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0月29～30日，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中国国际经济技术交流中心、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 N D P)和德国国际合作机构在海口联合召开了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未来10年的中国”为主题的第72次中国改革国际论坛。来自中央有关部委、研究机构、高校和24个省(市、自治区)的官员学者，德国、印度、俄罗斯、挪威、韩国、马来西亚等国家和联合国、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 EC D )等国际机构的国内外专家400余人参加本次论坛。与会专家就中国未来10年的发展前景与面临的“中等收入陷阱”风险进行了深入探讨。

一、世界经济面临不确定性，中国难以置身之外

1.世界经济增长不容乐观，挑战严峻

对未来几年的世界经济增长，尤其是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专家们普遍不容乐观。中国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曹远征指出，世界经济正处在二战结束以来前所未有的最重要一个结构变动之中，不确定性明确增多。未来一段时间世界经济有四个方面需要高度关注。一是二次衰退的风险。欧洲已经进入二次衰退；美国经济增长速度掉头向下，第三轮量化宽松(Q E 3)箭在弦上。世界经济很有可能陷入“低增长高通胀”的滞胀局面。二是欧洲债务危机。欧元的崩溃是有可能的，这将对世界经济产生重大影响。三是对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带来新的影响。有财政赤字和贸易赤字的国家，如越南、印度、巴西等，有可能会出现国际收支困难，甚至引发货币危机。四是今后一段时间全球金融将处于无规律的动荡之中。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秘书长魏建国指出，虽然欧盟通过解决债务危机的政策安排，但经济恢复增长仍然是困难的，居高不下的失业率和普遍低下的民意很难在短期内解决。欧美经济全面恢复需要很长时间。

亚洲开发银行副首席经济学家庄巨忠指出，亚行对于日本、美国及欧元区的经济增长预测是，2011年为1.3%，2012年为2%，亚洲(不包括日本)2011年和2012年增长都将达到7.5%，主要是中印在推动。韩国开发研究院院长玄旿锡指出，世界经济还存在着不稳定性，风险在进一步积累。2008年以来的经济危机是由世界经济不平衡所带来的，走出危机必然要求形成新的平衡。德国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朗哈默尔认为，需要强调世界经济下行的风险和复杂性，其中最重要的是两点：一是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带来的通货膨胀压力；二是金融危机恶化使决策环境更加复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驻华代表赛义德也认为，现在世界经济正处在危险阶段，人们对国际市场信心在下降。

2.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再平衡中的作用举足轻重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教授指出，2010年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第一，人均G D P超过4000美元，进入上中等收入国家行列；第二，中国G D P总量超过日本，成为第二大国；第三，中国出口超过日本，成为世界最大出口国。这些意味着中国经济在迅速崛起。13亿人的大国发生了这样重大的变化，对世界经济产生重要影响。

中改院院长迟福林教授指出，中国未来5～10年的转型与增长，不仅对中国中长期发展具有历史性影响，而且对世界经济的再平衡与恢复增长也将起到越来越大作用。

国家发改委经济体制综合改革司司长孔泾源指出，未来10年中国的发展，不仅要引领世界经济增长，还要有担当国际道义的意识，要为全球经济平衡发展负起责任。

国家发改委对外经济研究所所长张燕生指出，IFM预测2016年有可能中国引领世界，目前“国际化正在融入中国”，需要中国扮演大国角色。

O E C D发展研究中心研究部主任雷森认为，中国地位在继续上升，世界经济中心正在东移。发达国家已经很难起到世界经济增长引领的作用，包括中国和印度在内的东方需要在这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二、中国经济增长前景比较乐观，但也面临巨大挑战

1.中国经济有望保持中高速增长

与会专家对中国经济增长普遍持较为乐观的态度。迟福林指出，从经济增长的长周期看，未来10年，尽管国际市场有可能继续动荡与萎缩，中国经济仍将处于上升的通道。由于人口规模、经济结构等因素，中国并不缺乏新的增长点。例如，城市化率和服务业比重至少还有10～20个百分点的提升空间，这可以为中国经济在未来20年保持8%自由的增长提供重要支撑。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认为，如果最终消费率从47%提高到65%，并且能够保持和G D P同步增长，资本形成率降到35%，我国仍然能够保持9%～10%的经济增长；与此同时，资源与能源的消耗可以大幅度下降，全面福利水平提高1/3。

庄巨忠指出，亚行预测，2011年和2012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将分别为9.3%和9.1%，2010～2020年可以达到8%的平均增长，2020～2030年可以达到6%的增长，超越“中等收入陷阱”。

O E C D经济学部中国问题研究主任赫尔德认为，中国还有广阔的增长空间，未来10年中国还会保持较快增长，5～6年后中国有可能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到2020年，中国将有一半的省份成为高收入地区。

