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很有必要重温一下袁行霈先生对陶渊明的精彩论断：“他在政治斗争中当然不是一个风云人物，但在政治风云中却也不甘寂寞。仅仅用亲老家贫解释他的出仕，显然是不够的；仅仅用生性恬淡解释它的归隐，也是不全面的。他在政治漩涡里翻腾过，他的进退出处都有政治原因。把他放到晋宋之际的政治风云之中，才能看到一个真实的立体的活生生的陶渊明的形象，并通过这个典型看到中国封建时代一类知识分子共同的幻想、彷徨和苦闷。”
一般认为，陶渊明的辞官归隐，是诗人不能“适俗”的个性决定的。真的是如此吗？陶渊明与此相关的自述都是真话吗？如果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了解陶渊明与东晋后期政治的关系。
《宋书》卷九十三《陶潜传》：
躬耕自资，遂抱羸疾，复为镇军、建威参军，谓亲朋曰：“聊欲弦歌，以为三径之资，可乎？”执事者闻之，以为彭泽令。公田悉令吏种秫稻，妻子固请种秔，乃使二顷五十亩种秫，五十亩种秔。郡遣督邮至，县吏白应束带见之，潜叹曰：“我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人。”即日解印绶去职，赋《归去来》。
但束带面见上级长官，在晋宋时代是通例，为何陶公如此难堪？这能构成他辞官归隐的原因吗？因为无论何时何地，辞官归隐对每个知识分子来说都属于重大的人生选择。我们试读《陶渊明集》卷五《归去来兮辞序》的相关自述：
余家贫，耕植不足以自给。幼稚盈室，缾无储粟一，生生所资，未见其术。亲故多劝余为长吏，脱然有怀，求之靡途。会有四方之事，诸侯以惠爱为德，家叔以余贫苦，遂见用为小邑。于时风波未静，心惮远役，彭泽去家百里，公田之利，足以为酒，故便求之。及少日，眷然有归欤之情。何则？质性自然，非矫励所得。饥冻虽切，违己交病。尝从人事，皆口腹自役。于是怅然慷慨，深媿平生之志。犹望一稔，当敛裳宵逝。寻程氏妹丧于武昌，情在骏奔，自免去职。仲秋至冬，在官八十余日。因事顺心，命篇曰《归去来兮》。乙巳岁十一月也。
这段序文意在表明：
（一）做官是为了解决生活的困难，挣点钱花，因为他实在是太穷了；
（二）出任彭泽令是自己主动求官的结果，在这一过程中，他托了族叔陶夔的关系向“诸侯”求情。袁行霈先生说“家叔以余贫苦”的“苦”是“告”的讹字，极有见地，这正是校勘学所谓“理校”之法的妙用，而那位“诸侯”正是“告”的对象。按照现在的干部选拔制度，这种“走后门”的行为是典型的违法乱纪，但在六朝时代却是惯例。所以从表面看，陶公此举实在未免俗气，与其不愿束带面见督邮并因而辞官的血性之举相比，简直是判若两人；但令人诧异的是，诗人居然坦诚地公开了自己谋官谋位的行为，所以其中必然另有隐情（说详下文），我们不可遽下结论；
（三）之所以请求作彭泽县令，是因为大规模的战争刚刚停止，天下还不太平，自己不愿远离故土，而彭泽县离家乡寻阳比较近；
（四）作县令的好处是可以利用公田种粮食酿点酒喝；
（五）当官毕竟是违背自己本性的，所以感到不舒服，这是辞官的精神原因；
（六）正好赶上妹妹（嫁给武昌程氏，所以称为“程氏妹”）的丧事，所以就“自免去职”了，这是辞官的客观原因；
（七）“在官八十余日”，“因事顺心”，表明在他担任彭泽县令期间没有什么不愉快的事情发生，至于督邮下来巡视的事他根本就没提。
