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发展阶段，国家安全问题被摆在了更加突出的位置。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更加需要在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指导下，构建与新发展阶段相适应的国家安全体系。源于中西方的共同传统，经过马克思深入阐发的“有机体”思维对于我们更好地理解总体国家安全观，理解大安全格局下的国家安全体系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2021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中国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统筹发展和安全，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这意味着，在新发展阶段，国家安全问题被摆在了更加突出的位置。中国的发展迈上更高一级台阶，不仅发展任务更加繁重，所面临的安全风险和挑战也更加复杂和严峻。为了应对这种新的挑战，中国在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指导下，致力于构建新的国家安全体系，形成更加稳固的大安全格局。面对国家安全体系的新发展，我们要在学理上深刻把握，突破原有的理论视角。
“两个大局”背景下的安全挑战
进入新发展阶段，中国面临什么样的安全挑战呢？总体上来说，我国发展面临的挑战与“两个大局”紧密相关。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指出，“全党要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刻认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带来的新特征新要求，深刻认识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带来的新矛盾新挑战”。随着中国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也向前迈出了新的一大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经过百年奋斗，取得了一个又一个具有重大里程碑意义的胜利。中国已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制度优势明显，治理效能提升，经济长期向好，物质基础雄厚，人力资源丰富，市场空间广阔，发展韧性强劲，社会大局稳定。中国以更加雄伟的身姿屹立在世界东方，继续发展具有多方面的优势和条件。
与此同时，全会指出，“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重点领域关键环节改革任务仍然艰巨，创新能力不适应高质量发展要求，农业基础还不稳固，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较大，生态环保任重道远，民生保障存在短板，社会治理还有弱项”。这些可以概括为与继续发展的“优势面”相对应的“脆弱面”，这些脆弱性的因素如果得不到有效处理，就会上升为国家安全方面的问题。
因此，当前我们所面临的安全问题主要是发展的伴生问题，需要在进一步发展的过程中予以解决。解决得好，发展会变得更加顺利，同样，发展得好，安全也会变得更加可靠。在理解国内发展与安全问题上，一定要坚持辩证的和系统的思维。
对于国际大局，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是这样描述的，“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深入人心，同时国际环境日趋复杂，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明显增加”。
这个“大变局”，与国内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最精炼的表达就是“东升西降”。没有中国的快速发展，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东升西降”的巨大变化就不会产生。因此，我们要从内外因的角度深刻理解这两个大局的关系，国内大局是主因，是决定性的因素。我们只有牢牢把握国内发展这个大局，才能更好地理解和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目前，国际环境面临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明显增加，主要原因在于国际力量对比发生深刻变化。在各种复杂的国际矛盾中，经济矛盾始终处于基础性的地位。因此，抓住经济矛盾这个“牛鼻子”，其他矛盾的性质就会清晰显现，从而有助于深刻认识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带来的新矛盾新挑战。
与国内矛盾不同的是，国际矛盾的主体更加多元，矛盾的解决很难随着单方面的意志而转移。当一方主动激化矛盾时，另一方采取隐忍的方法是难以奏效的。所以，要敢于斗争，守住底线，这个“底线”实际上就是国家安全的底线。当威胁到国家的核心利益时，就要按照国家安全的要求加以应对。这种应对并非是要放慢，甚至停止发展的步伐，相反，维护好国家安全，是为了更好地促进发展。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是要长期坚持的任务。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了高度的战略定力，深刻分析了我国发展环境面临的深刻复杂变化，认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发展仍然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当前这个阶段的战略机遇期呈现出新特点，需要把国家安全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统筹发展和安全，可以更好地在危机中育先机、于变局中开新局，保证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
统筹“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更加需要在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指导下，构建与新发展阶段相适应的国家安全体系。对于内涵和外延大大扩展的国家安全体系，需要在学理层面予以更好地理解和把握，就需要在新设立的“国家安全学”学科中进行学术理论创新。源于中西方的共同传统，经过马克思深入阐发的“有机体”思维对于我们更好地理解总体国家安全观，理解大安全格局下的国家安全体系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大安全”的实质是政治有机体的健康问题
中国自古以来的政治观念中，就有一种类似“生命体”的有机体思想。在古代政治思想中，家和国在一定程度上都是自然长成并一直延续下去的生命体，“天下”则主要是文以化之的文明共同体。人的能动作用是要齐家治国平天下，让此生命体或共同体兴旺发达，而不能制造或消灭它们。“国泰民安”“天下太平”是中国人对家国天下之安全的期望，在这种期望中，既包含着人为的努力，也包含着非人为的力量。