2.中国经济面临的风险在增加

迟福林认为，当前“增长主义”理念还相当普遍。判断未来5～10年的中国增长前景，重要的不是预测经济总量何时能超过美国，不是何时能进入“高收入水平”国家行列，而是要考虑普遍存在的“增长主义”理念怎么扭转、由“增长主义”带来的结构扭曲怎么校正、体制改革如何突破等等，否则，经济风险将很难避免。

曹远征指出，到2011年三季度，中国经济开始出现两个回落：一个G D P增速开始逐级回落，二是C PI开始回落。这个回落是在预期之中的。但从回落结构看，反映出中国中长期的因素开始在发挥影响。第一，世界经济可能长期低迷，中国出口可能会受到严重影响。第二，中国劳动力成本在快速上升“刘易斯拐点”出现；第三，中国人口老龄化速度正在加快。第四，资源和能源约束越来越严重。从短期看，中国经济面临两个挑战：第一，经济增速开始下滑，而且下滑不断加速，有可能出现“落差过大”；第二，结构性通货膨胀问题突出。为此，2012年宏观经济政策的基本走向还是维持2011年的基调，即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需要微调的是，积极的财政政策可能要更加积极一点，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更加偏宽一些。

张燕生指出，目前世界出现多个变化：一是全球贸易和投资的保护主义抬头；二是全球治理举步维艰；三是世界经济、政治和社会动荡越来越多。这些给中国经济带来许多不确定性因素。

中央党校前副教育长王瑞璞认为，中国未来发展面临三大风险：第一是经济风险，具体表现为环境破坏、能源资源短缺、人口就业压力等；第二是社会风险，例如贫富两极分化、城乡和地区差别较大；第三是政治风险，例如政府自身建设等问题。

庄巨忠指出，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增长面临两个下行风险：第一，工业化国家增长不如以往，对亚洲出口带来影响；第二，通货膨胀率较高。亚洲2011年通货膨胀可能达到5.8%，2012年可能达到4.6%，这加大了宏观经济稳定的难度。

玄旿锡指出，中国面临的最大挑战是，把国民收入增长和生产力提高结合起来。积极一面是可以促进国内需求增加，消极一面是提高了企业成本，可能会使中国丧失比较优势，降低G D P增长速度。

三、未来10年中国经济发展关键在于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1.中国面临的“中等收入陷阱”风险不容忽视

迟福林指出，快速增长是好事，但把握不好，也有可能出现“成长陷阱”，即经济的快速增长不仅没有带来多数人福祉的增加，反而积累和造成大量的社会矛盾。“中等收入陷阱”是“成长陷阱”的一个方面。中国要避免“成长陷阱”，需要改变普遍存在的增长主义倾向、政府主导倾向，要防止把政府主导当成“中国模式”。

孔泾源指出，随着社会结构发生变化，未来10年中国进入新的发展转型阶段，对中国的发展至关重要。保守估计，如果经济未来10年平均增长速度保持7%，十年后翻一番，就将站在高收入国家的门槛上，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宋晓梧指出，过多依靠低成本劳动力的增长已经难以为继，社会矛盾激化，许多问题已经到了临界点。无论从国际经验还是从国内经济社会资源环境来看，需要尽快突破原有的瓶颈，不能被低收入的增长路径锁定。

2.“中等收入陷阱”根源在于体制机制的不完善

与会专家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分析中国可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体制根源：

过渡性体制的不确定性。吴敬琏认为，当前存在的经济体制和社会体制是一个过渡性的体制，这种体制未来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既可以成熟起来，成为完善的、能够实现社会公正和共同富裕的市场经济体制，但是也不能排除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

资源约束。中国红十字会常务副会长赵白鸽认为，目前的发展瓶颈问题是资源问题。如果发展方式不正确，资源环境约束将会极大的影响到人的发展，直接影响到社会的发展和稳定。中国人口众多、资源不足的约束条件，可能是制约发展的陷阱。

收入分配不公。王小鲁认为，当前中国经济增长的风险之一是收入分配不公。贫富差距扩大不仅会引发不稳定因素，而且会导致资源配置效率下降，导致投资消费失调，使内需难以成为拉动经济的主要力量。如果不改善收入分配状况，中国很难避免“中等收入陷阱”。德国经济合作与发展部高级顾问何伯认为，经济问题在不同国家、不同阶段都存在，但贫富差距是导致许多经济问题的重要原因。“陷阱”不仅是“中等收入陷阱”，而且也是收入分配不均的陷阱。

