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政治民主化与社会风险存在交汇部位，现阶段中国民主化进程中充满了各种社会风险，这些社会风险会对中国的民主化进程产生重要的影响，若应对不妥，就有可能对民主化造成危害，如增大民主化成本、扭曲或中断民主化进程。因此，要理性认识现阶段中国民主化进程中的社会风险并采取有效措施治理，以确保民主化进程的有序推进。
关键词：现阶段；民主化进程；社会风险；社会转型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迈入社会转型的急剧加速期，社会开始呈现复杂、多元的特性，“社会优化与社会弊病并生、社会进步与社会代价共存、社会协调与社会失衡同在、充满希望与饱含痛苦相伴”[1]，现阶段中国的社会转型充满了各种风险和变数。同样，作为中国社会转型的重要组成部分的民主化进程，也必然面临各种社会风险。然而，目前学术界关于民主化研究与社会风险的研究大都单独分离、缺乏关联。即使一些研究略有涉及，也主要散见于相关著作和论文中，缺少系统性且较为有限。实际上，民主化与社会风险两者是紧密相连的，存在一定的交汇部位：一方面，民主化进程中会存在社会风险，这种风险既有外部性的风险，也有民主化本身所诱发的风险；另一方面，不管是外部性风险还是自诱性风险，都会对民主化进程造成一定的影响，特别是对中国特色民主化的形成有很大的影响。而若缺少从社会风险这一视角来分析民主化，或者不从民主化进程这一特殊背景来分析社会风险，那么无论是对民主化的研究还是对社会风险的研究，都是不全面的。基于此，本文尝试立足于社会风险这一视角来对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展开分析，试图揭示出政治民主化和社会风险的内在关联性。
一、现阶段中国民主化进程面临的主要社会风险
在结构要素上，民主化是政治结构层面的问题，社会风险是社会结构层面的问题，但两者是紧密关联的。社会结构的公正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民主化进程的状况，一旦社会结构运行遇到障碍，社会结构预定的社会功能就会遭到破坏，甚至发生扭曲或嬗变，社会问题就会增多，相应地社会运行的风险也就增大，民主化进程由此会受到严重影响。依据社会结构的构成要素划分，现阶段中国民主化进程中的社会风险主要包括制度性风险、阶层性风险、组织性风险、心理性风险等，其他各种具体的社会风险都是这几个层面风险的衍生物。
(一)制度性风险。制度是民主的重要保障。
通常情况下，一项良好的制度既可对政府权力进行有效规制，避免政府及工作人员滥用权力，侵害公民权利，又可规范公民行为，防止一部分人以“多数”、“民主”的名义来损害另一部分人的利益，即出现“多数人暴政”。但一项良好的制度得以建立和实施需要具备一定的主观和客观条件，如良好的政治素质、执法水平和必要的惩罚措施等。所谓制度性风险是指制度自身被预期的功能缺失或发生偏差而导致社会不稳定的可能性。对于正处于社会转型加速期的中国而言，由于良治的主观和客观条件还不成熟，因而为制度性风险的出现留下了足够的空间。当前中国社会面临的诸多风险，更核心的来源是社会制度结构层面，表现为公权力的扩张、制度的不公正、制度的缺失、制度的失灵等，而权力腐败、贫富差距拉大、社会保障滞后则是其具体表象。
(二)阶层性风险。所谓阶层性风险是指由于不公正的阶层结构引发社会不稳定的可能性。一个公正的社会阶层结构是现代社会稳定与发展的前提条件，也是民主化得以推进的社会基础。一个社会如果形成一个公正的社会阶层结构，有一个稳定的中产阶层，就能有助于民主化的推进，可以有效防止民粹化。亚里士多德指出，“惟有以中产阶层为基础才能组成最好的政体。中产阶层比其它任何阶级都较为稳定”[2](p.206)。在他看来，中产阶级是民主政体的天然盟友，古希腊民主的发达就与中产阶级的崛起有很大的关系。而对于中国的政治民主化，确保要有一个稳定、壮大的中产阶级，才不致让民主沦为暴民政治。但若阶层结构出现畸形化趋势，就会影响竞争的公平，影响整个民主化的进程。目前中国社会阶层性风险表现在三个方面：精英阶层的内卷化、社会主要群体的弱势化和中产阶层发育受阻。
