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4月，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挂牌，时任国家经济委员会副主任的朱镕基出任院长，成为经管学院从创建第一天到现在的惟一一任院长。1988年，朱镕基赴上海任市长，1991年，朱镕基调回北京，出任国务院副总理，1998年3月出任

总理。在担任国家总理后，他仍然亲任一个学院的院长，并且一做就是多年，这在世界各国都是少见的。

如今，朱院长已是桃李遍天下，当年那些风华正茂、豪气冲天的学生们，如今已也进入到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领域，在决定大政方针的政府机关，在运筹帷幄的商场，在新思想不断涌现的科研院校，在遍及祖国大江南北的每一个角落，他们都显现出栋梁般的分量。

他们亲耳聆听了一位蜚声中外的共和国经济奇才的教诲 。

他们跻身于中国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领域

他们的经历真切地反映二十年经济改革历程中个人的命运与国家前途的密切联系

杨宏儒

北京四通投资有限公司(新四通)总裁，经管学院92届博士毕业生。

杨宏儒：临危受命执掌新四通

作为朱镕基亲自带过的四大弟子之一，杨宏儒对此似乎刻意保持低调。毕竟自已的路要靠自己去走，过多地炫耀某种经历、某种关系，是一种无能的表现。

杨宏儒是1981年考进经管学院的，在这里从本科、硕士一直读到博士，用他自己的话说“抗战才不过八年呢”，而他在经管学院共学习了11年。但杨宏儒接受导师指导的机会不多，因为那时朱镕基已调至上海任市长，工作十分繁忙。

后来，朱镕基曾对学院的老师说：“他(指杨宏儒)的论文我没有看的很深，一看就困，”然后又补充了一句“每一句话都充满了理论”。杨宏儒现在说起这事来，仍面露愧意，“我那时过于追求理论表述的严谨性，文字比较晦涩，有些话的定语也很长，作为一个市长，白天工作了一天，晚上再看这样的东西，确实是一看就困，现在我能理解了，真是很难为他。”

尽管朱镕基没有时间尽一个导师的职责，但他还是尽力为杨宏儒提供一些增长见闻、锻炼能力的实践机会。杨宏儒回忆说：“他在上海的时候，我曾去上海做过一段时间的调研，他把我交给上海市经委研究室主任。让我们一起研究上海市工业状况。那时的情况与现在有很大的不同，各种产业、企业应该怎么搞都是很清晰的，那是都还是国有企业，好像怎么

做都是一大堆矛盾，我想他可能是希望我能拿出些东西来，对他能有所帮助，但可能是我当时太年轻，不能完全理解他的想法，所以写出的东西比较表面化，有些东西过于抽象或是追求一种模式，不是特别符合实际应用。虽然最后也写出了

一大摞的研究报告，我估计他可能也是看不进去。”

杨宏儒现在重温此事仍不无遗憾地说，“再也不会有这样的机会了。”

他毕业的1992年，市场经济的概念刚刚注入人们的头脑中，计划经济的影子还在四处晃悠，民营经济远不如现在这么红红火火。可能是在学校里呆的太久的缘故，杨宏儒总觉“机关里的环境和学校的环境是挺一致的，都属于那种很正规的教育”，加上他对政治没有太大的兴趣，于是他决定变化一下环境，体会一下实际生活中的经济运作是怎么回事，杨承认，那时在他的潜意识里仍然有一种很强的念头，“我还是要回到这个体制中，只不过有了这样一段经历，我的价值会更能体现出来”。

就这样，他进了四通，当时四通正准备在香港上市，各方面状态都很好，杨宏儒被那种蒸蒸日上的形势所鼓舞。

他先是被派到公司下面的一个小部门卖电阻，8毛钱买进，1元钱卖出，这样进进出出，为公司赚了不少的钱，然后到稍微大一些的部门，然后再到更大的部门，就这样，一步一个脚印，他所工作过的部门的业绩都非常之好。直到现在他

最得意的一句话还是：“给我一个business，我就能给你赚钱。”

等杨宏儒意识到自己为之付出诸多心血的公司难以像从前那么再现辉煌的时候，已经是90年代末期了。然而，此时他对四通，除了铁定的工作关系外，还多了一层难以割舍的感情因素。