社会停滞。清华大学教授孙立平指出，社会停滞可能是导致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原因。而贫富出现代际传承意味着社会结构出现定型化。要避免“中等收入陷阱”，关键是走出定型化与停滞化的社会，构建一个充满活力的社会。

经济、环境和社会发展不协调。联合国系统驻华协调代表兼U N D P常驻代表罗黛琳认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需要经济、社会和环境三大支柱均衡发展。一些国家往往只关注经济增长这一“长子”，忽略了环境和社会问题，这是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原因。如果未来10年中国在可再生能源、碳排放等方面没有突破的话，很难真正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3.避免“中等收入陷阱”关键在于通过改革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德国国际合作机构驻华首席代表司嘉丽认为，所谓“中等收入陷阱”是这些国家丧失了经济增长活力，社会发展停滞。但是韩国、日本、新加坡等避免了“中等收入陷阱”，这意味着“中等收入陷阱”并不是一个经济规律，并不必然发生。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名誉会长高尚全教授认为，中国能否有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取决于未来10年中国能否有效地推进发展方式转型。一方面，如果抓住机遇，改革有实质性进展，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取得重大突破，那么未来10年完全有可能继续保持8%左右的中高速经济增长和平稳的社会发展，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另一方面，如果丧失机遇，导致方式转变长期停滞不前，则有可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迟福林教授指出，增长不等于发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重在研究防止增长主义导致“成长陷阱”。为此，需要加快转变发展方式，走公平与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在“消费主导、民富优先、绿色增长、市场导向、政府转型”等方面取得明显突破。

宋晓梧指出，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展望。政府和市场边界划清了，经济结构得到合理的调整；社会体制培育起来了，社会关系合理了，就可以跨过“中等收入陷阱”。

民建中央副主席辜胜阻指出，只有经济转型才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如果说“人口红利”使中国从低收入国家成功迈向中等收入国家，那么未来中国从中等收入国家迈向高收入国家，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则要靠改革和创新形成的“制度红利”。

孔泾源指出，未来10年科学发展依赖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发展方式单靠政府的引领和推动是不够的，必须通过市场机制，包括资源价格改革、科技体制等，坚持市场化的改革取向。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教授常修泽指出，中国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系数比较小，但应当建立在“三个到位”的基础上，即：如果中国改革能够到位，如果经济结构调整能够到位，如果发展方式转变能够到位。

■外方代表观点摘录

司嘉丽(德国国际合作机构驻华首席代表)

中等收入陷阱并不必然发生。韩国、日本、新加坡避免了“中等收入陷阱”，这意味着“中等收入陷阱”并不是一个必然的经济规律。从实践看，社会生态市场经济可以有效避免“中等收入陷阱”：一是社会生态市场经济有自我的理念。国家提供公共产品，但不从事私人部门可以更有效开展的活动；二是社会生产基于社会团结的理念，社会有能力的人注重保障不太富有的人的机会和生活水准；三是有平等机会的理念。国家提供平等的机会，保障所有人获得教育的机会，有能力参与到社会财富的创造和分享；四是均衡的理念。在社会生态市场经济体系下，劳资双方通过社会结合起来，参与到与国家的对话中，实现有效的均衡；五是有社会包容的理念。经济增长和效率不是目标，而是一种工具，带来社会包容，促进收入和财富的平等分配。

罗黛琳(联合国系统驻华协调代表兼U N D P常驻代表)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需要三根支柱：经济、社会和环境。但一些国家往往只强调经济增长，忽略了环境灾难和社会崩溃。这是“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原因。中国从经济增长主导走向可持续的经济环境和社会平衡发展的模式，需要系统性的变革。中国“十二五”规划已经充分意识到三大支柱的重要性，当前是过渡的关键时期，重要的在于社会动员。

庄巨忠(亚洲开发银行经济学家)

亚行对中国长期增长持乐观态度，但也提醒面临的挑战。持续的结构性改革是实现中国增长潜力的关键，也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在政府方面，承认政府在过去30年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但并不意味着不需要推进政府改革。政府职能转变的不到位不应成为未来改革发展的障碍。

普洛伊(南非贸易与产业政策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一个国家是不是进入了“中等收入陷阱”，要看人们收入提高和能源消耗是不是同步。南非这些年的发展，能源消耗提高了，但人们的收入并没有得到相应的提高。可持续发展，依赖于人的发展、有就业的增长和绿色的发展。

雍博瑞(瑞典前驻华大使、斯德哥尔摩中国论坛协调人)

中国非常重视社会稳定，但只有建立起一个开放的社会和良好的运行机制，有社会信任和社会问责，才能保证长治久安和社会稳定。中国制度还存在缺失，在透明度、获取信息的权利以及问责制等方面都要加强。在社会问题上，政府可以把很多事情交给社会组织去做；从国家层面来看，推进法制改革对于中国改革很重要。从地方政府层面来说，目前中国地方政府制度建设十分薄弱，政府职责尚不清楚，需要从法律层面进一步明确地方政府责任。