(三)组织性风险。社会组织的作用在于可以为社会成员提供利益表达，及时、适当地宣泄其对社会的不满情绪，从而在政府与公众之间构建一个安全有效、双向互动的社会安全阀，减少或避免社会冲突的爆发。民主的生机是以社会为基础，更为完善地实行民主，要求一个范围广泛的、有自觉性的、团结的社会[3](p.53)。关于社会组织的作用，马克思是这样阐述的，“只有当现实的个人同时也是抽象的公民……只有当人认识到自己的‘原有力量’并把这种力量组织成为社会力量因而不再把社会力量当做政治力量跟自己分开的时候，只有到了那个时候，人类解放才能完成”[4](p.443)。组织性风险就是指由于社会组织发育的不足和社会组织有效性的缺失而致使公众利益表达渠道不畅而引发社会失序的可能。当前我国组织性风险主要表现在社会组织发育不足和组织有效性缺失两个方面，前者反映的是社会组织的总量不够，人均量更少；后者反映的是社会组织所发挥的社会性职能非常有限，难以满足社会的需要。
(四)文化心理性风险。现代民主化进程的推进，必须要有一定的社会文化和社会心理作为支撑。文化心理是指人们基于一定的物质生产方式，在社会生活中由经济关系、政治制度、社会结构以及文化习惯的发展变化而产生的思想、价值观和心理现象等。社会文化心理会影响公众对政治民主化的支持力度，也会影响公众健全政治人格的形成，更为重要的是影响公众政治参与的理性程度。文化心理性风险是指由于经济增长的短视效应、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缺失和社会多元文化的冲突等多重原因所造成的文化的混乱和心理的扭曲，从而导致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多。当今社会存在着一些不适应甚至阻碍我国民主化进程的文化心理因素，主要表现为社会信任缺失、社会焦虑感加剧和社会隔阂加深等。
二、现阶段中国民主化进程中社会风险的独特性
现阶段中国民主化进程中的社会风险除了具有风险的一般特征外，还具有一些中国社会自身所独有的特性。
(一)社会根源的特殊性。在西方早发国家的民主化进程中，劳资关系和贫富差距是引发各种风险的重要根源。而在中国现阶段，社会风险的最主要根源在于官民关系，其次是阶层结构。
根源之一：官民关系。与其他国家民主化启动阶段的社会风险相比，中国现阶段因官民关系所引发的各种社会矛盾问题较为突出，相当一部分的社会风险是由官民关系所导致的。据2006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在全国28个省市130个区(市、县)进行社会状况综合调查社会心态部分的数据显示，民众认为最容易产生矛盾、冲突的是干部和群众之间，其次是穷人与富人之间，其余的群体被选择的比例都很小[5]。再对近年发生的群体性事件分析可发现，以代表公共权力的政府部门或权力机关为主要攻击对象的事件不断增多，如冲击派出所、焚烧警车、打伤民警、围攻党政机关办公所在地等。这些事件说明，在目前中国社会，“官”与“民”之间关系已出现了某种紧张状况。
根源之二：阶层结构。社会阶层结构具有基础性、深层性的特征，它的公正程度极大地影响着社会的稳定与和谐。一个公正的社会结构至少具有两个明显特征：社会各个阶层之间的平等进入；社会各阶层之间的互惠互利。目前，中国已经形成了一个精英阶层和庞大的底层社会。据有学者估算，全国中低收入阶层约占总人数的80%左右。在这种阶层结构的背后，便是“上层精英的社会资本可以互相交换，而下层群体则是一盘散沙，两者之间的贫富差距逐渐被拉大，中国社会结构呈现‘倒丁字型’，社会张力加大，十分脆弱”[6]。这就容易造成社会各个阶层之间缺乏互惠互利，出现上层精英结盟和底层群体弱势化的风险，由此民主化进程中潜伏着安全的隐患。
