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volution”被译成一个生造的词——“内卷”，其好处是避免了同词异义的麻烦，但也有因为字面意思的不清晰而导致可能的误解。然而，当一种误解被广泛接受后，这个概念也能起到描述或解释某类现象的效果，如公权力“内卷”就大体如此。
“内卷”概念发展的五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involution”这个词的最初含义表达了一个系统内部的某种运转状态，如“回旋”“包卷”“复杂”“错乱”等。这种状态的描述较多地用于自然现象，也有用于社会现象，以表达某种内部的“变化”。这种变化更多地呈现为某种“量”的增加，或者某种结构的不断“重复”。就其后来概念的发展来看，这种基本的含义大体上没有丧失。
第二个阶段，当“involution”概念用来表达社会现象时，其最初的学术化要归功于文化人类学家。首先是美国人类学家戈登威泽发现文化“模式”对进一步变化的限制。一旦“模式”获得了某种刚性，就为其内部的变化提供了一个限制或框架，不是没有变化，而是这些变化只是有限要素的有限变化，或者说是某种“统一性内部的多样性”或“单调的鉴赏性”。比如说，毛利人的装饰艺术，看上去很精美，但深究下去就会发现，这种精美就是某“要素”或“形式”的精细化的重复。也就是说，艺术的基本形态达到了极限，结构特征得到了固定，创造的源泉枯竭了，其变化形态就是内部的精细化，致力于技术性的细节。戈登威泽尽管对“involution”这个概念进行了发挥，但并没有偏离它的原义。美国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则扩展了它的运用领域，他在从事印度尼西亚的一个农业项目跨学科研究时，发现爪哇岛的农业生产模式没有像外岛一样向资本密集型方向发展，而是稳定地停留在劳动力密集型状态，大量的劳动力集中在有限的水稻生产中，“由于能够稳定地维持边际劳动生产率，更多劳动力的投入并不导致明显的人均收入的下降，至少是间接地吸收了西方人进入以后所产生的几乎所有多余人口”，这样一个自我战胜的过程，被格尔茨称为“农业内卷化”。这种扩展的运用在较大程度上保留“involution”基本含义的同时，开始出现了某种“用意”的偏离。文化“模式”在这里转换成生产“方式”，而从“劳动力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的转变才可称为某种“evolution（演化）”。当然，格尔茨只是在描述的意义上运用这个概念，而且强调所谓“农业内卷化”也并非排除“农业发展”，但这种发展只是某种“模式”内的发展。这样，“内卷”就不只是运用于劳动密集型农业，也可运用于资本密集型农业。
第三个阶段，著名历史社会学家黄宗智运用某种微观经济学的理论来解释格尔茨的“农业内卷化”，他说这是家庭农场的生存理性，而不是资本农场的利润理性，“在生计的压力下，这类农场在单位面积上投入的劳力，远比使用雇佣劳动力的大农场多，这种劳动力集约化的程度可以远远超过边际报酬递减的地方”，这种解释开始了对“内卷”概念的更大偏离。首先，正如刘世定、邱泽奇所指出的，格尔茨强调的是“资本和土地被锁定的条件下，劳动力的持续投入所导致的农业生产内部精细化过程，而不是劳动的边际生产率的变动趋势”。在精细化过程中，由于耕作技术和制度方面的变化，同样可以出现边际生产率方向的变化。也就是说，“农业内卷化”并非如黄宗智所说的“无发展的增长”。黄宗智误用的主要原因可能在于对“发展”概念的狭隘理解上。不过，将“内卷”概念引入华人学术界，黄宗智发挥了主要作用。
第四阶段，“内卷”概念用于政治领域，应主要归于印度裔美国历史学家杜赞奇的研究。他在研究中国华北地区政权建设与乡村社会关系时提出了“政权内卷化”概念，意指“国家机构不是靠提高旧有或新增机构的效益，而是靠复制或扩大旧有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如中国旧有的营利型经纪体制——来扩大其行政职能”，其实就是国家权力在渗透乡村社会的过程中，因其掠夺性的加剧，导致传统的“保护型经纪”即传统乡村精英退出基层政权，而旧有的“营利型经纪”即“土豪劣绅”则取而代之。杜赞奇在扩展“内卷”概念应用领域的同时，进一步将其含义狭隘化了。如果不是“营利型经纪”模式，而仍然是“保护型经纪”模式，而且不断地“精细化”这种模式，那也是一种“内卷”，而且是更接近原义的“内卷”。杜赞奇如此运用之后，产生了一个“价值性”的后果，那就是“内卷”概念越来越具有“贬义性”，尤其是运用于政治领域时。
第五阶段，“内卷”概念在2020年迅速地大众化。也许因为新媒体的力量，一些在大学里学习了“内卷”概念的年轻人，便将日常生活中的各种类似现象都称之为“内卷”，如大量的作业、繁重的工作、烦人的“内斗”等，似乎“一切皆可卷”了。这个概念被广泛运用之后，便用来批评某些消极重复和停滞不前的现象。
当前公权力运行中存在的“内卷”问题