弗敖兹(马来西亚经济研究院副院长)

马来西亚经济增长停滞、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主要有几个方面：第一，也是最大的问题，缺乏私人投资。很多产业有国有或者是与政府相关的公司参与，使得私人投资受到歧视，很难进入；第二，产业附加值比较低；第三，人力资本投入和研发投入很低。目前马来西亚研发投入只占G D P的6%，导致劳动力技能缺乏，劳动生产力增长乏力；第四，官僚体制导致成本上升；第五，价格管制。阻碍了公司的成长，也带来了经济结构的扭曲。

■中方代表观点摘录

迟福林(中改院院长)

政府主导型增长方式不能固化为“中国模式”。值得注意的倾向是，把中国30年经济增长的奇迹归因于“政府主导”，把“政府主导”作为“中国模式”的要件，甚至等同于“中国模式”。从现实来看，把政府主导等同于“中国模式”有可能误导改革，耽误改革。

走公平与可持续发展的道路。重在推进以公平与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的二次转型与改革：使消费成为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使多数人能够公平地分享经济发展成果使市场保持充分的活力和效率，使资源环境可持续；使政府能够以公共服务为中心。这就需要在“消费主导、民富优先、绿色增长、市场导向、政府转型”等方面取得明显突破。

吴敬琏(国务院发展中心研究员)

中国快速发展引起了全世界热烈议论。一部分论者认为存在“中国模式”，而且依靠这样的模式，中国将成为一个非常强大的国家。但是，客观 地 看 ， 并 没 有 所 谓 的 “ 中 国 模式”。当前经济体制和社会体制是一个双重性的体制，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既可以成熟起来成为完善的、能够实现社会公正和共同富裕的市场经济体制，但是也不能排除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

强势政府不是中国成功的根源。一些学者认为，中国能够创造如此优异成绩的原因，最大的特点就在于有一个强势政府，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但是，从历史来看，改革开放前的30年，中国政府也是强势政府，可是结果有目共睹。强势政府付出的高额成本和产生的消极影响正在显现。

中国改革还有许多大关没有过。中国现行的经济体制实际上是一种既包括新的市场经济因素，又包括旧的管制经济因素，形成半管制经济半市场经济的格局，既可以前进到较为完善的能够实现社会公正、共同富裕的市场经济，也可以退回到管制经济的状态。为此，需要采取坚定而实质的步骤推进改革。

改革要有顶层设计。顶层设计首先是设计我们需要一个什么样的市场经济？是能够实现社会公正和共同富裕的、法治的市场经济？还是走向国家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设计政府在这个经济中扮演什么角色？它应该做的事是市场做不来的事，也就是说市场失灵的事由政府做，公共产品的提供由政府做。

卢中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政府与市场作用再思考。第一，企业和市场仍是经济转型主体；第二，政府应推进市场制度创新，加强风险监管；第三，完善市场信息和准入规则，维护竞争秩序；第四，大幅减少微观干预，强化公益性规制；第五，慎用部门性产业政策，加强普适性政策；第六，主动引导和接受社会监督，鼓励各界广泛参与，凝聚改革和转型共识。

政府转型：“闲不住的手”应当在哪儿闲不住？第一，由市场上的运动员转为设计师、监管者和裁判员；第二，由一般经济建设领域转向社会和生态建设领域；第三，由注重缩小经济差距转向公共服务差距，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大体均等；第四，由注重账面财富积累转向注重真实福利水平提高；第五，由注重物质资本投入转向优先投资于人力资源开发和技术创新。

汪玉凯(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

中国的经济转型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自身的转型，而这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破除自身利益。首先要从理念上破除政府可以有自身特殊利益的思维；二是明确界定政府、市场和社会的边界，把政府作为严格限制在公共领域；三是加快自身改革的步伐，减少行政审批，公开官员财产、降低行政成本，废除各种特权；四是改善公共政策，保障公共政策的公平和公正；五是提高政府管理的公开性和透明度，加强对公共权力的约束和制约。

刘尚希(财政部财科所副所长)

中国过去30年主要是推进经济改革，现在应当进入到以社会改革为重点的阶段。在社会改革基础之上推进政治改革，这是中国改革的合理顺序。社会改革的重点是推进社会平等，建立社会自我管理、自我约束的机制，最终达到“政府约束资本，社会约束政府”的状态。当前社会体制改革应从两个方面重点加强：一个是加快推进城乡改革；二是进一步完善公共产权制度。（匡贤明　梅东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