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再次成为近期社会热点，这也是现时期中国义务教育新的难点和薄弱环节。中国进城农民工数量已经超过了2亿人，在这2亿人的背后，有 7000多万他们的孩子。这些孩子的教育是“三农”问题的核心，关乎农民工家庭的教育水平和文化素质，关乎社会公平与法治原则的实现，关乎我国劳动力资源 的整体发展后劲以及和谐社会的建设水准。

美国学者哈灵顿(Harrington M.)认为，穷人是一种文化、一种制度和一种生活方式，贫困一旦成为事实就无法改变；它本身具有代际传递的规律，将会一代一代地延续下去，出生在贫困家庭 的孩子几乎不可能逃脱他们父母所遭受的苦难和艰辛。30年来，国家的转型在继续，但底层个体命运的转型却逐渐陷入停顿。尤其是因为农民工子女在受教育过程 中遭受的机会不均等，导致农村学生的求学之路越走越窄。通过对河南省部分地区的农民工子女受教育的状况进行调查和研究，笔者发现农民工的子女在受教育过程 中较普遍地存在着贫困代际传承问题。

第一，绝大多数的农民工子女在家乡读书。在有义务教育学龄子女的受访者中，其子女在家乡或其他地方读书的占58.9%，在父母务工所在地读书的占 42.1%。在父母所在地就读的农民工子女中，公办学校就读的占25.3%，民办学校就读的占73.6%。绝大多数的农民工子女在家乡读书，由老人看护， 导致他们既不能接受良好的系统的教育，对形成健全的人格也带来不利的影响。

第二，学生流动性大。在农民工子女就读的学校中，平均每个学期总有30%左右的学生处在流动状态。部分学生由于父母工作变动而频繁转学，五、六年级学 生流动性更大。无本地户籍的外来人口子女进入公办初中，或跨学区升学，他们除了要参加当地初中的考试，还要缴纳一定的费用。因此，大部分学生会选择回老家 继续学业。父母通常会在小学快毕业的时候将孩子送回原籍，从而造成了大部分农民工子女学校的小学生急剧流失。

第三，农民工子女升学难。主要表现在“初中升高中难；高中上大学难上加难。”上世纪90年代，“高考移民“现象引起了社会的强烈不满。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为打击这种“投机”行为，纷纷制定和出台各项政策措施，其中最主要的就是“非生源地户口的考生禁止在当地参加高考，需要回到户口所在地参加高考。” 农民工子女本不属于“高考移民”，但却被政策框于其中。这些农民工子女大多数是随父母在城市就读，但由于没有户籍，最终被归于“高考移民”之列，只能回到户口所在地参加高考。这样一来，现行的教育制度就把农民工子女在城市通过高考、进入大学以实现向上社会流动的渠道，间接地固定在了社会底层的低劣位置上。

第四，农民工子女受教育环境差，缺乏竞争力。与公立学校相比，农民工子女入学的子弟学校、民办学校大多数是不规范的。在硬件设施上，由于农民工子弟学 校和民办学校基本属于私立性质，既没有国家政策补贴，又缺乏资金来源，所以学校的硬件设施极其简陋，基本的教学用房都得不到保证。在师资力量上，私立学校 从事教学的老师，大多数是没有正式编制的老师，他们的工资甚至是生活都得不到保障，更不要说享受其他各种福利待遇。与公立学校学生相比，农民工子女根本没有竞争力。

第五，教育资源不平等。调查显示，贫富教育的差别越来越大，良好的教育确实需要大量金钱投入。现在城市里校内的尖子生，除了有好的家庭教养外，父母都舍得花钱，小时候就送他们进各种培训班，学习各种特长，甚至请名师家教。穷人的孩子要想成绩好，光能吃苦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在起跑线上他们就已经低了一个级别。

“出身越底层，上的学校越差”。农村尖子生相当于城里差生。这种现象应该引起社会的重视。教育作为现代社会向上流动的最重要的手段，是底层群体改变其 结构位置的几乎唯一的渠道。作为公共服务的一种，教育具有公益性，本应由政府提供。然而现行的国家和地方教育制度，却未能让农民工子女获得平等的教育权利和资源，在农民工子女的受教育方面，出现“政府失灵”的现象屡见不鲜。农民工在城市里过着拮据的生活，工作不稳定，变动大，甚至处于非常规生存状态；他们无法获得现行体制的有效保护，城市的社会保障、最低生活保障线、经济适用房、廉租房政策和体制离他们很远。由于他们也不可能在变动不安的工作中积累他们的 资历和社会资本，为他们的子女提供向上流动的必要条件，在城市又缺乏牢固的“根基”，这些现实条件的制约往往使他们无法照顾好子女的学习生活，甚至无经济 能力供孩子上学，特别是上大学；即便上了大学，有了与城市居民的子女一样的学历和能力，要想在城市谋得一份理想的职业，仍然会有种种困难。在他们的子女中，初中毕业后不继续上学而去找工作的情况相当普遍。对于这些完成了初中教育就被直接抛入社会的孩子而言，在前方等待他们的不是锦绣的前程，而是与父辈类似的生活环境。现代化的加速发展，将会持续强化父辈教育水平和职业地位对子女未来的影响。由于在一些基础薄弱的农民工子弟学校所接受的劣质教育，这些农民工子女基本丧失了向上流动的机会，而遭遇了和父辈一样混迹于底层的阶级状况再生产的命运。

现阶段，我国重点高校和一些义务教育学校的教育机会，明显地偏向那些拥有优越的组织资源、文化资源和经济资源的社会阶层子女。阶层差异导致成功机会不均等，更隐蔽地表现在教育过程中的机会不均等。《当代中国社会流动》研究报告表明，目前我国处于社会优势地位的阶层，其子女职业继承性明显增强。调查数据 表明，干部子女的机会比常人高1.2倍。在国家重点院校，具有较强的文化资本、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的强势社会阶层的子女占有较大的份额，教育资源、教育质 量相对薄弱的地方性院校聚集了最多的农村学生和最多的高校贫困生。尤其是像“保送、加分、自主招生考试”等高考政策，叠加了优越家庭的优势。以某重点高中 为例，每年上清华、北大的就有十几个。全班同学家庭一个比一个好，从政的、经商的，最一般的也是来自高级知识分子家庭。来自农民、打工仔家庭的只有那么一 两个。

教育公正是社会公正的基础，也是实现社会公正的必要条件。当前，制定并实施充分体现教育公正的社会政策，乃是实现社会资源和社会机会合理竞争与配置的重要保证。政府应制定政策，切实解决一些实际问题。譬如降低农民工子女学费收费标准、以法律形式提高农民工工资，等等。如何防止制度性缺陷导致的穷苦孩子受教育过程中的贫困代际传承问题，不仅仅需要政府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改善，同时也需要全社会的积极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