我们仔细审视诗人交待的这些情况，可以肯定其所述辞官归隐的种种理由都很难成立。试想：如果上级领导下来检查工作就辞官，如果自己感到行动不自由就辞官，如果有亲人去世需要奔丧就辞官，天下还有官吗？事实上，我们看陶渊明在担任彭泽县令期间的表现，可以发现与其说他是在做官，不如说是在表演，尤其是和老婆商量种地的事，没有他本人的广泛宣传，他人如何得知？如何能够进入历史学家的笔下？如果这不是陶渊明故意施放的刘玄德种圃灌园式的政治烟雾，那就意味着他是求田问舍的许氾了——但是，八十多天后他便离开他和妻子精心伺候的土地——那三顷公田本来就不归他们夫妇所有！我们不妨对比一下《晋书》卷四十九《阮籍传》关于魏晋易代之际的著名诗人阮籍的记载：“及文帝辅政，籍尝从容言于帝曰：‘籍平生曾游东平，乐其风土。’帝大悦，即拜东平相。籍乘驴到郡，坏府舍屏鄣，使内外相望，法令清简，旬日而还。……籍闻步兵厨营人善酿，有贮酒三百斛，乃求为步兵校尉。”显而易见，陶公之求为彭泽县令不过是阮籍故事的翻版而已。但是，这绝不是王子猷种竹式的名士风流，而是在政治高压之下岌岌可危的人生命运中的良苦用心和巧妙安排，是一种调节、缓和人事关系的特殊方式。而他所说的为贫而仕，实际上也是掩人耳目的言辞，意在消弭当朝权贵对他在政治上的警觉。因为陶渊明早年在政治上很有抱负。他说：“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历数古代贤士的不遇，也寄托了深沉的政治感慨。因此，陶渊明的出仕，尤其是投身于桓玄幕府，主要是政治选择的结果，在当时，他认为晋朝必败，桓玄必胜，其政治前途是一片光明的，故有此种选择；但是，他没有料到的是，桓玄集团会被刘裕消灭，由此他仕于桓玄的经历就构成了一个严重的“历史问题”。袁行霈先生在《陶渊明与晋宋之际的政治风云》一文中指出：“陶渊明先后出仕共计五次：第一次起为州祭酒，第二次入桓玄军幕，第三次为镇军参军，第四次为建威参军，第五次任彭泽县令。……第五次任彭泽县令，仅八十余日。即赋《归去来兮辞》，永归田里。求为彭泽县令这件事本身就是退出仕途的准备，而这八十余日他已脱离了政治斗争的漩涡。”而过去多数研究者大都认为，陶渊明第三次出仕是做了刘裕的镇军参军，第四次出仕是做了刘敬宣的建威参军。如此看来，陶渊明的政治选择是复杂多变的，简直就是肖洛霍夫在《静静的顿河》中塑造的葛里高利——一个在历史的阵风中飘摇不定、昏头昏脑、乱杀乱砍以致最后一无所成、一无所有的小人物。在东晋末年的混乱政局中，看风使舵的人物所在多有，但是，他们并非葛里高利式的“傻哥”，而是善于捞好处捞便宜捞资本的投机分子——具有清醒的理性的聪明的头脑，故能够随着政治势力的此消彼长和此长彼消而虚与委蛇，机捷多变，或与时俱进，或与时俱退，辗转腾挪，游刃有余，如著名的寒族出身的文人傅亮就是一个典型。《宋书》卷四十三《傅亮传》：“傅亮字季友，北地灵州人也。……亮博涉经史，尤善文词。初为建威参军，桓谦中军行参军。桓玄篡位，闻其博学有文采，选为秘书郎，欲令整正秘阁，未及拜而玄败。义旗初，丹阳尹孟昶以为建威参军。”他成功地实现了由桓玄阵营向刘裕阵营的角色转换，最后成为刘裕的佐命功臣之一。但陶渊明的情况与他不同，就政治选择而言，陶渊明自始至终都属于桓党，而不是刘党。在以刘裕为代表的北府军事集团和以桓玄为代表荆楚政治集团对峙、拼杀的过程中，他的政治立场是坚定的，但是，他对这种政治立场的文字表达却是含蓄的委婉的不易为人觉察的，而这正是我们要考察的重点。关于陶渊明出仕桓玄一事，袁行霈先生在《陶渊明年谱汇考》中指出：“江陵是荆州治所，桓玄于隆安三年(399)十二月袭杀荆州刺史殷仲堪，隆安四年（400）三月任荆州刺史，至元兴三年（404）桓玄败死，荆州刺史未尝易人。渊明既然于隆安五年（401）七月赴假还江陵任职，则必在桓玄幕中无疑。