(二)风险的并发性和高发性。社会结构各个层面的风险之间互相影响，相互叠加，潜伏着巨大的并发危险性，若处理不当，某种社会风险一旦恶化就可能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引发其他社会风险的全面爆发，演化成大规模的社会危机，造成社会的动荡。即本属于个案化的社会风险有时候就会演变成整体化的社会危机，对社会稳定造成严重的冲击。如制度性风险带来贫富分化差距，造成阶层性风险加大，它们又阻碍着社会的组织化，导致社会不满和冲突的增多，并最终促使社会危机的爆发。近年来，我国相当一部分群体性突发事件就是多重社会风险共同演化爆发的结果。以安徽池州事件为例，一起普通人车碰撞事件，既无严重的身体伤害，也无严重的经济损失，却引发了一场大规模的群体性暴力事件。社会风险的大量存在，导致社会风险演化成社会危机的比例较高。此外，我国存在社会规模庞大的因素，如人口基数大、人口高度密集等，增加了风险分摊难度；也有社会风险种类多、数量大的因素，使得社会危机存在更多的爆发可能性；还有双重社会转型的时空压缩效应，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各个时期的社会问题都同时出现，都不可避免地造成了社会危机的多发性。据有关部门统计，1993年中国发生社会群体性事件0.87万起，2005年上升为8.7万起， 2006年超过9万起，并一直保持上升势头[7]。
(三)风险的集聚性和基础性。从主体上看，社会风险涉入群体主要集聚在社会基础阶层群体，其他一些社会群体参与较少。作为人数最多的工人群体和农民群体中的成员，由于获益最少、相对剥夺感比较强烈，因而其中的一些人作为当事人很容易卷入社会纠纷和冲突事件当中，而且是较大规模的卷入[8]。社会风险的集聚性与社会财富的集聚性成负相关，“社会财富在上层集聚，而社会风险在下层集聚”[9](p.36)。各种突发性的群体性事件表明，越来越多的社会基础阶层成员卷入群体性事件，特别是以“边缘化”的社会弱势群体居多，如下岗失业职工、失地农民、农民工等群体。
从客体上看，社会风险大多集中在与民生密切相关的基础部位，即社会风险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民生问题未得到妥善解决而产生的，参与群体的需求主要是民生诉求而非政治诉求，如就业难、社会保障不足、收入差距拉大等直接大面积地影响到大多数社会群体的生存状态。“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显示，公众认为最为严重的前五项分别是“物价上涨”(63.5%)、“看病难、看病贵”(42•1%)、“收入差距过大”(28%)、“就业失业”(26%)和“住房价格过高”(20.4%)，“养老保障”排第七位(17•7%)[10](p.24)。显然，这些基本民生问题对于工薪阶层和农民阶层的生存和发展会产生十分不利的影响，引发社会危机的可能性大。据公安部统计，群体性事件大多是由人民内部矛盾引发的，因工资福利等基本生活费用引发的占总数的23•8%，因征地搬迁及补偿费等引发的占18•1%，因企业改制、兼并、破产等问题引发的占10.6%[11]。
三、社会风险对中国民主化进程的重要影响
社会风险是一种积极结果与消极后果的双重结合体，它意味着机遇与挑战并存。社会风险对民主化进程的作用主要取决于风险的严重程度。通常情况下，高度的社会风险对民主化进程具有很大的破坏性作用，易引发社会危机的爆发，损害民主化的社会环境，而中低度的社会风险对于民主化进程有着一定的积极意义。
(一)社会风险对民主化进程的积极影响。适度的社会风险存在是促进民主化进程的重要因素，正如亨廷顿指出，“低度的社会暴力，低度的政治两极化或政治极端主义”是进行民主化的重要条件[12](p.45)。
第一，有助于社会问题的暴露。社会风险的形成与演化过程，实质上就是社会问题不断暴露的过程。从民主化的角度来看，社会风险所产生的社会经济影响和政治压力往往会转化为变革的推动力和催化剂，从而推动民主化的进程。具体而言，社会风险的出现具有发现公共问题、推动公共问题进入政府议程、促使政府制定有效的公共政策，解决公共问题的功能；也会促使政府重新评估其制度、政策和行为，改进政府管理之缺失的作用。一言以蔽之，风险既意味着灾难和痛苦，但也是发展和创新的机会。正所谓，“风险不只是某种需要进行避免或者最大限度地减少的负面现象，它同时也是从传统和自然中脱离出来的、一个社会中充满活力的规则”[13]。