也许我们应该从“中性”的意义上来理解公权力的“内卷”。其相反的含义应该是“结构性创新”，这种创新总体上指向一种新的“模式”。中国在启动改革开放时，常提的一个概念是“体制改革”，这种“体制改革”其实就是指向一种新模式的结构性创新。在改革开放过程中，那种向内的、保守的、重复的、量性的变化大都被视为负面的东西而受到批评，“内卷”则刚好给这种批评提供了一个似乎合适的概念工具。一切与走向新模式的结构性创新相背的现象都被视为“内卷”。实际上，即使出现了一种新的模式，模式内也会有相应的非结构性“量”的变化。当这种模式走向某种稳定状态时，这种“量”的变化也可称之为“内演”或“内卷”。
所以，不宜一概地否定“内卷”，要否定的大概是那种没有“效率”的“内卷”。即使是这种“内卷”，否定起来也需要慎重。譬如说，有些似乎“内卷”的安排不是出于“效率”考虑，而是出于“公平”考虑，或者仅仅是出于“生存”考虑。譬如说一些由政府财政支持的公益性岗位，主要是为了解决一些贫困人口的就业问题，而不是出于对岗位本身的效率考虑。
如果用“向内演化”或“内演”来翻译“involution”，某种“中性”的含义就可能得到更好地理解和强化。当“体制改革”或“结构性创新”到达一定阶段，新模式就需要某种稳定的运行，运行中就需要某种“量”的增加或累积，这样一种“内演”是改革过程中所必需的。
将公权力运行中的“内卷”作为一种负面现象去批评的，主要是针对“旧体制”或“旧结构”惯性下的某些“量”的增加，它不仅不能带来预期的“正”的效益，而且其本身就是一种不必要付出的成本，对“正”的效益起着一定的阻碍作用。这个不宜叫做“没有发展的增长”，而是“没有效益的付出”。反过来，“非内卷”现象如“没有增长的发展”，也不是值得肯定的现象。譬如说，有的发展中国家进行所谓政治体制的变更，发展出了新的政治模式，但该模式并没有带来有意义的“增长”（不只是经济增长）。这种现象当然不是“内卷”，而是某种失败的“演化”或“外演”。
对于已经有四十多年改革经验的中国来说，一方面需要对发展出的有效体制进行“巩固”和“提升”，另一方面需要进一步对无效的体制进行深化改革。这些无效的体制不仅指改革前的旧体制，而且也指实践证明不成功的新体制。因此，我们讲“改革没有止境”就是这个意思。在当前阶段，有的干部，尤其是个别“关键少数”可能会产生畏首畏尾、固步自封的心态，于是，他们创新的主动性下降，甚至被现有的结构锁定，得过且过。这是当前公权力运行中最大的“内卷”问题。
克服公权力“内卷”，形成更加健康的政治有机体，需要重视创新的结构性平衡，调动各方面创新的主动性，尤其是地方的主动性
近些年来，有人担忧一些发展中国家的“中等收入陷阱”现象在中国发生。“中等收入陷阱”的主要表现就是人均收入达到某个阶段后，出现了增长乏力和贫富差距拉大的“治理双输”局面，其核心症结在于政经精英变成类似杜赞奇所说的“政权内卷化”过程中的“土豪劣绅”，其“掠夺性”超过“生产性”，既不能通过经济领域的创新进一步提升发展能力，又不能通过政治领域的创新有效应对社会分裂。这里面不只是所谓“内卷”问题，可以说是变迁过程中所出现的新旧双重体制的功能失调问题。这种失调问题在任何现代化过程中的国家都不同程度地存在，但是中国为什么没有发生一些发展中国家所出现的总体性功能失调现象呢？一个重要的原因可能在于中国既不片面相信旧体制背后的旧理论，也不片面相信新体制背后的新理论，强调“我们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而是在动态的改革实践中让新旧体制的优势都尽可能地发挥出来，产生快速而稳定的发展效应。
譬如说，中国在发展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一方面，通过市场体制的驱动作用，让不同的经济主体都焕发出新的活力；另一方面，通过利用既有体制的优势，不仅能够向内挖掘潜力，而且对市场体制和市场主体能够起到正面的加持作用，同时还能够对市场的弊端加以校正和补救。如此这般的结果，使西方人认为中国是在一种不成熟的或不太像的市场体制下产生了难以想象的产出效率，让其中的市场主体迅速地成长起来，不仅在国内，而且在全球也具备越来越强大的竞争力，同时中国通过创新性的财政平衡、社会保障、扶贫攻坚、环境保护等措施，有效应对了快速发展时期的贫富差距、阶层固化、社会衰败、环境污染等问题，从而逐步实现增长与公平之间的协调。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通过这句话引出改革开放的一个成功秘诀，那就是用“实践成效”检验一切改革方案的成功与否，既不唯旧，也不唯新。这是对创新的一种平衡理解，有效的创新并非是去掉旧的，换上新的那么简单，而是尽可能在新旧转换和功能协调中产生出最大的效益。
