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普世价值争论很激烈的时候，有编辑让我也写点什么。我当时看到这种争论政治化色彩太浓，掺合进去没有太大意思。现在这种争论似乎告一段落了，总体结果大概是参与争论的人谁也没有说服谁，但受争论影响的人则似乎更多地接受了普世价值。
如果从学术派别来看，不愿意接受普世价值的人有两类，一类是价值特殊主义或相对主义者（不同群体、不同时代有不同的价值），一类是价值去除主义者，他们认为现实社会是一个冷冰冰的存在，价值这玩艺是人类幻想出来的，用以自慰或自奋。
后一类的现实主义者不用去争论的，只需要指出有两种平行的思维方式就是了。除此之外，还可指出一点，那就是即使价值是人类幻想出来的，但只要它对人类的行为产生了影响，那就成了现实的一部分。
价值特殊主义或相对主义者是需要争论的，也是难以争论的。他们承认价值的重要性，自身也是有价值追求的。只是他们认为价值追求总是从属于某个特定的群体、社会、时代，随着群体、社会和时代的变化，所追求的价值也会发生变化。
应该说，他们描述了某种事实，那就是人类追求的价值的确是在变化的，建立在这种事实的基础上，说价值不是普世的，也有一定的逻辑力量。
然而，他们的问题在于，如果大家都认识到价值是变化的，是特殊的，那么我们追求这种变化的、特殊的价值有什么意义呢？即使有一定的意义，它们在我们的心中如何产生强大的力量呢？
人类生活在变化与永恒之间，有所追求的人心也纠结于所求价值的不确定性。如果各种变化的、特殊的价值之上没有永恒的、普遍的价值存在，人类就会在各类价值的冲突中不可自拔，不断地消沉下去，直至不相信一切价值，从而回归野蛮，通向地狱的深渊。
暂且不讨论所谓永恒的、普遍的价值是什么，我们首先需要沉下心来想一想，那些主要的思想体系是不是显在地或潜在地追求普世价值。在当前中国，影响力最大的三种思想流派分别是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和传统主义（以儒家为代表），我们不难发现， 这些思想的背后，其实都有普世价值的根基。
中国的一些马克思主义者是反普世价值的先锋，其最重要的论断就是价值的阶级性，另外还有时代性、民族性之类。然而，所谓价值的阶级性，也就是每个阶级都在追求有利于本阶级的价值，不是真地追求所谓普世的价值，他们像某些现实主义者那样思考，说那是虚幻的存在。然而这些人刻意强调马克思关于价值特殊性的一面，而不提或淡化马克思关于价值普遍性的一面。其实，马克思的思想也是西方文明的产物，他骨子里深受西方一以贯之的“自由人”观念影响，正如恩格斯在《反杜林论》的准备材料所总结的，马克思的思想，一言以概之，就是“人终于成为自己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从而也就成为自然界的主人，成为自己本身的主人--自由的人。”马克思将西方“自由”的价值阐释为更丰富的普世价值，那就是“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这里面的自由是彻底的自由，不是资产阶级的那种有局限的自由，这里的发展是全面的发展，不只是古代的那种道德的发展，也不只是近代的那么物质的发展。所以说，马克思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普世价值论者，只是他认为当时社会的主流价值存在虚伪性而已。但这种虚伪性只是资产阶级的虚伪性，而不是普世价值本身的虚伪性。
在终极的层面上，我不认为自由主义的自由与马克思的自由有什么差别，“自由人联合体中”中的自由难道不是自由主义者理解的那种自由吗？
只是马克思在自由主义的自由之上，增加了发展的含义。自由主义与马克思的自由差别是第二层次的差别，也就是下降到现实社会而产生的差别。因为一接触到现实，就要明确究竟是现实社会中的什么人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以什么方式享受什么种类、什么程度的自由。法律上一个无差别的自由规定，在现实中会产生各种差异，有些差异是被很多人口不能容忍的，足以产生大的社会和政治冲突。而对这些冲突，马克思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就会给出不同的答案（现在这些主义者的答案难以分清，有的马克思主义者的答案更像自由主义的，有的自由主义者的答案更像马克思主义的。）
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反对普世价值，在第一层次是失败的，在第二层次有不同程度的道理。
