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和欧洲目前均面临二元经济结构的深刻挑战，但欧洲的债务危机可能早于美国财政问题而解决。欧美改革步伐不一致，外加新兴市场经济被投资者屡屡看高，将带来一轮各国货币之间相对估值的大调整，从而引发货币危机。面对动荡的国际经济形势，中国必须做好准备。
2008年金融风暴爆发至今的3年来，世界经济进入了比较快速的恢复期，但是深层次的矛盾并没有解决。2011年8月初以来，美债危机爆发，引发了新的一轮金融市场波动。这轮波动会对世界经济和金融体系带来什么影响？下一轮危机的爆发点在哪里？世界经济走势在未来若干年将会如何演绎？这一形势下，中国应当如何准备，临阵以待？这些问题我们必须要有预判。
美国经济彻底恢复路途茫茫
美国是全球金融风暴的策源地，美国经济本身也蕴藏着深刻的矛盾，必须解决。上一轮金融风暴之所以比较快地结束，美国的主权信用起到了重要作用。美国以其主权信用为担保，帮助私人部门修补资产负债表，由此带来了资产价格的迅速上涨，也带来了经济比较快的恢复。但是如今，美国财政部的债券信用却出现了明显的下滑，财政开支在未来必须削减，投资界对美国经济预期出现了新的一轮下调。
那么，美国经济到底出现了什么问题，其如何才能走出目前的困境呢？可以说，从本质上讲，美国经济体制正面临着深刻的改革重任。
用二元经济形容今天的美国经济再恰当不过。这就是说，美国既有极具国际竞争力的产业、部门和人群，包括高科技、高等教育、高端制造等方面，苹果、微软、谷歌、波音等大公司比比皆是，但是必须看到，美国还存在着一大批不具备竞争力的产业、部门和人群，积聚在低端制造业、普通的国内服务业，他们是全球经济一体化的牺牲品。
这部分不具备竞争力的部门所对应的人群，是一批没有受过良好基本素质训练、从拉丁美洲国家通过非法移民或投亲靠友进入美国境内的、连英语都讲不好的新移民，这部分人事实上已经成为了美国经济和社会的包袱。由于这部分人的进入，美国已经成为了英语和西班牙语的双语国家，在美国，存在相当部分只会讲西班牙语而不会讲英语的低端劳动人群。难怪哈佛的着名政治战略家萨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在去世前大声疾呼：“谁是美国人？”在他看来，美国制度的基础正在动摇，新教的传统正在丧失，由此导致美国社会面临挑战。
面对这样一个二元经济现象，美国当前的经济制度不但不能化解反而会激化矛盾。美国长期形成的高福利的制度安排，在二元经济和全球化的催化下，导致60%以上的财政支出属于赋权性的财政支出，用于失业保险、医疗保险、贫困救济、低收入家庭过多的住房补贴等方面。这一切使得美国社会中没有竞争力的那部分人群更加没有竞争力；而这种负担将越来越重，又会反过来作用到高端人群身上，使得他们的税收负担日益加重。
我们甚至可以合理地推断，美国式的民主体制应对二元经济体制很可能是最束手无策的。事实上，今天的美国政坛变得四分五裂：以奥巴马为首的民主党人认为，应该增加社会财政开支，以刺激经济和解决社会矛盾；而以共和党、茶党为代表的政治家们，却想恢复美国早年以新教徒文化为社会核心的传统经济制度，那就是大幅度地削减财政开支、削减税负，以此刺激经济。双方一直争执不下，因此，美国出现了改革意志不清、方向不明的政治局面。
特别令人遗憾的是，美国社会目前没有出现一批思维清晰且有号召力的学者，为改革指明方向。美国当前的改革与上世纪80年代里根和撒切尔夫人的改革不同，当时民众支持改革的意愿十分强大，与此同时，社会上出现了一批极具感召力的学者，比如出现了经济学领域的供给学派，大幅度号召私有化、减少管制，以此推动了里根改革的成功。今天的美国政坛显然不是这个情形。
有理由推断，美国经济、政治格局在未来4-5年内很难出现大规模的逆转，下一届总统也很难像里根那样大力地推动改革，社会共识在短期内难以凝聚。据此我们可以认为，美国的主权债务规模很难在短期内削减，在这一过程中，美国政府所能削减的是一些社会最需要的财政支出，比如科研、高等教育、基础建设，而伤筋动骨的福利性支出却不能削减。
基于这一分析，笔者认为，美国经济复苏的道路可能比欧洲还要艰难，尽管美国自身具有一批极具竞争力的产业。未来四五年美国的基本状况，将可能是维持比较低速的经济增长，财政情况继续恶化，政治纷争不断出现。在此情况下，美国唯一的政策选择就是宽松的货币政策，以此带动和刺激经济的发展。因此，第三轮量化宽松不管以什么名称出现，可能都是迟早的事情。
欧债危机三年内将有起色