第二，提高社会风险的应对能力。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是进行民主化的有利条件，但就实际而言，没有哪一个国家的民主化进程是在完全没有风险的社会中进行，充满社会风险是民主化进程的常态。在一个充满风险的社会中，政府和公众的各种风险应对意识和能力都能够得到提高，有助于化解民主化进程中的各种社会风险。经过数次风险的洗礼和考验，可以激励人们树立风险意识，增强风险观念，未雨绸缪，在日常生活、工作中做好风险的预防工作，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下一次危机的降临[14]。目前无论是从风险预警到危机的应急处置，还是从信息的透明公开到事件的善后处置，都毫无例外地反映出我国政府的风险和危机应对能力得到了很大的提高。
第三，有利于稳定共识的形成。民主化进程需要在一个稳定的政治环境中进行，而适度的社会风险则有助于社会稳定共识的形成。社会风险的放大和扩散往往意味着社会损失的可能性增大，也意味着社会危机爆发的可能性增大。对于每个人而言，都清楚社会危机的爆发意味着什么，不但影响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更影响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当前中国民主化进程的推进迫切需要稳定的政治局面。正如埃及总统穆巴拉克曾告诫人们：“安定是民主发展的前提，没有安定，任何人都享受不到真正的民主，更谈不上参政。”[15](p.91)
十年“文化大革命”对人们心理所造成的严重冲击，以及苏东剧变所带来的一系列严重的社会矛盾和冲突，使得我国人民对社会稳定尤为渴望，正所谓“前车之鉴，后事之师”。因此，从这个层面来讲，适度的社会风险可以起到预警作用，让政府与社会时刻注意化解与防范社会风险，从而有助于社会稳定的维持。
(二)社会风险对民主化进程的负面影响。社会风险在促进民主化进程的同时，也会带来很大的负面影响，削弱民主化的社会环境、经济基础、公民社会基础和公众的参与等基本条件。
第一，损害民主化的社会环境。民主化需要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社会的稳定是民主的前提，没有稳定的局面就无法进行民主的实践[16](p.367)。在现阶段的中国社会中，阶层性风险对社会稳定的影响尤为严重。一方面，社会主要群体弱势化意味着大多数社会成员无法共享社会发展成果，它是造成社会矛盾和冲突产生的重要根源，“越是社会地位较低的阶层，越会比较强烈地产生社会冲突的意识”[17](p.245)。另一方面，精英内卷化会降低社会流动。一旦社会成员在体制内得不到正常的向上流动，就可能寻求体制外的渠道，甚至用非和平手段来达致目的。正如亨廷顿所言，“由于缺少流动机会而政治制度化水平又低，社会挫折同政治不稳定之间便产生了联系”[18](p.42)。这些社会不稳定因素的增加严重地阻碍了我国的民主化进程，很难想像，在一个动荡的国家何以能顺利有序地推进民主化进程。
第二，削弱民主化的经济基础。经济发展可以为民主提供经济基础，从而促进向民主的过渡。李普塞特曾指出，一个国家越富裕，它准许民主的可能性就越多。只有在富裕社会……才能出现这样一种局面：大批民众理智地参与政治，培养必要的自我约束，以避免盲目不负责任煽动的呼吁[19](pp.27-39)。而民主化进程中社会风险的大量存在，会严重削弱民主化的经济基础，阻碍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一方面，健全的制度可为经济的发展提供保障作用，如健全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可以免去人们的后顾之忧，促进消费，从而拉动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社会阶层的分化本是经济发展的产物，但若这种分化超过合理的界限，反过来又会阻碍经济的发展，削弱人们的经济福利水平，从而严重损害民主化的经济基础，进而阻碍民主化的发展。在一个底层民众占绝大多数而中间阶层比例很小的社会里，经济内需的拉动力是非常有限的。
