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说起腐败，人人痛恨，然后的事就是必然的了，上面肯定说要加强反腐。然而30多年过去了，腐败似乎是越来越猖獗。1979年的时候，一个王守信，贪污了50万，就是天字第一号贪污犯了，今天呢，如果要争天字第一，恐怕得50个亿才行。这些年来，别说上面没在制度上下功夫，仅仅打措施方法的主意。当今之世，有哪个国家有我们这样多的监察监督机构呢，纪委、监察、审计还加上反贪局。这么多机构，这么多人手，成年累月地忙活，但是，腐败却总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腐败PK制度，至少在目前，腐败是赢了。

在一次新华社召开的内部座谈会上，我曾说过，现在的腐败，是一个制度结构的问题，在这样的制度结构下，不管设多少机构，怎样加强措施，都反不了腐败。古代明清两代，实行的是低俸制，一个七品知县，一县的长官，每年薪俸45两白银。如果不肯吃糠咽菜，基本上无论如何都养活不了一家大小。然而这样的低俸的官员，却是掌管一县，唯我独尊的县太爷，权力相当大。每年全县的赋税和全县人的诉讼官司，都归他一个人全权负责。而制度上存在的监察机构，又管不到这个层面。所以，官员们几乎挡不住地会拥有大量的灰色收入，每年征税和诉讼的陋规，就足以把县太爷养得很肥。有贪心不足的，还会染指黑色收入，自然发得更狠。这样的事情，皇帝心知肚明，基本上是放任不管，要抓，也只抓那些贪得比较狠，而且民愤比较大的。但是可有一样，在这样的制度下，几乎所有的官员，在理论上都有贪腐问题，只要上面想动你，一动一个准，所有的借口，都是贪污。

当今之世，由于经济的发展，官员的权力，无论人、财、物，都比当年要大到不可以道里计。虽然经过几次调整，官员的工资已经不能算是低薪了，但比起国企的管理人员，还是要低得很多。很多中西部地区，地方干部的工资，说起来相当可怜，而且据说还经常拖欠。官员权力很大，每日有很多的钱过手，很多的机会可以抓。对于一把手来说，更是如此。这些机会可以拿到的好处，跟他们的工资收入比起来，简直就不能比。与此同时，所有的监督又不怎么有效。很多官员都说，现在只要把媒体和网络防住了，就基本上没事，各种监督机构，很好应付。在这种情况下，让官员们不涉贪，近乎于把一个生理状况正常的壮汉和一个裸体美女关在一个房间里，关进去的时候，非常严肃认真地吩咐，要壮汉不许乱动。

古今中外，官员的贪腐问题所在皆有。但这个问题本身，却相当简单。说一千道一万，无非是人的贪欲，在没有被遏制的情况下伸出了自己罪恶的手而已。说要根本解决，倒也没有这个可能，但将之遏制在很小的范围内，其实也不难。古今中外，无非就是两种方式，一是釜底抽薪，大幅度削减官员的权力。二是加强监督，多点眼睛看着。

釜底抽薪是个好办法，官员权力小了，什么事办不了，自然就没有机会贪污了。但是，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中国这一轮的现代化，实际上是政府拉动的现代化，政府是现代化城市化的火车头。要想一夜之间把中国变成所谓大社会小政府的世界，基本上不现实。道理很简单，中国在改革前，基本上是有国家无社会的一种特别状态，这些年之所以人们可以谈谈社会了，其实这个社会不过是这些年刚有点苗头。所以，奢谈大社会，其实有点不着边际。如果把目标改成在今后建成中社会中政府，也许还靠谱一点。相对于政府，社会还是一个小孩子，是在现代化过程中刚刚问世的。不管社会学的专家乐意不乐意，在现在的中国，拉动现代化的政府，实际上就是这个孩子的保姆。

