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是一个社会制度存在的精魂，是人类安身立命、身心和谐的基础。从根本上说，中国现代化的成功需要全体社会成员具有与其相适应的文化上的自觉。但是，这一进程却是漫长而曲折的。

梁启超所谓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将经历器物、制度、文化三个阶段的论点，就是对上述进程形象的描绘和准确的概括。这三个阶段分别代表着中国人对于现代化认识由浅到深、由表入里的发展过程，真实地展现了文化对于现代化的意义。五四新文化运动可以说是这个进程中的重要分水岭，它标志着中国人意识到了文化对于社会变革的引导性、长远性意义。无论是陈独秀、胡适，还是辜鸿铭、梁漱溟，尽管他们的具体主张和价值取向各异，但就从文化自觉的角度来探寻中国现代化的归宿这一点来看是一致的。

正是在文化自觉的要求下，中国先进知识分子选择了马克思主义。诞生于这样的历史背景的中国共产党人自然注重从文化的角度来宣传、组织革命和建设，注重从文化中寻找其一切活动的精神资源。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弘扬共产主义精神，强调爱国主义、民主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民主革命时期的重要举措，是这种文化自觉意识的直接体现。1949年以后，中国共产党更是把培育和弘扬共产主义、集体主义精神视为中国现代化成功与否的关键因素。在这方面，毛泽东有着深刻的体会。他相信，没有独特的文化自觉，真正的新中国是不可能建立起来的，至少是不全面的。

从改革开放至今，虽然中国共产党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但从来没有忽视从文化自觉的角度来促进改革开放，来确保改革开放的方向。从几个重要的关于精神文明建设决议的通过，到文化体制改革的提出；从建设中华民族共同精神家园目标的确立，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思想的形成，均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对于文化在社会发展中的价值的充分认知。但是，令人困惑的是，在政府如此重视文化的同时，中国民间和社会却表现出对于文化的强烈的饥渴：人们争先恐后地讨论文化，饥不择食地学习文化，激情澎湃地抨击反文化、无文化现象。这些现象出现的原因有多种因素，至少以下几点不可忽视。

一是经济发展到一种程度后民众自我身份期求得到承认的强烈心理反应。上世纪末，中国提前实现了经济总量翻两番的目标，如今又成功地应对了金融危机。中国人的物质生活获得了极大的提高，长期孜孜以求的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目标实现之后，尤其是我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实体后，中国人长期被压抑的心理得到了释放，希望借此得到世人对于中国人身份的认同，这种认同最根本地就体现在文化的认同。这种现象既不会出现在物质落后的国家，也不会出现在社会经济实力很强势的社会，往往会出现在经济处于起飞阶段、经济发展具有潜力和活力的国家和社会。

二是对进一步发展的方向不够明确和社会继续进步信心不足的体现。我们的经济发展虽然成绩骄人，但是很多相应的制度建设并未健全，我们的人才优势、技术优势不足，这使得人们对于我们进步发展的方向感到不明，对于社会能否持续实现发展表现出一定程度的不自信。为了排解这种情绪，为了找到更保险的出路，人们不自觉地从文化角度来思考对策。

三是改革开放以来暂时“不争论”策略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的必然要求。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党和国家为了保证改革的效率和速度，对于一些短时期内纠结不清的理论问题采取了“不争论”的策略，按照“三个有利于”和“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标准和思路来开展我们的实践，这被实践证明是极其正确的决策。但是，当我们的主要阶段性目标实现以后，一些当初不争论的理论问题却变成了现实问题，比如贫富差距拉大的问题、腐败严重问题、发展的目标问题，都引起了全社会的民众关心，而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新的理论给予解释。于是，人们希望通过重视文化来寻找答案。

从长远来看，上述现象的出现是好事，它将推动中国的改革开放从物质领域向文化领域发展。但是，有一点我们需要注意，那就是不能病急乱投医，不能把任何问题的解决都诉诸文化，尤其不能随便拿某一种既成的文化形式来当做灵丹妙药。我们要对出现的一些具体的“文化热”保持客观冷静的态度，决不能简单地全盘认同。比如，我们不能指望简单地复兴国学就能解决中国的现实身份和精神家园问题。张岱年先生早就说过，儒家作为一个时代已经过去。同样，我们也不能指望简单地搬用西方的文化来解决中国现在的问题。欧美文化对于西方现代发达国家现代化进程的确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对于有特殊文化历史的中国来说，它是不可能发挥同样作用的。

稳妥有效的做法，就是按照“综合创新”的思路来创造出新时代的中国文化，以此作为我们民族的魂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这种文化发展思路的集中体现。按照这个思路，我们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吸收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优秀文化，创造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的文化形式来，为我所用，利我所需，铸我精神，固我根本。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