第三，阻碍公民社会的发育。衡量国家民主化的一个重要标准就是代表不同社会阶层和群体的公民社团发展状况。大量社团组织的发育可以为公民提供多种形式的政治参与渠道，社团组织的利益表达能力明显大于公民个体，它既是民主政治发展的重要条件，也是民主政治发展的重要结果[20]。正如赫尔德所指出，“民主要想繁荣，就必须看作一个双重现实：一方面，它涉及到国家权力的改造；另一方面，它牵涉到市民社会的重构”[21](p.396)。西方国家民主化进程表明，市民社会确实是对国家权力的一种制衡力量，构成了对国家垄断权力的一种制约[22]。目前中国社会结构的畸形化，严重影响了中国公民社会的发育和成长。同时，精英阶层利用优势地位压制社会组织的成长空间，造成社会组织化程度不高和社团有效性缺失，如社会组织民间性不足，自治程度不高，整合资源作用的能力非常有限等问题，严重影响了公民社团作用的发挥。
第四，导致公民参与的不足。公众参与是现代民主的核心要素，也是衡量民主政治的重要尺度，现代民主政治的进步就是公民政治参与的扩大，“没有公民的积极参与，民主制度也就不可能产生预期的政策结果”[23](p.5)。缺乏公众参与是当前中国民主化进程中所面临的最大问题。社会基础阶层群体的基本生活得不到保障，疲于生活，无心顾及民主的参与，从而带来政治上的边缘化，导致民主化缺乏社会基础。“如果社会中一部分人贫困化，这个社会中的民主是可行的，即使是不完美的；如果这部分人增加，这个社会中的民主是不大可能成功的。如果唯有少数享受繁荣而广大群众处于屈辱贫困之中，民主是不可能实现的，以民主为名，不过是盗名欺世”[3](p.111)。
第五，损坏民主的心理条件。民主所有的条件之中，心理条件是最基本的。社会心理的状况会对其他民主化条件产生直接的影响。而社会风险的增多会损害这种心理条件，带来一系列负面的心理反应。一是不公平感，即认为在起点、规则和结果方面受到不公正对待；二是相对剥夺感，即使总体收益增加，但由于同其他阶层的人员相比收益增加速度缓慢，因此觉得自己的实际收益减少了；三是挫折感，即试图改善自身现有社会地位而又未能如愿时产生的失落心理；四是危机感，即由于社会保障不健全而使生活在社会底层的贫困阶层感到朝不保夕、前途暗淡[24](pp.140-141)。当这些阶层人员把上述的认知归咎于党和政府的政策结果时，则会给政治稳定带来隐患[25](pp.195-197)。
四、社会风险影响下民主化进程的几种可能
社会风险一旦超过一定限度就会产生很大的负面效应，影响着民主化的发展。具体来说，若社会风险应对不当，则民主化进程可能会出现以下几种发展可能。
(一)增大民主化进程的成本。现阶段中国的民主化进程，若不能有效化解民主化进程中的各种社会风险，则必然会导致民主化的成本增大。
第一，政治成本。政治成本是指政府等政治主体在政治活动过程中所使用和消耗的政治资源的总和，这种资源包括合法性成本、政治稳定成本以及民心成本等。而政治性成本最关键的是民心成本，它包括民众支持程度、参与程度等。民主化进程中社会风险增多意味着社会危机出现的可能性增多，更意味着社会的不稳定性因素的增加，政府就会面临政府合法性的危机，同时社会风险也会削弱公众对政府的认同。特别是当国家的权力无法保护甚至侵犯个人权利时，不但影响政府的执政合法性，还会严重削弱民众对政府的信任，从而导致民心成本的增大。
第二，经济成本。社会风险的增多还会加大民主化的经济成本。经济成本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化解民主化进程中各种社会风险所必需的资源耗费；二是社会风险演化为危机所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以及因风险而导致决策失误所造成的经济损失等；三是因民主化风险而导致的贪污腐败、资源浪费等。这些经济资源消耗的总和构成了民主化总的经济成本。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公权力扩张所造成的经济成本是当前中国社会最为主要和最为严重的。同时，社会主要群体的弱势化也影响着民主化进程，大量社会人群疲于生计，且综合素质相对不高，他们无心顾及民主也缺乏参与能力，在这种情况下要扩大他们的参与，势必就会增大成本。当前村民选举中给选民发放误工补贴不断增加的事实足以说明这种物质激励是难以长久的，只会不断增大民主化的成本。