陶澍等人讳言渊明仕玄，故于其诗义亦曲为之说，实不足据也。”袁先生的主要依据是《文选》卷二十六陶渊明《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途口》诗（以下简称为“《夜行》诗”）。事实就是如此，任何形式的遮掩都是徒劳的。陶渊明的这种仕宦经历是由浔阳陶氏与谯国龙亢（今安徽怀远县西部）桓氏深厚的历史渊源决定的。《晋书》卷六十六《陶侃传》：“木屑及竹头悉令举掌之，咸不解所以。后正会，积雪始晴，听事前余雪犹湿，于是以屑布地。及桓温伐蜀，又以侃所贮竹头作丁装船。”陶侃将军竹头木屑的故事是非常著名的，但他细心收集的竹头，却成为桓温伐蜀战船上的竹钉，这说明他们彼此是非常信任且默契于心的，其相与之深非同一般。桓温就是桓玄的父亲，陶侃则是陶渊明的曾祖父。《晋书·陶侃传》：“遣子斌与南中郎将桓宣西伐樊城，走石勒将郭敬。”桓宣是谯国銍（今安宿县）人，属于谯国龙亢桓氏的别族（参见王伊同：《五朝门第》附《高门权门世系婚姻表》之十五《谯国龙亢桓氏》及《谯国銍人桓氏》，中华书局2006年版）。而在讨论陶潜的政治立场时，陈培基先生指出：
元兴元年壬寅（公元402年）二月，桓玄终于引兵东下，攻陷京师，自为侍中、丞相、录尚书事，接着又自称太尉，总揽朝政。此行陶潜因其孟氏母去世在家居丧而没能参加。……但是，从他在守丧期间为外祖父孟嘉所写的传记——《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可以明显地看出他对桓玄在京师的显赫一时是极之向往的。……：“光禄大夫南阳刘耽，昔与君同在温府，渊明从父太常夔尝问耽：‘君若在，当已作公否？’答云：‘此本是三司人。’为时所重如此。”刘耽是桓玄的岳丈大人。《晋书》卷六十一有他的传：“桓玄，耽女婿也。及玄辅政，以耽为尚书令，加侍中，不拜，改授特进、金紫光禄大夫。寻卒，追赠左光禄大夫、开府。” 桓玄给父亲的故吏与自己的丈人刘耽加官进爵的时间，正是陶潜为外祖父写传之前不久。所谓“本是三司人”者，就是讲：刘耽认为孟嘉如果还活着，也会当桓玄的三公之类的大官。这就十分清楚：正当桓玄显赫之时，陶潜特地为死去已经二三十年的外祖父写出这样一个传记，显然是有其深刻而奥妙的用意，说的是外祖父的事，表现的却是自己与桓氏集团的亲密关系。
从《孟府君传》可以看出，孟嘉与陶侃，孟嘉与桓温，孟嘉与刘耽、陶夔三人的关系，都非同寻常。我们再读陶渊明《夜行》诗：
闲居三十载，遂与尘事冥。诗书敦宿好，林园无世情。如何舍此去，遥遥至西荆。叩枻新秋月，临流别友生。凉风起将夕，夜景湛虚明。昭昭天宇阔，皛皛川上平。怀役不遑寐，中宵尚孤征。商歌非吾事，依依在耦耕。投冠旋旧墟，不为好爵荣。养真衡茅下，庶以善自名。
江陵是楚国旧地，也是荆州治所。从诗题看，这首诗作于晋安帝隆安五年（401），这一年是辛丑，诗题的意思是：辛丑年七月回家乡浔阳度假，返回江陵时夜行经过途口。“遥遥”句，唐李善注：“西荆州也。时京都在东，故谓荆州为西也。”李善注释又引《淮南子》：“宁戚商歌车下，而桓公慨然而悟。”以及许慎《淮南子注》：“宁戚，卫人。闻齐桓公兴霸，无因自达，将车自往。商，秋声也。”这条注做得好，因为陶公正是以贤人宁戚自比，而以作为春秋五霸之一的齐桓公比桓玄。《晋书》卷九十九《桓玄传》称桓温偏爱桓玄，“临终，命以为嗣，袭爵南郡公”，所以依照晋人的惯例，桓玄也可称为桓公，正如桓温以封临贺郡公被人们称为桓公一样。《晋书》卷八十四《刘牢之传》载参军刘袭痛斥刘牢之反复无常，有“今复欲反桓公”一句话，这个“桓公”正是指桓玄。