据说，杨宏儒的浮出，首先来自于他的业绩，此外，他的管理背景也为四通人特别是股权投资人和贷款方看好，因为原四通集团的管理层多为技术出身。

杨宏儒对于他出任新四通总裁后一些新举措的自我评价，十分低调，面对记者的再三追问，杨宏儒说：“作为一个职业经理人，应该把投资人的利益放在首位，没有必要逞一时之勇，做一些貌似轰轰烈烈的事情，好像本人一上台就怎么怎么样，中国这么多年如雷贯耳的名字实在是太多了，当时看起来他们都是很有思路的，其实完全没有必要这样，今后的路还长着呢。”

姜旭平

清华经管学院教授。经管学院1985年硕士毕业生。

姜旭平：一只会生蛋的母鸡

姜旭平毕业的时候，正是中国的经济改革开放事业蒸蒸日上的时期，很多部委都急需经济管理方面的人才。以姜的专业和学识，若想选择当时最受毕业生青睐的国家机关或出国深造应该是不成问题。但他却留在学院，做了一名普通的教书匠。

原因很简单，当时学院师资力量极为薄弱，缺少像他这样受过系统的经济管理方面训练的教师。姜至今还记得学院领导挽留他时说的那番话：“你若是出去工作，你可能会成为一只公鸡，公鸡是斗士，但你若留下来的话，你就可以成为一只母鸡，母鸡可以生蛋。”

就为了这番话，姜旭平留在了学院，并且一做就是16年。

1992年，姜旭平一接触EDI(现在电子商务的前身)就意识到这是一个非常有前景的新技术。于是，他开始埋头专研它。这使他成为国内高校里最早研究EDI的学者。1995年，当以互联网为基础的电子商务刚一出现，姜旭平又立刻转向这一领

域。他写的《电子商务与网络营销》(1998年7月出版)是国内第一本最全面最完善地介绍电子商务的书籍。这些研究成果使他成为国内电子商务领域毋庸置疑的权威专家之一。

除了科研和教学外，姜旭平还致力于电子商务的普及与咨询工作。与那些唯利是图的咨询机构不同的是，姜特别钟情于为那些落后的、企业内部信息化程度非常低的企业做咨询。他最为得意的一个咨询项目是为浙江一家大型丝绸企业做的。

姜旭平说，他就是想以此证明，电子商务只是一门工具，它可以和企业内部的信息化进程结合起来，也可以完全脱节，所有的企业都可以开展电子商务。

孙健

中国e商网董事总裁，实华开电子商务集团高级副总裁。经管学院87届硕士研究毕业生。

孙健：打造中国电子商务的麦当劳

1989年底赴美求学的孙健，和他的很多同学一样，最初也是把经济学作为自己的主修专业。但美国人重应用轻理论的作风让孙健很快认识到，在这样一个纯粹私有制、高度市场化的国家里，大家最关心的不是研究宏观经济、进而为政府决策提供依据，而是如何才能把自己的公司搞好。

孙健在获得斯坦福大学电子工程硕士学位以后，轻而易举地就找到了一个收入不菲、又很轻松的工作———他被留在斯坦福大学医学院做计算机应用方面的工作。

1994～1995年，美国互联网风生水起，孙健认准了这是一个能够改变世界的新技术，并且深信，中国如果能够抓住这一千载难逢的大好时机，完全有可能在科技发展自工业革命以后就开始落后于世界的情况下后来居上。1996年，孙健和

曾是经管学院的同班同学曾强一道，回国创建实华开。

或许是互联网在当时的中国还有些超前，或许是孙健们并未能找到中国企业之所急，总之，在创建实华开的最初一段阶段里，孙健感到困难重重。“你去建议企业上网，他们并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孙健由此认识到，此时中国最需要的是普及互联网的有关知识，那些操之过急的做法只能让企业家们觉得隔靴搔痒。

孙健于是又回到硅谷，他想更深刻地体验一下硅谷精髓之所在，进而寻找到一条能够把硅谷的先进技术与中国企业相结合的途径。这期间，他编写了《信息家具时代———技术、应用、对策》一书，供国内高校计算机专业研究生教学之参考。