第三，社会成本。狭义的社会成本是相对于政治成本、经济成本而言的，它包括价值、态度、道德、观念、社会心理等各方面要素。一个社会要实现民主的良性发展，不但要尽量降低民主化的政治和经济成本，更重要的是要降低社会成本。“如果一个政权维持它的运作总要比别的政权多花费几倍、几十倍，执政党的每项政策都需要调动大量的警察乃至军队来强制实行，那么这种运作在成本上是难以为继的”[26]。近年来我国随着贫富悬殊、权力腐败、失业人口增多、生态环境恶化等大量社会问题的出现，造成了道德失范、价值混乱、社会心理扭曲、法纪不张等一系列不良社会后果，也严重地削弱了社会的凝聚力，危及社会的稳定。相应地，民主化所需要的公民意识、责任意识和权利意识等会随之受损，民主化的社会成本也在不断增大。
(二)扭曲民主化进程若社会风险由低度的社会风险逐渐向中高度的社会风险演化，而政府和社会又不能有效控制这种社会风险及其所带来的负面效应，就会对民主化造成程度较大的损害，即导致民主化进程的扭曲。
第一，民粹主义泛滥。社会主要群体的弱势化可能会造成民粹主义的抬头和泛滥，易导致政府的权力为社会弱势群体所掌控，从而损害其他群体的利益，使得民主化变形走样。科恩曾指出，健全的民主要求健全的公民，社会成员如果长期营养不良或经常生病，既有广度又有深度地参与公共事务是难以做到的。如果群众中大多无衣无食，或者疾病缠身，指望这样的群众实行真正的民主，那是幼稚的。在公民素质不高的情形下，公民参与的大量增加便意味着动乱和暴力，从而严重阻碍民主化进程。
第二，精英控制民主。民主化进程被扭曲的情形之二，就是精英群体的结盟带来民主的变形。精英群体结盟并利用公共资源，获得弱势群体的支持，掌控民主化进程。例如有钱人可利用穷人在金钱和物质财富方面的极端匮乏进行贿赂，或向穷人许下诺言，答应帮助他们摆脱贫穷，以换取他们的选票[27]。这样不利于民主的推进，甚至会阻碍民主化的发展。群众容易被社会精英分子所动员，“个人野心很少受公共权威感的约束，权力的作用(即财富和势力)膨胀到了最大限度”[18](p.62)。同时，精英掌控民主也会导致民众参与的严重不足，使民主大打折扣。
(三)中断民主化进程。任由社会风险的演化和放大，到一定程度时就会演化成大的社会危机，它有可能会直接造成民主化进程的中断。一方面，人为中断民主化进程。这种人为中断民主化进程的情形，主要是由于出现一党专政或者军人执政的政体而导致民主化的中断。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非洲一系列国家取得了民族独立。由于受西方国家的民主模式影响，这些国家在政治上获得独立后，在政权建设上学习和模仿西方国家的政治模式，实行民主政体，如议会内阁制、总统制等。然而，到80年代末，大部分非洲国家由多党的政治体制演变为一党制或军人执政的政治体制[28](pp.57-58)这些政党和军人上台执政后，大力加强权力集中，破坏议会制、选举制等民主制度，直接导致这些国家民主化进程的中断。另一方面，社会解体造成民主化进程的中断。若社会风险得不到有效治理，一旦这些矛盾和冲突演化成大的社会危机，就会造成整个社会的动荡和混乱，致使社会解体，直接中断民主化进程，使之趋于失败。20世纪80年代的东欧国家的民主化进程，有些国家出现了大的社会危机，直接导致了政权的垮台，其民主化也随着停止。
五、社会风险的治理与良性民主的实现
(一)理性认识民主化进程中的社会风险。现阶段中国的民主化进程是在社会转型加速期这一宏观社会背景下进行的，而对于正处于社会转型的中国社会具有复杂性和双重性，也正是这种独特性使得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充满了各种各样的社会风险。为此，我们要理性认识这一现象。首先，要科学判断现阶段中国民主化进程中的社会风险。从社会风险的客观性来看，风险无时不在、无处不有，现阶段中国民主化进程中充满风险将是常态；从社会风险的基本性质来看，现阶段我国民主化进程中各种社会风险的基本性质是人民内部矛盾演化和发展的结果，是根源于人民内部的各种社会矛盾；从社会风险的危害程度来看，社会风险有高度、中度和低度之分，当前中国现阶段的各种社会风险属于中低度风险，但也有进一步升级和演化的可能。其次，要理性认识社会风险对民主化进程的影响。社会风险是一把“双刃剑”：社会风险对民主化进程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社会风险的负面效应会严重阻碍民主化进程。再次，要防止两种错误的认识倾向。一方面，我们要看到民主化进程中充满社会风险这一现实，而不是否认社会风险的存在和无视社会风险对民主化进程的消极作用；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任意夸大社会风险的消极作用，不能因为民主化进程中存在社会风险就反对或阻止民主化进程的推进，这无异于“因噎废食”，正所谓“民主有风险，不民主更危险”。
