凯帝制自为的逆迹尚未昭著，南方的革命军又甫经裁汰，必须加以整备才能作战，因而主张稍缓用兵，以观其变。各省领兵同志多同意黄的意见。中山先生格于众议，只好从缓发动。”[22] 黄兴主张采取法律解决的办法。“黄先生这种用法律解决的主张也是有一种用意的。他认为当时国人还未认清袁世凯的凶恶面目，还以为反袁是国民党人的偏见；我们如果通过法律解决的办法把袁世凯谋杀宋教仁的真相暴露出来，使国人共见共闻，即可转变国人对袁世凯的看法，激起国人的公愤，使他们转而同情国民党。”[23]
4月25日，江苏都督程德全将从暗杀凶手处查获的函电证据公诸于世，表明袁世凯是幕后主使元凶，革命党人对袁世凯的义愤达到高潮。袁世凯北洋集团与革命党人矛盾激化，袁世凯以让列强进一步加强对中国政局的操纵为代价，获得善后借款，以作战争经费。违法的善后大借款案的签字更是对袁世凯北洋集团与革命党人矛盾火上浇油。即便如此，革命党人仍然觉得武力倒袁力不从心，1913年5月初革命党人第二次军事会议没有结果。5月底前后，黄兴、陈其美、李烈钧等人为了消除革命党人动武的口实，曾不适当地抛弃了进攻上海制造局的激进分子。
袁世凯北洋集团为推行武力统一政策，早就着手军事、政治、舆论等方面的充分准备。1913年6月，袁世凯在作好军事、政治的准备后，开始剥夺革命党人在地方上的实权，相继免除赣、粤、皖三省国民党籍都督的职务，进兵江西，向维护民主政治的革命党人发起挑战，逼迫革命党人起来反抗，以便动武。此时，革命党人在武力倒袁之外的种种努力——宋教仁案法律解决、大借款案国会解决、南北调和活动等都已失败，面对袁世凯北洋集团的进逼，他们未能承受不战而退的屈辱，党内武力讨袁的舆论便逐渐占上风，中了袁世凯北洋集团的圈套。6月1日《民立报》上有文章指出：“政府趁此纷扰之局，益肆无忌惮，派兵南下，一朝有隙可抵，不即难攻取各地，逞其杀伐之野心，以一网打尽民党。此中秘计，在有识者无不能力烛其奸，而痛恨于政府之险恶手段。”[24]
赣、粤、闽三省都督李烈钧、胡汉民、柏文蔚本已遵令卸职，此后革命党人若能忍辱负重，暂不发动二次革命，则可以基本保存自己现有军事力量，等待时机。国民党籍的都督被免职，其部队并未拆散，并非意味着革命党人在该省的地盘要丢失了，非起兵不可。民国时常有将领下野又复出之事。6月9日，袁世凯罢免李烈钧的江西都督职务，任命黎元洪兼领江西都督，欧阳武为江西护军使，贺国昌为护理民政长，陈廷训为江西要塞司令官。欧阳武和陈廷训都是李烈钧的重要部将，袁世凯还要利用他们来稳定江西。李烈钧离开南昌后，欧阳武即任江西护军使，并根据黎元洪的要求，代理江西都督。为稳定江西局势，黎元洪表示“元洪可担任鄂军不入赣境一步”。[25]6月14日，袁世凯以调任方式撤去胡汉民的广东都督职务，任命陈炯明为广东都督，陈昭常为广东民政长。胡汉民于16日通电接受新任。陈炯明本是革命党人的重要将领。胡、陈在联名致邹鲁的电报中也表示：“这次更接，不特于大局无碍，而且有益。”[26] 6月30日，袁世凯以调任方式解除柏文蔚的安徽都督职务，接任的代理都督孙多森缺乏实力。可以说三位都督罢免后这三省的地盘、军队基本还在革命党人手中。后来革命党人武力讨袁决心已下，南北之间以弱对强即将开战，这才有了出于自保，欧阳武置身局外，刘世钧、陈廷训及陈炯明的部将暗通北洋军，黎元洪则乘机违背诺言让北洋军开往九江。