欧元区的状况也可以归纳为二元经济：一元是德国，它的制造业与中国等新兴市场相互匹配，不断互补，而且经济的整体实力不断增强、极具竞争力，是欧洲境况最好的经济体；另一元是南欧一些竞争力较差的经济体，它们所面临的是必须削减政府福利性开支，不仅是为了平衡预算和削减债务，更重要的是通过削减社会福利的方式增加其劳工的竞争力，跟上德国等欧元区其他国家的步伐。
但是，当下欧洲的问题是，极富竞争力的德国的百姓不愿意为过高社会福利的南欧诸国埋单，德国的政治家很难说服选民。因此，最有可能发生的情形是，希腊、葡萄牙等国家会由于得不到德国等国的直接援助，同时自身也没有明确的改革意愿用以说服资本市场，最终出现债务的违约和重组；违约和重组将使这些国家面临不可能再借到新债。最终，只有在被逼无奈之下，这些南欧国家将会启动改革程序，而改革程序不可避免地会带来社会的骚乱。在这种情况下，欧债的价格可能将进一步下降，从而给德国和法国的金融机构带来冲击，德国和法国政府将不得不拿出财政资金挽救自己的金融机构。换句话讲，德国和法国的纳税人由于不愿意直接为希腊、葡萄牙等南欧国家埋单，最后将不得不为自己的金融机构埋单。当然，从政治上讲，为自己的金融机构埋单，比为南欧国家直接埋单理由充分得多。假如个别南欧国家出现了违约和债务重组，其他身临债务危机的南欧国家也会得到警示—必须真正拿出勇气进行财政税收的改革，大幅削减社会福利水平。
综上分析，笔者认为，已经爆发了近两年的欧债危机可能会在3年内得到根本性的改变，也就是说，南欧国家会进行深刻的改革，而德国等国则将为自己的金融机构埋单。南欧国家的改革是整个国家面临国际压力整体削减社会福利的改革，而美国的改革是国家内部针对部分社会阶层的社会福利的削减，美国的改革难得多。
新一轮的风暴是货币危机
根据以上的分析，美国的财政情况将继续恶化，经济改革步履艰辛，而欧洲被逼无奈必须出手改革，3年的时间完成转变。因此，未来3年之内会出现这样的情形：欧洲的债务情况得到稳定，金融市场得到恢复，而美国仍在动荡之中。这时将出现一个很有意思的情况，那就是，金融市场开始担忧美元的信用，资本会从美国流向欧洲，导致美元兑欧元汇率出现大幅波动，美元危机将会出现，类似于1971年8月前的情形。当然，整个欧美债务调整的过程中，投资界会不断地看好新兴市场经济体，导致后者的货币面临持续升值的压力。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当今世界没有欧元崩溃的机制。无论从欧债危机两大主角的哪一方来看，欧元垮台都对它们自己不利。从德国的角度看，如果其重新启用自己的货币马克，则将面临巨大的货币升值压力，是引火烧身，同时这也意味着欧洲政治一体化的进程在退步，这对德国明显不利。从正处在主权债务危机中的南欧国家的角度看，欧元倒台更是引火自焚，因为如果脱离欧元区，它们自己发行货币将面临极大的市场挑战，市场会不信任它们的货币，而它们此前已经发出的债券是以欧元计价的，它们不可能以发行自己货币的方式逃脱已经重压在身的债务负担。因此，我们认为，欧元机制不会因为这一次的债务危机而崩溃。
中国必须严阵以待
面对这样一个动荡的国际经济形势，中国必须做好认真的准备。
第一，必须加快经济结构调整的步伐。因为外部市场的需求不可能迅速恢复，贸易保护主义还会一浪高过一浪。
第二，必须管理好自己的外汇储备。对于已经投入的发达国家主权债务而言，要加强与各国政府的协商，讲清楚中国政府是有选择的，不一定非得把这部分资金投入到他们手中，我们只是出于对世界经济稳定的考虑，出于负责任的大国的考虑，继续持有他们的债券，同时提醒发达国家必须要考虑中国的利益，包括自由贸易、台湾、新疆和南海等政治问题。
第三，加快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人民币国际化的关键是对流机制的建立，鼓励中国的企业和居民走出去投资，利用当前国际金融动荡的机遇，投资到境外的资源型、经营状况比较好的金融工具中去，尤其是投资到那些与中国经济联系紧密、正在分享中国经济增长成果的境外资产中去，由此获得中国经济自身发展带来的好处，所谓“肥水不流外人田”。
总之，动荡的国际环境将会持续相当长的时间，这给中国经济提出了挑战，但我们更应该看到的是，在动荡中也蕴藏着可以让中国经济不断崛起的重大战略机遇，我们在做好认真准备的同时要抓住机遇，利用好有利条件，为中国经济未来长期稳定的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