1999年，互联网开始在中国风起云涌，孙健和曾强等人当初一起创建的实华开公司，在他离开的这3年里也有了长足的发展。被国内互联网事业欣欣向荣的形势所吸引，孙健再一次回到中国，回国一年多，孙健把工作重心放在如何能使互联网这一先进技术与中国企业的实际情况相结合。他所领导的中国e商网就是实华开电子商务集团联合国内最具实力的传统行业巨头————江苏大亚集团、牡丹江水泥集团以及来自全国100多个城市的优秀企业，共同组建的中国城市间的电子商务营销联盟体。其宗旨是在最短的时间里，在全国形成1000个城市的电子商务连锁服务体系，因地制宜，结合当地企业的优势和需求，帮助那些还没有找到适用于自己的电子商务解决方案的企业，实现电子商务的梦想。

孙健说他最大的愿望是在5年之内把中国e商网做成中国电子商务的麦当劳。

“如果有一天中国能成为世界信息强国，而我又能够很自豪地说，我参预、设计、实施了这样一个历史进程，那我将平生无憾。”

李山

美国雷曼兄弟公司董事总经理、中国业务负责人，经管学院86届本科毕业生。

李山：我会回来的

1986年7月的一个傍晚，在为经管学院毕业生饯行的宴会上，刚刚考取美国普林斯顿大学邹至庄出国项目的李山，走到朱镕基面前，告诉他自己将去美国留学，朱镕基问：“哪一所加州大学？是×××当校长的那所吗？”

“不是，是戴维斯分校。”李山回答。

“你学成一定要回来。”朱镕基叮咛道。

“没问题，我出国是经过严格政审的，一定会回来。”李山说。

“不是政审问题，国家确实需要人才。”朱镕基加重了语气。“那我应该学经济学中的什么专业呢？”李山开始认真求教。

“什么都要学，还要学习日本、欧洲的经验。”朱镕基说，随后，朱镕基在李山的毕业留言簿上赠言：“博采众长，学通中外”，然后又补充道：“我这几个字不是随便写的，你要好好努力。”

李山没有忘记朱院长的话，在美求学期间他先后选修了6个专业(美国博士一般只要求学两个专业)。

“我的学生怎么都不回来？”李山至今还清楚地记得朱总理问这句话的时间，是1997年2月25日。那天下午，时任高盛亚洲投资有限公司执行董事的李山，陪同由总裁率领的美国高盛投资银行五人代表团在中南海紫光阁拜会朱镕基副总理。

当走在最后的李山站在朱镕基面前的时候，朱镕基问了上面那句意味深长的话。

措手不及的李山有些慌乱地说：“会回来的。”

朱镕基似乎看出了李山的尴尬，轻轻地说了一句“我不是责备你。”

宾主依次入座后，朱镕基继续发问：“我付多少钱你才愿意回来？要付高盛的工资吗？”

“不需要，只要能为国家作一件有意义的工作就行。”李山认真地说。

李山，1986年赴美求学，1993年获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博士学位。毕业后，相继担任世界著名投资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银行外汇衍生交易经理、美国高盛投资银行纽约总部中国经济学家、高盛亚洲投资有限公司和高盛国际公司(欧洲)投资银行部执行董事。

1997年4月，也就是李山向朱总理承诺“会回来”后的两个月，在清华经管学院报告厅，一份由李山起草的利用海外金融人才创办国家投资银行的倡议书，经赵纯均副院长交给朱镕基总理。

一年以后，已调往伦敦任高盛欧洲企业并购部执行董事的李山，借朱镕基总理在英国进行国事访问之机，将一份《中国国家投资银行筹建草案》和一份志愿回国效力的海外高级金融人才名单当面呈送到共和国新总理的手中，并力陈创办股份制国家投资银行的重要性。

几天以后，李山受到时任国家开发银行行长陈元的专门邀请，从伦敦飞往北京。陈元带给李山消息是：朱总理在国务院办公会议上正式要求，国家开发银行转换职能，办成国际水平的投资银行。

李山甚至还没有来得及回伦敦向高盛公司老板提出辞职，就被留在北京，担任投资银行筹备领导小组的副组长，他的学长陈元亲任组长。

经过50多天的紧张工作，一份由筹备组共同起草、由陈元行长签发的《国家开发银行关于组建国家开发金融有限公司的请示》正式呈送到国务院。

就在他准备全身心地效力于国家开发金融有限公司的时候，一场被历史上称为亚洲金融危机的风暴席卷亚洲主要的国家，公司的筹建工作立刻陷于停顿。几个月后，中国第一部《证券法》出台，明文规定银行业务与证券业务分业经营，由此，国家开发银行的定位成了问题，投资银行筹备工作完全停顿。