袁世凯罢免了李烈钧后，孙中山不顾一切地发动二次革命，各地的独立运动几乎无一不是在犹豫、迟疑、观望、动摇之中勉强发动，充分说明二次革命的主观条件很不成熟。陈炯明害怕起兵讨袁失败，6月22日孙中山在广东约见陈，方才“征得陈炯明对四省独立，广东同时宣布的同意”，[27]但陈仍迟迟不肯接广东都督之任。李烈钧被袁免职后，孙中山派四人动员李烈钧讨袁，李得知南方各省反袁态度消极，又考虑如果即时发动，“世人或且以恋位见疑”，[28]便于6月15日卸职而赴上海准备出洋。月底，孙中山、黄兴又在上海动员他起兵发难，李烈钧“意气自豪，谓各省如能响应，赣事尚可为。中山极力怂恿，并以南京情形告之，李遂告奋勇”。[29]孙中山派出的人动员驻南京第八师的几个营长连长杀师长、旅长而起事，7月13日，第八师旅长王孝缜、黄恺元在下层的压力下不得不放弃保存实力的打算，表示愿意起兵讨袁。为了防止孙中山的激烈措施，避免第八师的自相残杀，黄兴不得不改变了对起兵的消极态度。
与武昌起义后的形势大不相同，二次革命得不到民族资产阶级的支持。《民立报》6月1日的文章对于当时厌战的社会心态有所分析：“前次大革命之后，元气凋丧，民力疲极，并力恢复，犹虞不及，庸能再受莫大之损失乎？且社会心理，莫不翘首企踵以渴望太平之隆盛，一闻变起，心惊胆裂，寝食为之不宁，较诸前次革命时，闻兵变而色然以喜者，盖大相悬绝者矣。夫人民之厌乱既如此，则尚有谁敢为戎首，轻心发难乎？发难之后，谁肯附从之乎？此我国之无二次革命之余地可知。”[30]当时英国驻华公使馆给英国外交大臣的报告说：“除江西和江苏的军队之外，运动似乎没有得到中国任何重要人物的支持。群众的态度依旧是冷淡的……国内大部分有文化的人士准备支持（至少在口头上）一个集中的强有力的政府的政策……而全国的商会和行会对推翻临时大总统的企图表示厌恶方面也没有落后。甚至在广东，商界人士、少数官员和一部分军队竟敢表示上述意思；我冒昧地认为，这样说并不过分：全国强烈地赞成恢复安定的统治，相信这种统治只有在袁世凯的指导下才可能实现。”[31]
二次革命是在袁世凯北洋集团的挑衅、挤压下，由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发动的。7月12日，讨袁军在湖口率先向北洋军发起进攻，这也是革命党人的一个失策。而袁世凯则十分精明，“他的军队在战略展开上，处于攻势，但这种攻势主要是利用革命党人因动摇而暴露出来的空隙，实施战略箝制。而在战役上，在各个战场上，袁世凯则采取了后发制人的军事策略，相当严格地控制着自己的部队，强调‘衅非我开’，不让各部队主动出击，以赢得战场上和政治上的主动权。”[32]于是革命党人反而替袁世凯背了武力干政的恶名，大失人心。
革命党人在政治上缺乏社会支持，又不便于公开推出已经退位的孙中山作为二次革命的领导人。军事上也信心不足，造成军事步调凌乱和军心不稳。不仅各省的独立和军事行动缺乏统一的指挥和战略配合，就是一省之中的各支部队也缺乏协调。1913年9月，二次革命完全失败，革命党人不仅原先在南方数省的地盘、军队都拼光了，政治声誉也受损，袁世凯北洋集团推行专制独裁更有了借口。袁世凯在10月6日唆使北洋军警强迫国会选他为正式大总统后，很快就于11月4日取缔了国民党，于1914年1月10日解散了国会，于5月1日废弃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辛亥革命取得的民主成果损失殆尽。
如果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在宋案后能审时度势，不冒险一搏，何致于实力、声誉皆失，满盘皆输。黄兴在南京发动独立时，“陈陶遗则痛哭流涕力劝黄兴忍耐，若轻于一掷，即不土崩亦将瓦解，以后恢复诚恐更难着手”。[33]黄兴派人和蔡锷联络共同起兵，蔡锷就说：“现在袁贼逆迹未彰，师出无名，故我主张暂时忍耐，时机未到，劝公等万勿轻动。”[34]宋教仁在1913年2月1日也曾说：袁世凯“他不久的将来，容或有撕毁约法背叛民国的时候。我认为那个时候，正是他自掘坟墓，自取灭亡的时候。到了那个地步，我们再起来革命不迟。”[35]