按道理，保姆是应该辅助孩子长大的，就像古代美好的传说那样，周公辅成王，成王长大了，周公就得还政。可惜，美好的故事永远只是故事。现在的现实就是，周公不想让孩子长大成人，周公不打算归政，依旧想自己包办下去，控制下去。在经济建设中，市场已经成型了，政府却还在起主导作用，既当裁判，又做运动员，两手抓，两手都硬。不仅不逐渐弱化行政干预，反而越来越加强。说行政垄断也许有点伤人，但作为裁判的政府，就是一屁股坐在国企一边，不仅设置人为的门槛不让民企进入，而且帮助国企大肆进入竞争领域，大力度挤压民企的空间。在社会领域，还是用政府包办一切，不仅农村的村民自治正在消亡，连城市居民的自治，也很难成长。各种NGO组织，无论怎样挣扎，都逃不脱另眼相看的命运。各种自治性的宗教团体，也很难发展，发展起来也不让干事。所以，现在的问题就是，一个大政府是暂时免不了的了，各种审批权，即使要想撤销，也很困难，但是，一个大政府，能不能仅仅限制在做裁判的功能上，把做运动员的功能削掉，不要老是想包办一切。

包办一切的政府，权力是大，但贪腐的机会也多，引起老百姓的反感也强烈。事实上，事也办不好，甚至一团糟。事办不好，贪腐又多，官民之间的矛盾就会越来越大，冲突愈发激烈。这样下去，官就不好做了。都说，自己的刀，不能削自己把，但是，在今天的中国，政府要想过上好日子，第一步就是要削自己的权，限制自己的功能。这是政府这把刀的生存需要，本质上，还是被社会被百姓压力的结果。

遏制贪腐，监督也是必不可少的。古今中外，但凡有权力的地方，就必须有制衡。没有制衡的权力，本质上是不存在的。现在我们的政府，存在最大的问题是缺乏平行的权力制衡，制衡者只有一个，就是上级，归到最后，只有最高权力当局才操心一切。所有的问题，都需要中央出面才能解决。一个县的问题，也得中纪委出面。显然，这样的制衡，是不平衡的。即使在古代，中央各部到地方政府，也都存在平行的监督机构——御史台和谏议机构。位置再高的地方官，也害怕都老爷(明清御史的代称)给盯上。当然，体制的监督，最好最合适的，还是民意代表的存在。就现在的中国而言，无论人大代表是否常任制，只要能激活这个机制，让代表真正来自民众，代表民众，所起的监督作用，都要比现行的监督机构要好得多。

监督的另外一翼，是舆论。古代社会，御史的运作，离不开乡绅的舆论，御史往往通过乡绅的网络，获取贪腐的信息。所以，只要御史和舆论结合得好，政治就清明。但是，时间一长，御史被收买，监察就会停摆，乡绅的舆论，就起不了作用。但是，近代出现了媒体，媒体可以把御史不管的事情公开，所以，舆论的监督，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为媒体的监督。

晚清新政，经过苏报案之后，朝廷意识到了对于媒体不能用老办法管制。最后开放报禁，各种报纸兴起，纷纷把矛头对准官府，有点事就大惊小怪地大肆报道。但说也奇怪，晚清到了新政时期，原本吏治已经相当腐败，到经过媒体的阵阵炮轰，不仅没有把政府轰垮，反而使得吏治逐渐变得好了起来。要知道，这里不仅有没有多少政治色彩的民办媒体，还有革命党人办的，专门“恶意”给政府找麻烦的报纸，比如像民呼报，国风日报。即使是恶意攻击，可能对被攻击的某些官员造成麻烦，让人很不舒服，但对于政府总体上，却起到的是一种加分的作用。道理很简单，因为有这样挑剔的媒体在，无孔不入地找麻烦，官员就是有心贪腐，也会畏惧三分。这样一来，吏治不可能不变好。后来尽管1908年西太后死后，清朝的新政步入了歧途，引发了革命，但尽管如此，这场革命也只是上层革命，底层百姓并没有参与，在革命中，也很少出现老百姓趁乱打官戕官的现象。说明在那个时候，官民矛盾，已经得到了大幅度的缓解。相反，在此前的历次朝代更迭过程中，官吏被民众打杀，甚至剥皮萱草点天灯的事情，非常常见。

中医治病，讲究的不是如何医治，而是调理。即把有病的身体机理，调整成无病的形态。这个过程，单纯的用药是不行的，需要改变的是病人自身的身体和精神。这种改变，最需要的是病人自己的配合，调动自己的积极性，自身的潜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