虽然李山创建投资银行的梦想未能成真，但他的目标并没有因些改变。“我不会半途而废，如果我不能把我的聪明才智用于为国家服务，那实在是有负天意。”

李培育

河南省发展计划委员会副主任，经管学院1987年硕士毕业生。

李培育：做事比做官更重要

李培育在仕途上的一帆风顺颇为令人羡慕：32岁被提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信息中心副主任，35岁被提为主任(正局级)，眼下又在河南省政府非常重要的工作部门————省发展计划委员会挂职锻炼。

李培育所在的单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是国务院系统的一个重要脑库，为党和国家的决策提供建议。1987年，该中心有一个涉及到宏观经济计量模型的课题，是与经管学院合作开展的。当时，李还是经管学院的研究生，他与班上的

七、八位同学一起，共同参预了这个课题。后来，研究有了进展，李也被研究中心相中，就这样毕业后，李培育顺理成章地成为研究中心的一名研究人员。

最能体现李培育研究成就的是，1990年他和另外一名同事一起完成的关于八五计划的基本思路和政策途径的报告。当时，因为种种原因，整个学术界比较沉闷，在这种情况下，要拿出八五计划的思路不是件很容易的事，一方面，如果报

告的基调太低，就会失去进取性，另一方面如果基调太高、脱离实际，和当时的形势也不是十分的吻合。为此，李培育冥思苦想，把自己关起来很长一段时间，专心研究专心写作，报告出来后，很受好评，并荣获当年的经济学最高奖孙冶芳

经济学奖。

李培育担任信息中心领导工作期间，正赶上互联网在中国刚刚兴起而大多数人对此并不甚了解的时候，李敏锐地意识到提高信息化水平，对提高政府部门工作的重要性，他把信息服务和网络建设作为信息中心的工作重点来抓。1996年，他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接通了一条上网专线，从而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成为第一个上网的政府部门。李对网络资源的重视后来很快被证明是有先见之明的。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中央要求几个部门随时上报国外的动态，当时的情况瞬息万变，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研究人员因为能够通过互联网及时而完整地获取大量信息，据此写成一篇篇有见地的分析报告上交中央，为中国防范金融危

机作出了特殊的贡献。

方星海

中国银河证券公司经营管理委员会秘书长，经管学院86届本科毕业生。

方星海：我不后悔当初的选择

1993年，在美苦读7年的方星海获斯坦福大学经济系博士学位。此时，从未想过要永远留在美国的方星海却并未急于回国，因为在他看来“只在学校学习并不能真正地了解美国，必须要工作一段时间。”

方星海想了解中国的愿望，让他在众多报酬优厚的公司中选择了世界银行。

他说，“世界银行侧重在发展中国家开展业务，虽然我不能直接做中国业务(世行的规定)，但我对发展中国家的研究可以有助于我了解中国。”方在世行期间做过很多关于印尼宏观经济方面的研究，并为印尼政府制定经济政策提供了大量的意见和建议。这样的研究使方看到，从发展经济的角度来看，中国具有其它发展中国家不可比拟的优势，譬如政治稳定、储蓄率高、重视教育等等，方回国工作的愿望也因此变得更加坚定。

方星海回国后不久就参与组建信达资产管理公司，这是一家专门处理不良资产问题的公司，由于美国在90年代初曾搞过资产管理公司，他对这个情况比较熟悉，在整个资产管理公司的规章制度的设计、运作方面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资产管理公司成立以后，方星海的工作重心又转移到债转股方面。其中，国内第一例债转股项目、由建行牵头的梅山钢铁公司17亿的债转股就是方星海亲自做的。方说，在这个过程中，他学到了很多东西，对国内机构之间的运转关系、财务的运作都有了更深刻的了解。更让方星海感到欣慰的是，这是一个双赢的项目，一方面梅山钢铁公司把一部分贷款转成股份后，企业因为不用还利息，现金流有很大的改观，这样运作一段时间，企业投产的设备开始发挥效益，企业也逐步实现扭亏为盈。另一方面，企业的效益回升以后，建行和资产管理公司作为股东也会受益，原来的不良贷款经过这样的转换，变成了一份优良资产。

回国两年，方星海的感觉非常好，他说：“我不后悔当初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