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1951年9月进入北京大学经济系的，1955年毕业，毕业后留校工作至今。陈振汉先生是我的老师，也是我研究经济史的领路人。从1951年我进入北大到2008年陈振汉先生逝世，我们作为师生和同事相处了58年之久。陈振汉先生毕业于南开大学经济系，方显廷先生长期执教于南开大学，是陈振汉先生的老师。
我没有见过方显廷先生，但我不仅从陈振汉先生那里了解到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和方显廷先生的学术成就，而且也了解到方显廷先生的人品和治学态度，使我很早就对方显廷先生十分仰慕。商务印书馆在2006年出版《方显廷回忆录》之后，立即准备出版6卷本的《方显廷文集》，原来是请陈振汉先生撰写序言的，但陈振汉先生这时已卧病在家（2006年他已94岁高龄了），他嘱咐我代为执笔，我应允了。这篇序言，既可表达我对方显廷先生这样一位学术界前辈的崇敬与仰慕，又可作为我对我的老师陈振汉先生的纪念与追思。
方显廷先生的早年生活是很艰苦的。据他在回忆录（《方显廷回忆录》，商务印书馆2006年出版）中的记述，他原籍浙江宁波，1906年他3岁时家里遭了一场大火，一切尽化为灰烬。7岁时，父亲病故，家业衰败。他在家乡只受过初等教育。14岁那年（1917年）经亲戚介绍来到上海厚生纱厂当了学徒。厚生纱厂的经理是著名民族企业家穆藕初先生，他同时也是学徒们的师傅。由于方显廷先生刻苦学习英语，英语程度较高，所以只做了半年学徒，就被调到办公室工作。他工作出色，得到穆藕初先生赏识。1921年，方显廷先生18岁，在穆藕初先生资助下，赴美国继续学习，先后在美国威斯康辛大学读预科，在纽约大学读完本科，获学士学位，再进入耶鲁大学攻读经济学，1928年获哲学博士学位。这一年他25岁。第二年（1929年）他回国任教于南开大学。陈振汉先生是1931年考进南开大学经济系，1935年毕业的，在这段时间内受业于方显廷先生。
陈振汉先生多次和我谈起，方显廷先生的治学方法有着明显的特点，可以归结为经济理论、经济史研究、统计学三者并重和交融。经济理论被认为是经济研究的基础，如果经济理论缺乏深厚的功底，研究难以深入，更难以有新的见解。经济史研究，是指研究者应当具备广博的经济史知识，因为现实经济中的重大问题绝不是凭空出现的，总有其历史的渊源以及其产生、发展、演变的过程。脱离历史背景去进行研究，往往难以认清规律，难以作出清晰的判断。而统计学，则被认为是一种必不可少的方法论基础，如果不能运用科学的统计方法，结论通常是缺乏依据的，或者会误导研究者得出错误的结论。陈振汉先生自称他在治学方法上受到了方显廷先生的影响，所以多年来一直强调把经济理论、经济史研究和统计学三者结合在一起的必要性。陈振汉先生还说，这也是南开大学经济系和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多年坚持的治学方法。从方显廷先生的著作中，我们可以处处看到经济理论、经济史研究和统计学三者的融合。
方显廷在纽约大学和耶鲁大学学习期间，受过严格的西方经济学训练，功底十分深厚。他在耶鲁大学的博士论文，题为《英格兰工厂制度之胜利》，赢得了国外学术界的好评。据方显廷先生在回忆录中所述，19世纪中期前后的英国工厂组织，传统的分类方法是按照个体手工工匠、家庭作坊制和工厂制度来划分的，而方显廷先生在博士论文中则按照另一种划分方法，即按照手工艺人、商人雇主和工厂制度分类，这种分类主要突出了商人雇主在工业化初期的作用，工厂制度的胜利实际上也就是工厂组织取代商人雇主制度的胜利。（第47、135页）这篇博士论文不仅可以看成是工业经济史研究的成果，而且也可以看成是企业组织理论的一项突破。
方显廷先生回国以后，除了对欧洲经济史继续进行研究以外，他的主要研究领域转入了中国近代工业史和中国近代地区经济发展史。在这次出版的6卷本的《方显廷文集》中，至少有一半以上的内容是中国近代工业史和中国近代地区经济发展史方面的著作。1934年由国立编译馆出版的《中国之棉纺织业》是方显廷先生的力作，也是第一本对中国棉纺织业进行系统研究的学术著作，资料翔实、分析透彻，尤其是在该书中专门论及中国棉纺织业发展中所遇到的阻力以及今后的发展前途等章节，反映了方显廷先生对国民经济中这一重要产业的远见卓识。