在西方政治传统中，也发展出了某种有机体的思想，这种思想相信有一种自我演化的力量，使得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自我调节地运动着、演化着。欧洲近代社会思想家如斯宾塞等将这种有机体思想发展成一种理论，认为“社会就是一个有机体，也有营养器官、循环器官、协调器官和生殖器官”[1]。
马克思对这种“社会有机体”理论进行了改造，认为其是一个不断向前发展的一个有机整体，“现在的社会不是坚实的结晶体，而是一个能够变化并且经常处于变化过程中的机体”[2]。马克思特别强调在这种整体的变化中，四种生产（物质生产、人类自身再生产、精神生产和社会关系再生产）相互关联和相互统一，其中，物质生产具有基础性作用。马克思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研究现实社会有机体的内在矛盾和斗争规律，相信社会有机体会在矛盾运动中发展到一种和谐的状态，也就是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状态。所以，在马克思那里，社会的“有机性”更多地是未来的状态，尤其是在社会主义社会，调和而非冲突的因素居于日益主导的地位，在国家力量的调节之下，社会有可能呈现出相对和谐的状态。对于这样一个社会，由于其和谐的状态是建立在国家调节的基础上的，因此，一个比较合适的称呼是“政治有机体”，也就是在政治权力的调节下，在经济的基础性作用下，一个能够安全、健康运行的政治体。
在马克思“社会有机体”理论基础上发展出来的“政治有机体”理论对于理解以政治国家为基础的大安全体系有着启发意义，它既突破了传统的国家安全观，又突出了国家安全体系中政治安全的根本作用和经济安全的基础作用。国家是否安全，实际上就是作为国家的“政治有机体”是否能够健康运行，这只有在一个综合的大安全体系中才能得以理解。
大安全体系的内在结构和特征
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中国的大安全体系有着不同于以往的内在结构和特征。所谓国家安全体系的内在结构，主要指的是多个国家安全领域在整个安全体系中的地位及相互关系。判断国家是否处于安全状态，就必须根据这种内在结构进行总体分析。要让这种分析能够产生相对准确的结果，就有必要对这个安全体系的内在特征做出恰当的描述。安全体系的内在特征实际上就是政治有机体的健康运行所表现出来的特征，或者说就是政治有机体的健康特征。
一个健康的政治有机体具备统一性、协调性、活力性和生长性四大特征。[3]这几个特征有助于理解大安全体系中不同安全领域的相互关系及其在整体中的地位。
首先，任何安全运行的政治有机体都需要统一的价值体系、权力体系和规则体系，从传统政治到现代政治，这种“统一性”都是存在的。在现代国家这种政治有机体当中，三种“统一”实际上结合得更加紧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是国家安全的根本政治基础。
其次，在这种政治基础之上，中国政治有机体强调以维护人民根本利益为最高宗旨，对于有机体之构成部分的利益和意志，则强调通过国家的协调，以保持其相互的和谐与合作。这种协调性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政府内部的协调性；二是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协调性；三是社会内部的协调性。中国这个超大规模的国家能够长期稳定、安全地运行，这种协调性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第三，在统一性和协调性的基础上，中国政治有机体努力激发人民群众从事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活动的“活力性”。马克思所说的四种生产过程就是展示有机体“活力性”的过程。马克思的“生产性”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活力性”，通过对这种“生产性”思想在当代中国语境下进行转换，我们可以将中国政治有机体的“活力性”分解为三个方面，即经济活力性、社会活力性和政治活力性。由于物质生产具有基础性作用，因此，经济活力性在政治有机体的活力性中占据着首要的位置，同时也意味着经济安全在国家安全中具有基础性的位置。
第四，政治有机体是在一定的环境中不断变化的，马克思特别强调有机体作为整体的变化特征，而且认为这种变化有一种历史的方向，具有历史方向的变化性就是政治有机体的“生长性”。将政治有机体的这种“生长性”分解为两个方面，就是当代中国政治生活中所经常强调的“生存”和“发展”。就生存方面来说，政治有机体需要应对环境变化的挑战，能够作为一个整体而生存下来；就发展方面来说，政治有机体需要具有面对环境的变革能力，包括政治体制自身的变革能力和推动经济社会变革的能力。需要强调的是，这种变革是在上述生存的基础上发生的，也就是说，政治有机体“生长性”的首要目的是要在环境挑战中安全地生存下去。这种生存的含义有助于理解大安全体系在国内环境和国际环境中的扩展。理解这种生存与发展的关系，就可以更好地理解当今中国发展与安全的关系。
根据政治有机体的几大特征，我们可以构建出政治有机体健康度的指标体系，并进而设计国家安全指标体系，因为政治有机体的健康运行就意味着国家处于安全状态。
衡量国家安全的新标准
首先，确立多样性共存的全球新安全观，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这种全球新安全观的核心指针。在这个共同体中，各国都能够获得充分的“生长性”，也就是在命运共同体中安全地生存和发展。
其次，在国家安全中突出“政治统一性”的作用，尤其是“政治领导力”对于国家稳定和发展的核心作用。过去，我们认识到这对于发展中国家进行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意义，新冠肺炎疫情让我们意识到政治领导力的薄弱同样可以让发达国家陷入灾难。这会让更多的国家认可中国对政治领导力的强调，并向中国学习经验。
第三，在国家安全中以“协调性”思维替代西方的“对抗性”思维。在政府和社会内部及其之间，强调“信任与合作”，而不是拆台与冲突。中国的政治安全、社会安全、文化安全、生态安全等都具有鲜明的“协调性”特征。
第四，在国家安全中以“活力性”替代“自由性”。强调行为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的“活力”是一个比“自由”更加积极的概念。它可以回答为什么一些国家按照西方“自由”标准进行变革之后，整个国家却陷入了僵化和低效，从而进入了比变革前更加不安全的状态。这就是因为获得所谓“自由”的人民并不能自动转化为有“活力”的人民。经济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等都需要以激发全民的创新活力为重要目标，没有这种创新活力，这些安全也无法从根本上得以保障。
结语
总体国家安全观指导下的国家安全体系建设是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内容，其中渗透着源于中西方共同传统，并经由当代中国发扬光大的“有机性”思维。这种思维产生了衡量国家安全的新标准，打破了西方以国家强权为基础的意识形态枷锁，强调任何一个国家都可以在安全的内外环境中健康地生存与发展。在总体国家安全观所包含的“有机性”思维下，我们可以深刻地理解如何更好地统筹“两个大局”，如何更好地统筹发展和安全的关系。总体国家安全观不仅对中国国家安全体系的建设，而且对世界安全体系的发展发挥着引领性作用，进而让中国和世界处于更加安全的状态。
【本文作者为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比较政治研究中心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