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为中国积累了丰厚的物质财富，也积累了复杂的社会矛盾，矛盾日趋尖锐就会转化为社会危机，社会危机得不到有效处理，就会转化为治理危机。防止社会危机转化为治理危机，一方面需要治理者具备临时的危机处理技艺，另一方面则需要依靠长期的政治发展谋略。二战以来，发展中国家走出了不同的政治发展道路，但近三十多年来，在西方主导的全球化背景下，这些国家在政治发展目标和模式上已经没有多少选择的空间，类似的政治变革几乎席卷全球非西方国家，就是一个明证。然而，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如此快速变革的国家取得优良治理绩效的并不多见。

中国的领导层经过多年改革的大风大浪，并不缺乏进行重大变革的勇气，但在这么一个超大规模的国家进行政治改革，容不得出现重大失误，一旦出现政治失败局面，就会比那些小国更难以挽回。

就非西方国家政治发展的经验教训来看，政治发展可能出现的重大风险有三：一是政党衰败的风险；二是国家分裂的风险；三是社会溃烂的风险。

许多研究者没有认识到西方与非西方不同的发展道路对于政党的意义。西方现代政治发展总体上走了一条社会造国家，国家造政党的道路，而非西方现代政治发展总体上则走了一条政党造国家，国家造社会的道路。两条道路上的政党目标和功能具有根本性差别。西方在现代社会和国家结构中逐步产生出来的政党功能有限，典型的如美国政党只是履行着竞选工具的功能，而非西方国家的政党大多是在应对西方现代化的冲击下，要承担变革现有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秩序的功能。这就意味着后者需要承担更重的治理责任，集中更多的治理权力，具备更强的治理能力。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成立后走了一段偏离现代化方向的道路，但政党自律的水平是非常高的，改革开放后稳定地确立了现代化的方向，取得了重大的成就。国民也许只是看到那些腐败的现象，但忽视了许许多多的干部在党的目标和纪律的约束下，勇于拼搏、拼命苦干，在执政党提供各种政治激励下体会着人生的意义。然而，不可否认的是，这些年来，政党自律的老本啃得差不多了。如果不采取新办法让这个政党涣发出新的生机，在以民主为指向的政治发展进程中，这个党就面临着可能快速衰败的危险。

对于一个大国，尤其是地区和民族矛盾比较复杂的大国来说，在政治发展过程中肯定会面临国家分裂的危险。两岸局势紧张时，中国通过了一个《反分裂国家法》，本身就证明了这种危险的存在。国家认同研究中的主流观点认为，以基本人权为基础的公民政治认同是国家认同的根本基础，而建立在所谓“特殊主义”基础上的文化认同将逐渐退出历史舞台。然而，无论在理论逻辑还是在政治实践中，公民政治认同难以解决为什么某一部分人一定要认同某一个国家的问题。民族国家的产生在历史上是个偶然和武断的结果，文化的凝聚力是维持这种结果的重要纽带。中国在政治发展过程中不能简单地呼应国家认同研究的所谓主流观点，而要将中华文化复兴与现代国家的整合紧密地结合起来；要让各民族各地区不仅共享现代国家的那些权利，而且共享中华文化的核心精神；要让不同人群的不同信仰、不同生活方式都能沐浴在中华文化的春风当中，和谐共处。

在当代中国政治发展过程中，最让人揪心的莫过于社会溃烂，一些社会学者、文化学者深刻地认识到这个问题。其主要表现就是人心趋坏，行为失范。更糟糕的是，在某种恶的社会秩序中，已经没有人感觉可以按善的规则行事了。如果在不断溃烂的社会环境中，现代民主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引入更多的选举竞争和权力制约只会导致恶人相斗，无事可成。政治文化研究的一个比较可靠的结论是民主政治的良好运行必须以一定的民主文化为支撑，这种文化引导公民对他人释放出合作的善意，并为公共利益承担一定的责任。在社会溃烂的情况下，很难产生这样的公民，因而也就很难出现优质的民主。要避免这种情况，一定要加强社会建设和文化建设，要认识到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是政治和社会价值，主要就是“仁义之道”，我们需要在理论上和实践中打通“仁义之道”与“现代民主”的关系，将其运用到社会和政治建设当中。

这些危险并不能成为阻碍政治发展的借口，各国的经验教训是中国政治发展的宝贵财富，中国需要在政治发展中化解这些危险，同时发展出更加优质的民主，为人类未来的政治图景添加丰富的中国元素。

（作者为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