在有关中国近代地区发展史方面，方显廷先生由于长期执教于南开大学，所以把华北地区的经济发展作为研究重点。他所撰写的《天津地毯工业》、《天津织布工业》、《天津针织工业》、《天津棉花运销概况》、《华北乡村织布工业与商人雇主制度》等，都是在广泛社会经济调查的基础上完成的。方显廷先生在回忆录中写道：“我发现为三四年级学生讲授好3小时的经济史课程不难，但是要充分准备一份关于天津地毯工业的报告却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第71页）尽管这项研究在方显廷先生从事之前已由南开大学的其他研究人员做过，方显廷先生认为：“但是所收集到的情况完全不够充分。我不得不多少重新开始这一工作。首先，对这一工业进行概括的了解；然后，到天津不同地区亲自去参观那些用手工编织地毯的作坊。”（同上）正因为有了详细而认真的调查，才完成了《天津地毯工业》这样一本专著（1929年出版）。
对于华北的乡村工业发展，方显廷先生选择了河北省高阳的织布业作为研究对象，题目定为《华北乡村织布工业与商人雇主制度》。这是同方显廷先生的博士论文有相当密切联系的，因为正如前面已经提到的，在那篇博士论文中，方显廷先生用商人雇主制度作为工业化初期的分类形式之一代替了传统的分类方法中的家庭作坊制。商人雇主制度使工业化初期的商人雇主的作用更加突出，反映了商人资本在活跃城乡经济和以供给工具和原料、订货和包销等手段成为乡村工业的实际控制者，从而说明了华北地区的乡村工业距工厂制度的建立还存在一定的差距。
在方显廷先生的经济研究中还有一个重要领域，这就是对抗日战争胜利之后中国经济建设途径的探讨。方显廷先生早就认为日本必败，中国必胜，对前途充满信心。1941年至1943年，他受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的邀请，到美国进行访问，访问期间先在哈佛进行研究，半年后去华盛顿的战时经济委员会（后改称国外经济管理局，以后又改称为国外开发总署）做研究工作。据方显廷先生在回忆录中所述，这是一个庞大的组织，拥有好几百名雇员，其中包括一些专家，调查分析研究亚洲国家经济状况。战后中国经济如何重建，是该组织研究项目之一（第138-139页）在这期间，即1943年12月4日至14日，方显廷先生由美国去加拿大魁北克参加太平洋国际学会第八届会议。与会者有来自美国、英国、苏联、荷兰、加拿大、澳大利亚、中国、印度和泰国的150位代表。（同上书，第141页）这次会议对中国在过去6年来（1937-1943）抵抗日寇侵略战争之举表达敬佩之意，会议一致同意有必要废除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同西方列强签署的不平等条约，一致赞成将台湾归还中国，允许朝鲜独立，惩罚日本战争罪犯，解除日本武装并支付战争赔款等（同上）。
关于抗日战争结束后中国的经济重建问题，方显廷的经济观点和政策建议，见文集的第3卷（《中国战后经济问题研究》等）、第5卷（《现代中国的经济研究》、《中国经济危机及其挽救途径》、《胜利后的中国经济》等）。他的基本思路依然是中国必须早日实现工业化。20世纪30年代他是这样主张的，20世纪40年代后半期他仍坚持这一观点。
把凯恩斯经济学介绍给中国学术界，是方显廷先生20世纪40年代的贡献之一。这同他自1939年起在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主持工作和1941年在哈佛大学进行访问、研究有关。凯恩斯的代表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出版于1936年2月。凯恩斯在这部著作中系统阐述了自己的宏观经济学理论，对西方国家的经济政策的制定有着深远的影响。西方经济学界普遍认为这是一场“凯恩斯革命”，但又是双重意义上的“凯恩斯革命”，即一方面是经济理论的革命（以有效需求不足理论代替新古典经济学的均衡论），另一方面是政策意义上的革命（以国家对经济调节的政策代替传统的政府不干预经济的政策）。