(二)治理民主化进程中的社会风险。为有效推进现阶段民主化进程，我们必须着手化解和应对各种社会风险，既要增强人们的社会风险意识，也要尽量减少民主化进程中的各种风险，更要尽量把社会风险对民主化进程的负面影响降到最低程度。
第一，限制公权力的扩张。不受限制的公权力扩张是民主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障碍，因此，要对公权力的运行进行约束和限制，以确保公权力的正当和合理运用。公权力行使应遵循两个边界：下限为公民私权利的保护，上限为公共利益的维护和增进。具体而言，一是要确保公权力的行使仅限于公共事务范围内，并对公共事务做出明确界定。二是公权力的行使必须以保护公民私权利为基本出发点。权利是本源，权力是由权利让渡而生。因此，公权力与私权利的界定应遵循这样一个原则：“对于私权利，法无禁止皆权利，法无禁止不得罚”[29]。三是要严格界定公共利益。明确规定哪些利益属于公共利益的范围，哪些不在范围之内。四要明确规定“当公共利益与公民私权发生冲突时，公权在什么情形下和在多大程度上可以侵犯私权，以及如何补偿因公共利益而受损的私权”。
第二，构建利益协调机制。建立公正、合理、有效的利益协调机制，确保社会各个阶层、各个成员真正共享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是新一轮改革的重大任务，也是现阶段中国民主化进程的重要突破口。为此，需要构建起社会财富再生机制、利益诉求机制、利益调节机制和利益保障机制等四大利益协调机制。现代民主的成长有其自身的必然逻辑：民主必须首先满足个体获得自主权利的要求，然后满足个体在国家与社会的空间中实现其自主权利的要求。当务之急是建立起符合实际的初级社会保障体系，初步做到“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
第三，推进社会结构的优化。目前，影响中国民主化进程的社会风险多为社会结构层面的问题，“从社会大的环境层面上来看，是自由相对有余而平等相对不足；从基础阶层或是从民众层面来看，是中国社会主要群体的弱势化趋向；从较高位置的阶层层面来看，是精英群体之间利益结盟的苗头；从国家层面上来看，就是公共投入优先顺序的严重颠倒”[30]。因此，要推进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就必须调整社会结构，建立起公正的社会结构，使民主化的推进获得持久的动力。
第四，提高社会组织化程度。组织化程度是衡量现代民主的一个重要指标。民主的正常有序发展总是在不同的社会组织和社会力量之间协商和妥协过程中展开的，多元化的社会组织通过自觉而有组织的分化与整合，可以为民主的健康发展提供自动平衡的砝码。从公民个体来讲，他们进行利益表达的一个重要渠道就是借助于社会化的组织而不是个体。从政府层面来讲，政府不可能与单个个体的人去谈判和协商，否则政府运行的成本会大大增加，通过发育社会组织，使其承担起利益表达的功能，其成本将大大降低。
(三)良性民主的实现途径。对于任何一个国家和社会而言，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民主化，或是说良性发展的民主，它不但可以防止和减少民主化进程中各种社会风险，还可以将各种社会风险对民主化的影响降到最低限度。在风险的影响下，现阶段中国的民主化进程要实现良性的发展，绝不是某个单一路径的逐步更替，而是诸多路径的混合同步，需要诸多因素共同合力，实现从不民主走向民主，从一般民主走向更加民主。正如艾尔•史密斯曾指出：“医治民主痼疾的唯一办法就是要更多的民主。”[31](p.100)