也许更重要的问题是创新由谁做出。显然，创新不是某个人的事，而是存在不同的创新主体，他们共同形成了某种创新主体的结构。这个结构也需要某种平衡。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需要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以中央和地方为例，1956年，毛泽东同志在《论十大关系》中指出：“我们的国家这样大，人口这样多，情况这样复杂，有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比只有一个积极性好得多。”于是，发挥“两个积极性”后来被写入宪法。改革开放过程中，邓小平同志进一步强调：“过去讲发挥两个积极性，无非是中央和省市，现在不够了，现在要扩大到基层厂矿。”邓小平同志完整的意思是调动中央和地方、国家与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让这种积极性在改革开放的洪流中充分发挥出来。
改革的实践就如走路，左脚右脚不可能同时迈出，因此，任何一个时点都不可能出现完全的平衡。改革开放前期，中央不断下放权力，充分调动了地方和基层的积极性，地方和基层干部、群众迸发出了空前的创造力，在较短的时间内迅速打开了改革开放的新局面。然而，地方创新的活力与宏观秩序的失控可能是相伴而生的。为了解决因活力而带来的失控问题，中央加强了自身的权威，有效地进行了各种宏观层面的调控。
再到后来，则不仅是宏观调控问题，而且因为前期改革利益的固化而导致宏观创新乏力的问题。往严重一点说，就是改革的“中途锁定”问题，即一段时期的改革形成的利益格局反而成为进一步改革的障碍，使得国家无法在新的基础上进一步向前快速发展。所以，党的十八大之后，党中央迎难而上，勇于担当，在全面深化改革中进行宏观层面的攻坚克难，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重大胜利。当前，广大的地方干部并非没有创新能力，而是少数干部害怕自己的“创新”会“出事”：一方面害怕自己的“创新”不符合上级领导的意图，另一方面害怕自己在“创新”过程中会被别人抓住把柄。于是，少数干部有了但求无过的想法，但又想“表现”得勇于担当和“创新”，于是便整天忙忙碌碌地“创新”，但并不是主动地旨在解决实际问题的“创新”，而是被动地想着如何得到上级领导肯定的“创新”。所以，才有“不切实际的创新推广”一说。这类没有实际效果、人民群众也没有“获得感”的“创新”实则是某种表演式的“伪创新”。在那么多所谓的“内卷”现象中，这种“内卷”可能是危害比较大的，因为“伪创新”主体可能会是各地方、各部门的“一把手”，也就是“关键少数”。
“伪创新”其实是比原本意义上的“内卷”更严重的问题，后者尽管是现有模式中某种“量”的增加，但仍然可能是正向的收益，而前者则完全是负向的成本。这些年来，在持续从严治党下，各级干部犯政治错误和贪腐错误的空间缩小了，但“假落实”“伪创新”之类的行为似乎较难遏制，有的地方甚至愈演愈烈，少数基层干部忙着给个别“关键少数”造光环，有的“关键少数”似乎已经找到了某种生存之法：“只要不踩高压线，上上下下任我转；转好一步能登天，转坏回家过个年。”
如何解决“伪创新”问题呢？就纵向治理体制的安排来说，在各个大国中，中国发展出了复杂的弹性机制，在这种机制中，从中央到基层，各个层级都有大小不同的创新空间。在当前这种纵向治理格局中，需要进一步考虑各层级创新结构的协调性问题。过去推行权力下放，的确扩大了地方的创新空间，但下放的权力有时难以受到有效监督，少数地方借“创新”之名，行“掠夺”之实的情况时有发生。在这种情况下，中央强化了自上而下的监督，但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对于一个巨型国家来说，长久之计还是要地方拥有必要的“自主权”，要将“赋予省级及以下政府更多自主权”落到实处。可以说，当前中国具备了再一次“权力下放”的条件，这种条件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当前中国已经形成稳定的中央权威；二是当前中国已经建立长期有效的纪检监察体系，不用担心地方出现大规模的贪腐失控。更重要的是，中国进入新发展阶段后，要实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任务，需要掀起新一轮全国性创新热潮，而“权力下放”则是掀起创新热潮的必要条件。
当前需要认真考虑如何通过民主集中制来解决创新不足和控制不力问题。在信息化时代，我们深刻地感受到广大人民群众对公共事务的参与热情，以及所蕴藏着的潜在风险。我们一方面要预防这种热情走向民粹主义，另一方面要利用这种热情更好地督促地方干部为民服务、为国创新。这就需要发展以不同层级地方为场域的民主监督机制，以便将中央的部署通过人民群众的参与行为加以实现，从而以机制化的方式更好地连接党心和民心。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中国形成兼具统一性、协调性和活力性的更加健康的政治有机体，也只有在这种有机体中，所谓公权力“内卷”问题才能得到真正有效的克服。
（作者为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比较政治研究中心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