（参看厉以宁：《宏观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湖南出版社1977年版，第109-119页）方显廷先生抗战期间在重庆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主持工作，他在回忆录中写道：“研究所之所以将培训研究生的方向选定为经济理论和货币问题，是受到1936年2月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议员出版《货币通论》之后兴起的‘凯恩斯革命’的影响。”（第111页）稍后，方显廷先生到了美国，他在哈佛大学进行访问和研究时，同一些美国经济学家接触，更深入地了解到“凯恩斯革命”的影响。他在美国设法为研究所通过海运，并通过滇缅通道运来一批关于“凯恩斯革命”的最新书籍。20世纪40至50年代，南开大学能成为国内在研究当代西方经济学方面处于前列的高等学府之一，同方显廷先生的功绩是分不开的。
1947年，方显廷先生应联合国的聘请，在联合国及亚洲远东经济委员会（ECAFE）工作，任调查研究室主任，具体任务是研究亚洲及远东地区各国的经济状况和发展趋势，编辑《亚洲及远东经济年鉴》。该委员会原在上海，1949年1月迁往曼谷，那年方显廷先生46岁。1964年他61岁时从联合国机构退休。但紧接着又担任了亚洲经济发展及计划研究院副院长。这是一个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主要提供资金的、以研究亚洲经济发展和培训亚洲及远东地区各国企业家、银行家和政府官员为宗旨的机构。方显廷先生在这里工作一年后便离去，过着自己向往的清闲退休生活。但不久他又被聘为新加坡南洋大学客座教授，1971年再度退休，从此去瑞士定居，安度晚年。
从1947年进入联合国机构工作起，到1971年自新加坡南洋大学退休为止，将近25年的国外生活，使方显廷先生的研究方向发生了一个转折，即从专心致志研究中国工业化转而关注东南亚经济发展。在这些年内，他撰写了一些有关东南亚国家的经济发展的文章，收集到这部文集的有：《太平洋各国经济问题》、《新加坡的小型工业》、《新加坡经济发展的策略》、《亚洲及远东地区工业品出口的发展》等。但他更多的精力和时间放在编辑历年的《亚洲及远东经济年鉴》上。这套年鉴很有价值，它见证了这一地区的发展中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是如何一步步从衰退趋于复苏，再迈向成长和繁荣的。
方显廷先生是一位爱国者。即使他在联合国机构中工作多年，后来又在新加坡南洋大学任教，但他始终忘不了祖国的工业化，忘不了祖国内地的经济建设。据方显廷先生在回忆录中所述，《亚洲及远东经济年鉴》的内容自1953年起有所改动，即“《年鉴》对于中国内地的发展给予更为透彻的报道”。（第175页）
此外，1953年11月出版的《亚洲及远东经济季刊》（联合国亚洲及远东经济委员会下设刊物，创刊于1950年）上，发表了方显廷先生撰写的《1949-1953年中国大陆的经济发展》一文，引起了国外经济界的注意。方显廷先生在这篇文章中引用了中国政府公布的许多数字，他用这些数字说明中国经济恢复的速度是惊人的。文章中写道：“生产的恢复受益于多种因素，而其中最为重要的一个，无疑是和平与秩序的恢复。”文章还肯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制度变革的积极作用：“毋庸置疑，制度的改变对于自1949年以来经济的恢复也是一个重要方面，因而关于在过去几年过程中，中国经济框架的改变对生产的恢复起到了一定作用这一判断应当是中肯的。”
6卷本的《方显廷文集》出版了。这里记录下方显廷先生一生的主要论著。国内人士尽管过去对方显廷先生的学术贡献了解不多，但我深信，历史是公平、公正的，只要认真阅读了《方显廷文集》中各个时期的著述，就一定会了解方显廷先生为人处世的原则、治学方法、学术成就，以及在经济学和经济史领域所作出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