路径一：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政治民主化有两大动力——来自政府的推动力和来自民众的拉动力，两者皆不可偏废。只有这两种民主动力实现有效的结合，民主政治才能获得良性发展。从自上而下的角度来看，中国民主良性发展的实现，需要从党内民主和政府体制改革两个方面着手。一方面，要加快推进党内民主。党自身的民主建设状况关系国家的前途和命运。不断扩大党内民主，如实行党政分开、贯彻民主集中制、实行党内财产公开制度等，可以有效地推进民主化的进程。另一方面要不断推进政府体制改革，包括精简政府机构，提高行政效率，减少行政成本；加快地方分权改革；加快政社分离，把大量的社会性职能从政府部门剥离出来，交由社会组织来承担；建立各种民众参与决策的机制，等等。从自下而上的角度来看，中国民主化要扩大基层民主，以县、乡镇、社区基层民主为突破口则具有风险小、成本小的优点，可以稳步有序地推进民主化的进程。如果民主以省、市为突破口，范围广影响力大，一旦处理不好可能会引发严重的社会危机。
路径二：从经济民主转向宪政民主。经济民主既是民主政治形成的现实基础，是民主化必然经过的一个阶段，同时也是民主政治发展的根本动因。在现阶段中国，随着民生问题日益受到重视和逐步得到解决，且高度的市场化也培育起了人们的契约精神和妥协精神，为政治上的民主提供了有利的土壤。因此，要加快从经济民主转向政治民主，特别是要推进宪政民主。民主政治的一个核心问题是宪政问题，它是实现个人权利的根本途径，宪法对于政府和公民具有最大的权威，宪法的具体内容直接反映着这个国家的民主程度[32](pp.124-125)。宪政民主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解决对政治权力的制约问题，限制政府权力，以有效地保障人权、自由与社会公正。毋庸置疑，当前中国民主化进程要加快推进经济民主向宪政民主的转变，以限制公权力的扩张为突破口，推进民主的制度化和法治化。正如有研究者提出，民主的缺陷也只有通过宪政才能得到医治，才能避免堕落为“民主的专制”的可能，宪政是专制的天敌[33](pp.102-135)。
路径三：从程序民主转向实质民主。程序民主与实质民主是民主的孪生兄弟，属于民主的两种不同表现形式。程序民主强调过程的重要性，就是必须确保民主政治各个环节程序上的民主，而实质民主则强调政治过程的后果，即以公民个人权利是否得以实现来判断政治体系的民主程度。一般情况下，在民主化发展较低阶段，要重视程序民主，确保民主政治的各项程序公正，而当民主化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就要推进实质民主，要以公民个人民主权利实现与否来衡量民主的程度。权利则是民主的实质，民主的根本宗旨就是要真正保护好每一个人的合法权利，而不是一部分人的权利。因此，对于现阶段中国的民主化而言，要加快从程序民主转向实质民主。在确保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前提下，逐步推进实体民主，如实行党内财产公开制度、信息公开制度、社会参与机制和透明网络等[34]。只有让更多的民众参与到民主政治中来，使用好其民主权利，才能真正地实现“人民当家作主”。
路径四：从选举民主转向协商民主。选举是民主的重要内容之一，但实行普选需要一定的前提条件，它具有很大的风险和成本。若在条件不成熟的条件下全面推开这一民主政治实践，可能会导致人们社会期望值过高，一旦目标无法实现就会产生不满情绪，进而最终导致民主化的失败和社会的倒退。除选举之外，民主还包括对政府权力的限制，对公民权利的保障[35](p.序言11)，以及多边式的协商民主等。民主也并不意味着由大多数人在某个政策的制定上能够形成一致的决定，而是各种利益集团、社会组织和公民能够参与决策过程，分享决策机会，进行协商妥协。因此，当前中国推进民主化进程的一项重要发展逻辑就是要从选举民主转向协商民主。在理念上，要重视协商沟通对民主的重要性；在制度设置上，要考虑为民众提供民意表达的吸纳机制，建立公众、社会团体和政府之间面对面的协商机制。此外，还要拓宽其他非制度化的渠道让民众进行民意的表达。只有这样，才能让公众参与有渠道，又可以培育社会成员之间的民主协商、妥协精神，从而推动民主的有序发展。来源: 《天津行政学院学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