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初期，丁学良先生是国内学术界一位颇有影响的中青年学者。就在他日渐声隆之时，他去了美国，先是在美国匹兹堡大学读书，后又在哈佛大学获社会学博士学位，丁学良现在是香港科技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华工商时报：“海归派?一直是一个非常引人注目的特殊群体，在亚洲四小龙经济起飞的过程中，那里的“海归派?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或许是这个群体的特殊之处。

丁学良：实际上不仅是亚洲四小龙，在整个发展中国家改变自己的落后面貌、缩短自己与先进国家之间距离的过程中，这些国家的海归派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我们只要看一看在过去50年里特别是在冷战结束后的20年里西方最重要大学里的那些留学生就可以知道，他们大部分来自发展中国家，这些留学生有的是来自先富起来的家庭，有的是得到了外国学术机构的资助。

我们现在经常讲全球化，事实上在全球化的进程中，一个显著的特点是各种各样的流动明显地加快，譬如说资本的流动、知识的流动、观念的流动等等，而最近20年来全球化过程中一个最突出的现象就是人才的流动。中国现在参与全球化的程度越来越深，它所面临的竞争态势和以前有很大不同，这就对中国国家竞争力的中长期基本要素特别是人才要素提出了更大的要求。

你刚刚提到了亚洲四小龙的海归派，实际上这四个地方在吸引海归派方面还是有很多的不同之处。香港和新加坡因为长期被英国殖民统治，因此，它们在吸引受过西方教育人才方面并没有太多的政策和法律上的阻力。任何一个地区或国家在早期吸引海外人才时，肯定要进行相应的规章制度特别是人才制度包括移民制度等法规方面的变动，在这方面，最值得大陆借鉴的是台湾。

中华工商时报：根据新加坡、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的经验，一旦本土条件变得更有吸引力，回国的留学人员将会增加。这些年，回到大陆的海归派越来越多，我们可不可以这样认为：吸引留学生回国的各方面条件正在趋于完善？

丁学良：决定一个国家或地区能不能持续增长地吸引留学生回国，最重要的是该国或地区有没有创造使这些回去的人把他的专业能力以及他在海外学到的东西发挥出来的余地。假如这个条件具备了的话，那么即使这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收入或物质条件比美国或欧洲差一些的话，还是有相当一部分人愿意回去的。

台湾曾经是美国留学生来源最大的地区，但台湾留学生大批回到岛内的现象是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那时台湾经济的发展已经达到中等发达程度的水平了，对留学生回来的制度性环境也变得越来越宽松了。这一时期回到台湾岛内的留学生不仅数量多且质量也高，很多回去的人都是在海外掌握了非常尖端的信息和专业能力。

中国这些年经济发展得很快，在我看来，大陆经济发展最好的10个省市以及最好的15所大学和研究机构中，他们现在手里掌握的资源，包括能够提供的经济和财政资源，已经不低于10年前的台湾，有些方面甚至已经达到了5年前台湾的水平。也就是说，大陆现在很多地方和机构已经具备了吸收海外出色人才回来的条件。从另一方面看，那些仍未回国的留学生也非常想回来做些事情，他们非常看好中国大陆这个巨大的市场效益。

中华工商时报：为什么那些非常优秀的留学生大都还没有回来呢？

丁学良：依我看来是中间环节出了问题，现在的情况是两头热，中间凉，即我们现在还缺少一个吸引留学生回国的公平、公正、公开的竞争机制和平台。

根据我这些年和国内大学及研究机构接触的经验来看，如果一个大学或研究机构的主要负责人的心胸比较宽广的话，与他合作的海外优秀留学生的频率就会很高。否则，就会出现重金邀请骗子回国的情况。像浙江某知名大学的工商管理学院，用重金聘请了一个所谓的人才回去，他的简历上对他学历情况的注明是“硕士后?。这件事情说明如果你招聘过程本身的透明度越低，你就越容易被骗。

中华工商时报：在发展中国家经济起飞的过程中，海归派都曾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为什么在中国，海归派的这种作用还没有显现出来？甚至一度这个群体曾让对他们寄予厚望的国人非常地失望？

丁学良：海归派回去后没有起到人们所期待的作用，这当中可能有多种因素。从他们自身来看，他们中有很多人回去时吹牛吹得太大了，好像他们一回去就可以改变天下，其实任何要回去做事的人都不应该有这样的想法。从另一方面看，我们本土现在能够提供的创新性的制度环境还是太不充足了，这就造成了相当一部分海归派回国后还是要依附于外资的身上，他们自己创业的土壤还是太贫瘠了。

中华工商时报：在未来几年或十几年里，海归派在哪些领域更能发挥出他们特有的作用？

丁学良：从国家中长期竞争力的角度来看，我想特别强调的是，中国内地对留学生的吸引应该逐渐从强调应用技术转向社会科学，在过去的二三十年里，很多后发达国家最早出来留学的人大都集中在应用技术方面，这是因为这些领域的留学生既容易拿到奖学金又容易找到工作，回国后自己所学的专业知识也容易用得上，这是无可非议的。但如果我们再看一看西方发达国家这些年的人才优势和智力优势集中在哪些方面，我们可能会得到一些启示。在西方发达国家，人才更多的是集中在体制制度、法律政策制定等领域。因为这些方面对提高一个国家中长期竞争力和国家地位的改善的作用才是最大的。

在全球化趋势下，会有越来越多的国际性的经济组织、政治组织、贸易组织及学术组织等。中国如果不参加这些组织的话，就享受不到任何好处，但如果参加了这些组织，就会发现有些规章制度对中国这样的后发达国家是不公平的，这就牵涉到你怎样改变人家游戏规则的问题。你如果要找到改变在你看来是对你的长期利益不利的规则的话，你就要具有受过非常好的政治、法律、社会科学方面训练的人才。所以说，政策创新、观念创新将越来越成为提高一个国家竞争力的趋向。

中国现在在吸引留学生回国时，应着重考虑把这些人才吸引到这样三种部门：一是和制定规则有关的部门，譬如说制定贸易规则、金融规则、行业规则等部门；二是国内的研究部门，这里我特别强调社会科学如国际关系、法律等研究部门；三是中国的高校、大学。中国现在还没有一所真正意义上的研究型大学，而最能体现一个国家创新能力的无非是看这样两个方面，一是它有多少研究型的大学，二是它的民营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