自由主义者一般是普世价值的坚定支持者，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似乎尤其如此。然而，很多自由主义者的毛病也是没有分清第一层次和第二层次的关系。第一层次的普世价值可以理解为西方近代所高呼的三大口号--“自由”、“平等”、“博爱”。当然，可以进一步将自由、平等浓缩到“正义”之下，也就是“正义”与“博爱”。但由于“正义”这个词难以捉摸，它里面既可以装自由，也可以不装自由。因此，还是用西方近代流行的三个词比较合适。如果只用“自由”、“平等”、“博爱”作为自由主义的普世价值，不再作进一步的延伸，那么，别的什么主义在争论中是很难获胜的（某种社群主义者似乎例外，他们认为这三个词仍然是特殊社群的产物）。问题是，当你在现实社会中落实这三种价值时，就会有一些次级价值和具体制度的出现，譬如说以竞争性政党制度为核心特征的民主，以保护私人权利为核心特征的法治，以权力制约为核心特征的宪政等等，这些东西在某种时代，某种环境下可以成为人们的主流追求，但让它上升为第一个层次的普世价值是难以说得通的。当然，如果剔除一些特殊的含义，譬如说民主，也可以上升为普世价值。自由主义者的第二个大毛病就是忽视了“博爱”的价值，在他们的思想体系中，这个不是必需的价值，而是额外的好处，有则更好，没有也无所谓。这种思维是很成问题的，如果现代社会走向分崩离析，自由主义者的这种思维难辞其咎。
自由主义者的第二个毛病则从反面突现了中国思想的价值。中国传统的主流价值观，就是大家朗朗上口的“仁义礼智信”。由于受西方所谓现代思想，包括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冲击，这种价值观已经退隐。近来一些知识分子的挖掘和创新工作，又让它从深山老林中走出来，渐渐融入当代中国的主流价值观。这里所要说的是，在中国古代人的心目中，他们所追求的价值显然是普世的，“天不变，道亦不变”，这个道就是普世价值。在现代中国人看来，他们的价值中有一些是特殊的，但核心价值仍然普世的。譬如说“仁义”，用多两个字讲就是“仁爱”与“公义”，古代人讲这个，现代人照样需要讲这个，只是具体的内容有差别，但根本点还是共同的。
讲仁爱，不能囿于儒家，尤其是不能囿于儒家的具体人物。譬如说孟子，他非常了不起地说出“恻隐之心，仁之端也”，指出了仁爱的普世性。但孟子为了刻意与墨家保持差别，又违背这种普世性，反对墨家夷子提出的更精彩的思想，那就是“爱无差等，施有亲始”。
这个光辉思想实际上调和了儒墨的冲突，但孟子斥之为二本说。这里孟子没有表现出一流思想家的深度，而只显露出一般辩手的才能。后来的儒者更是不争气，没有去补救孟子的逻辑错误，而是在盲目崇拜中糊里糊涂地错下去。夷子的这句话将仁理的普遍性与践仁的特殊性非常经典地结合起来，在今天看来也是难以挑剔的。
仁爱跟西方博爱比起来，在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结合上具有明显的优势，它在价值位阶上高于其他价值，又在具体实践中与其他价值有效地融合。西方自由主义者为什么难以践行“博爱”的价值？因为其建立在个人基础上的自由平等与博爱之间有内在的冲突，追求私人利益的个人在通往博爱的道路上有天然的障碍，除非有另一种强大的力量来推动。西方文明的补救之物就是基督教，然而，这个东西是西方特殊共同体的产物，它用传统的载体承担了博爱的价值。但正如一位德国思想家所说，这种价值被以自利为导向的现代人挥霍殆尽。普世价值的危机实际上是现代人高扬某些价值，而忽视其他价值的危机。
中国在所谓现代化的过程中，需要汲取的教训就是不要简单地理解和运用现代的所谓普世价值。我们相信普世价值的存在，因为除此我们的生活将了无意义，但我们对普世价值的内容和排序要保持一份清醒和厚重。我们已经难以逆转地走向了现代社会的轨道，但要防止不出轨，我们有必要对普世价值添加中国人的理解。
首先，我们要认识到西方人和中国人都是人，都有共同的追求。他们所提出的自由、平等、博爱等价值含义我们照样能够理解，而且至少能够部分地接受。其次，我们的确要认识到西方人和中国人是不同的人，尤其是不同文化塑造出来的人。他们在近代形成的核心价值有着我们中国人所理解的局限性。在内容方面，中国人可以用仁爱替代博爱，用公义替代平等，自由则可以不用替代地吸收进来，但需要用孟子“天爵”的思想加以补充，从而形成一种德性自由观。在排序方面，中国人不需要遵循自由-平等-博爱这样的顺序，而是遵循仁爱-公义-自由的顺序。这种顺序是赋予人类更紧密的共同生活以更大的价值。除此之外，我们需要将马克思所说的“发展”价值补充进来，这是一种面向未来的价值，是自由主义和传统主义所忽视的，但显然表达了人类的重要属性，也是当前中国语言中最经常出现的价值。有个学者在其所做的价值观调查中，“发展”在人们的价值偏好中排位第一。
由此看来，关于普世价值观的争论真的可以告一段落了，西方文明和中国文明都是强调普世价值的，现在是到了达成新的普世价值共识的时候了，这也是全球化所带来的某种可以称之为必然的结果。中国人曾经并正在为普世价值的共识做出贡献，在“普世价值，各自表述”前提下，“仁爱公义，自由发展”可以成为普世价值的中国式表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