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对整个人类文化领域的贡献极其广泛。城市创造了政党与政客，催生了科学与艺术，也是不少宗教的发祥地。城市化则是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标志。在传统中国，城市是中央皇家行政的延伸，城里的居民也不是独立公民，城市乃如马克斯•韦伯所言，“永远是中国人的异乡”。

但在今天，中国人似乎对城市表现出相当的兴趣，大批中国人迫不及待地抛弃对故土的依恋，涌向城市。“城市的空气使人自由”。然而，人们在获得自由、摆脱各种束缚的同时，也面临如何建设城市共同体的问题。而暴力事件在城市的频发，则是现代城市建设面临的重大挑战。“城市暴力”一语应运而生，用来描述现今城市中发生的暴力现象。当代法国学者索菲•博迪-根德罗（Sophie Body-Gendrot）所著《城市暴力的终结？》，处理的正是这一议题。该书所涉城市暴力问题之诸方面，不仅于了解西方国家的城市治理方式有益，更有助于我们审视当下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屡屡发生的暴力现象。

暴力是一种工具性的力量，它具有破坏性，本身无所谓善恶，全看其服务的目的如何。在现代国家的基本框架中，暴力在原则上当为国家垄断。人们不难记起韦伯关于现代国家的经典定义：国家是在一定疆域内垄断合法使用暴力权的制度。然而，这种对使用暴力的“垄断”仅存于理想类型的国家之中。人们往往认为，随着经济的富足，人类文明程度的提高，暴力会从这个世界上逐步消失，但实际情况却有违这种良好的愿望。且不论各种战争或武装冲突，仅就城市治理来看，暴力现象就从未从人们的生活中消失。为什么不以违法、犯罪等词语来描述那些打砸抢烧等活动，而冠之以城市暴力之名，根德罗在书中指明，原因在于“城市暴力”一语比犯罪等词汇更能揭示该现象的社会、政治乃至道德的意义，而犯罪等语汇仅具法律意涵，无助于人们弄清暴力现象的根源。实践也表明，仅仅依赖刑法手段，无法有效遏制城市暴力的发生与蔓延。

作者在书中对城市暴力现象的政治与社会意涵进行了颇为出色的分析。在作者看来，城市暴力向人们传递的是这样一个信号：“我们再也不能在一起生活了！”试看今日城市，无论中外，常常是警察遍布，监控探头密集，封闭的富人社区如同国中之国。城市壁垒化，治安私人化，公共空间严重碎片化。但与此相伴的并不是安全感的获得，而是不安全感的上升。在许多城市，人们对警察失去信心，暴力事件自然防不胜防，这是城市公共生活失败的标志。

受唯物主义经济决定论浸淫的人天真地以为只要促进经济发展，扩大就业机会，暴力事件就会消退；技术至上论支配头脑的人则认为，只要研发出精良的电子监控系统，施暴者便无处藏身。然而，这两种想法都是经不起推敲的一厢情愿。其共同错误在于未能看到城市暴力现象的症结。是何种原因导致了城市暴力？一个为社会所抛弃的人，缘何要遵循社会制定的规范？暴力施行者有的表示，施暴“只是为引起注意”，事情不闹大，无人问津，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也有人说：“我还在乎死吗？”这种被社会抛弃的人，汉娜•阿伦特曾称之为“暴民（mob）”，他们对社会充满仇恨，自觉多余，世界之大却无容身之地，甚至觉得面对社会惟有同归于尽，这种现代社会中独特的暴力现象已不能用违法乱纪或政治上反动、道德上堕落来解释。

公共空间的崩溃，公共生活的衰败，是现代社会的根本危机。城市暴力不过是此种危机的一个表征。而应对之道，自然也要从重建公共领域、拓展共同生活的空间、发展民主合作机制等方面入手。作者在书中提及英美一些城市治理中处理暴力问题的新实践，如“警方与教会合作”，“治疗法庭”，等等，多少具有借鉴意义。

在今日中国，城管暴力执法、摊贩暴力抗法、疆独势力打砸抢烧、讨薪民工身绑炸弹、暴力强拆民房致民众自焚，诸如此类发生在城市中的恶性事件，显示我国城市治理面临重大挑战，而层层的安检、密布的监控探头、多种保安与警察人员，甚至动员起来的戴有红袖章的社区群众，都不能从根本上缓和城市暴力，以暴制暴，极易激起新一轮的暴力行为。

根德罗的著作提醒我们，城市暴力不是单纯的法律问题或经济问题，不是简单的技术问题，而是一个具有政治与社会意涵的问题，它涉及的是我们共同生活在一起的决心、梦想与希望。现代城市与现代公民的理念是密切联系的。不是城、而是人，共同构成了城市共同体。这便意味着城市民主善治，意味着城市公共空间的拓展与真正的公民生活的繁荣。唯其如此，城市才不再是中国人的“异乡”，我们也不再是城市客或都市的候鸟，城市才可望真正成为现代中国人宜居的家园。

[法] 索菲•博迪-根德罗： 《城市暴力的终结？》 ，李颖 钟震宇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

文章来源：《中国图书商报》书评周刊 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