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有一个现象：国家的正式税率不高，但老百姓为税负而痛苦。

比如明代，黄仁宇先生在《万历十五年》一书的自序中就说道：“过去关于明史的叙述，几乎无不有‘税重民穷’的说法。”税重民穷，是明代人的普遍感受。税重导致民穷，当时的人为税负感觉痛苦，这是研究者根据史料得到的普遍印象。

但是，明代的税率却并不算高，按照黄仁宇的概括：“16世纪末，全国田赋额最重的为南直隶苏州府，约占农村收入的20％。此外各府县一般都在10％以下，其中又有轻重的不同，山东曹县全县的赋役约占农村收入的9％，去苏州不远的溧阳县，情形就更为奇怪，约在1％—5％之间。”除了苏州20%的高税率有其特殊原因之外，其他地方通常都在10%以下，有的地方甚至只有1%，按理是不应让人痛苦的。

中国古代主流的财税思想，是轻徭薄赋，这既是儒家思想中君主要仁义爱民的要求，也是王朝建立初期获取民众支持的策略需要，实际上更是传统农业经济下老百姓税负能力有限的客观要求。因此，从各方面来看，都不可能实行重税，国家正式税率一般定得不高，10%的“什一之税”一直被认为是比较合理的农业税率。

国家的正式税率不高，老百姓却为税负痛苦，这种诡谲的历史现象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呢？税负不均是一个原因。官僚免税，富人逃税，穷人没有免税，也无法逃税，甚至还被转嫁税负。而穷人的税负能力有限，甚至极低，这是他们深为税负痛苦的重要原因。但是，除此之外，还有更重要的原因，那就是隐性税负。

隐性税负的表现之一是“税外之税”，或称“暗税”。暗税是官吏在征税时自行加征的税收。从明清时代的史实看，暗税通常达到正税的二倍甚至以上。明清两代，八个省份向北京输运漕粮。顺治、康熙时代的官员陆世仪议论说：“朝廷岁漕江南四百万石，而江南则岁出一千四百万石。四百万石未必尽归朝廷，而一千万石常供官、旗及诸色蠹恶之口腹。”

这就是说，国家正式规定的漕粮数额是400万石，而民间则为之付出了1400万石，这多出的1000万石就是暗税。假设国家的正式税率是5%，那么民间的实际负担则达17.5%，5%的税率不算高，17.5%的税率肯定让人深感痛苦。

隐性税负的另一种表现，是政府把负担转嫁到某些商品之上。比如在清末，四川合江县食盐售价是每斤60多文钱，里面税费占了将近一半，但税费中正税只有每斤不到1文钱，其余都是太平天国起义后加派的，包括什么厂厘、黔厘、渝厘、滇厘、三次加价、滇省团费、黔厘加价、防边经费、局费、添练新军、抵药加厘等等，总计达到每斤26文。食盐是生活必需品，不能不食用，政府搞食盐专卖，想提价就提价，由此造成的民间负担，实际上是另一种税负。

隐性税负还有很多表现，比如国家财政中极少用于民生，老百姓纳了税，但一旦涉及民生就得自己掏钱，等于是再纳一次税。清代的国家财政支出，绝大多数用于养军队、养官吏，仅有极少的部分用于治理黄淮、赈灾等，可以算是民生支出。

中国老百姓感受到的税负痛苦，鸦片战争之前英国人在中国也深有体会。

明清时代的商业税率不高，通常是“二十税一”或“三十税一”。英国人认为中国的关税“并不特别重”，但是“那些经久不变的露骨的勒索，就成了激起愤懑的许多芒刺”，“把他们像被蚂蚁螫住一样地刺痛了”，“他们从来没有消除过这些数不清的和无尽无休的勒索所造成的愤怒”。让他们痛苦的勒索，就是“税外之税”。

为了解除痛苦，英国人闹过很多次，包括乾隆二十四年（1759）东印度公司策划的“京控”——“洪仁辉事件”，以及乾隆五十八年（1793）马戛尔尼使团和嘉庆二十一年（1816）阿美士德使团来华，交涉中均有要求解除其痛苦的内容，但都没有效果，直到鸦片战争结束，通过《南京条约》第十条，才算达到了他们的目的。

国家公布的正式税率，不等于老百姓的实际负担；即便正式税率不高是事实，也不等于税负痛苦的事实不存在。税收只有取之有度，用之有方，老百姓的税负痛苦才能解除。

（《新京报》2011－10－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