（五）
民国初年的中国政局曾经出现了民主宪政的曙光，民初宪政转型失败中革命党人的成败得失值得后人深入研究。
民国初年革命党人、立宪派、袁世凯北洋集团三派政治力量在民国政权中联合执政、分权共处的局面注定不会很持久，因为各自的政治理念不同，各有打算。国家政治向宪政转型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潮流，民主建设须大处着眼，小处着手，脚踏实地，坚决而稳步地进行，然而革命党人中的稳健派与激进派在让中国政治向民主宪政转型的过程中都有所偏颇，有所失策。在军队国家化尚未完成的情况下，革命党人中的稳健派一方面对袁世凯北洋集团谋求专制独裁的一系列所作所为迁就宽容，一方面又超越当时中国社会政治发展的实情，单纯按宪政的方式行事，一心从事议会政治、指望法律保障，视组建政党内阁为维护民主共和、掌握政权的捷径。激进派不赞成在辛亥革命中与袁世凯北洋集团妥协，强烈反对袁世凯北洋集团谋求专制独裁，但在政治斗争中不是有理有节，争取社会公众的支持，而是有勇无谋，以为武装斗争能使民主宪政速成，近于辛亥革命时期的革命崇拜复萌。政治斗争讲究实力制衡，而革命党人忽视自身实力在维护民主共和上的意义，保存自己的军事政治力量做得不够，造成革命党人的致命伤。这些都为民初宪政转型种下了失败的种子。
在缺乏民主传统的中国搞民主，尤其要审时度势，凝聚人心，把握时机。袁世凯谋求专制独裁发展到直接以屠杀破坏民主共和之后，革命党人最终不复有武昌起义后南北议和时那样审时度势、正视现实、妥善决策的理智与勇气。中国社会已经进入民国时代，革命党人却不合时宜地还像在辛亥革命期间那样直接采取暴力革命手段，率先放弃革命党人自己参与建立的民国法律与政治秩序，由议会政治变为军事冒险，不顾自身实力和社会舆论，不顾条件成熟与否，意气用事，孤注一掷，以武力捍卫民主，结果大败，连带江苏、江西一些富于维护民主共和热情而又有战斗力的精干部队也损失了。此后辛亥革命以来的民主成果损失殆尽，中国向民主宪政转型的过程中断，实在是得不偿失。
民主宪政建设上寻捷径、求速成是行不通的。孙中山在二次革命时的斗争方式，同他以前在辛亥革命时期数次发动武装起义、以后在中华革命党时期从事反袁斗争一样，不注重力量的积累、条件的成熟，一味搞军事冒险，所以注定不成功。辛亥革命是经过革命党人长期发动酝酿、各种社会矛盾激化之后才获得成功的，武昌起义也是湖北革命党人作了多年扎实的工作才胜利的。辛亥革命时期革命党人在国内宣传民主思想并不多，主要是宣传排满，民国初建后维护民主共和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革命党人的行动有了正义性不等于就有了可行性；讲法律不一定就能解决问题，但须先尊重民国法律；对袁世凯北洋集团终有一战，但要等待条件成熟，可以先从舆论和军事上积聚力量。蔡锷则是能忍隐待机，等到袁世凯“帝制自为”真面目彻底暴露、失尽人心的1916年，虽然偏处西南一隅，义旗一举而天下响应，真与武昌起义有几分相似。而此时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由于先前的失策，其政治号召力、军事实力已一蹶不振，只能在护国战争中唱配角了。
作者为江苏省档案馆研究馆员 来源: 《历史档案》201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