李善注又引《庄子》“卞随曰”云云以及《论语》“长沮、桀溺耦而耕”和《周易》“我有好爵，吾与尔縻之”乃至曹植《辩问》“君子隐居以养真也”等语。卞随的话见《庄子·让王》：“汤将伐桀，因卞随而谋，卞随曰：‘非吾事也。’汤曰：‘孰可？’曰：‘吾不知也。’汤又因务光而谋，务光曰：‘非吾事也。’”（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769页）陶渊明巧妙地吸收古代经典作为本诗的“底文”，形成了一套深隐的政治话语，诗人意在表明自己仕于桓玄手下，既不是为了功名富贵，也不是为伐人之国而出谋划策，其真正的情志寄托仍在于归隐田园，养真于衡门、茅茨之下，以求得永恒的善名。其实，这些话语不过是诗人的托词而已，他说的并不是真心话!因为这种言说不符合其“中宵尚孤征”的劬劳于政事的当下状况。如果将《陶渊明集》卷一《答庞参军》诗与《夜行》诗对读的话，我们对这一点会有更深的理解。这首四言诗作于宋少帝景平元年（423）年冬。诗序说：“庞为卫军参军，从江陵使上都，过浔阳见赠。”这位庞参军当时隶属于江州刺史、卫军将军王弘（参见袁行霈：《陶渊明集笺注》，第29页）。本诗第一段：“衡门之下，有琴有书。载弹载咏，爰得我娱。岂无他好，乐是幽居。朝为灌园，夕偃蓬庐。”所表现的思想情绪与《夜行》诗“闲居”等四句以及“商歌”等六句是完全一致的。本诗第四段：“嘉游未斁，誓将离分。送尔于路，衔觞无欣。依依旧楚，邈邈西云。之子之远，良话曷闻。”以及第六段：“惨惨寒日，肃肃其风。翩彼方舟，容与江中。勖哉征人，在始思终。敬兹良辰，以保尔躬。”与《夜行》诗“叩枻”等六句的描写也非常相似，尤其是“旧楚”的说法，直接来自桓玄。《晋书》卷九十九《桓玄传》载桓玄在奔败之后，“惧法令不肃，遂轻怒妄杀，人多离怨”，殷仲文建议他“宜弘仁风，以收物情”，玄怒曰：“汉高、魏武几遇败，但诸将失利耳！以天文恶，故还都旧楚，而群小愚惑，妄生是非，方当纠之以猛，未宜施之以恩也。”诗人写《答庞参军》诗，距桓玄于元兴二年（403）九月建号楚国之时，已经整整二十年了，诗人抚今追昔，深感物是人非，曰“依依”，曰“邈邈”，其对往昔岁月的眷怀昭然可见。
《文选》卷二十六陶渊明《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诗也与桓玄有密切关系。在诗题下，李善注引臧荣绪《晋书》曰：“宋武帝行镇军将军。”后人多据此认为陶渊明曾任宋武帝刘裕的参军。但《魏书》卷九十七《岛夷桓玄传》载桓玄的从子桓振在桓玄被杀之后，曾一度袭取江陵，“振自为都督八州、镇军将军、荆州刺史，谦复本职，又加江豫二州刺史”。陈培基先生据此指出：“这是一个重要材料。都督八州和荆州刺史是桓玄东下京师前的官职，由此可知镇军将军也是桓玄原有的将军名号。桓振袭用桓玄生前的官职和将军名号，显然是为了便于号召旧部，从而重整旗鼓。桓玄自任江州刺史之后，为进一步发展势力，曾派人四出与诸兄弟联系。当时他的从兄桓谦任吴国（今苏州市）内史。陶潜为替桓玄送信给桓谦而前往吴国，因此经过曲阿（今江苏丹阳县）。他从寻阳出发，沿长江东下，到了京口（今镇江市）就转入运河，驶向吴国，中途遇风而在曲阿停留。《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诗是此行的记录，也是陶潜出仕桓玄所作的第一首诗，当时他已三十五岁。陶潜对此行念念不忘。后来在《饮酒二十首》之十还写道：‘在昔曾远游，直至东海隅。道路迥且长，风波阻中途。’从而可知，陶潜此行是到达了‘东海隅’的吴国，完成了联络桓谦的使命。……陶潜于晋安帝隆安三年出仕桓玄时，所当的官乃是参军。至隆安五年冬，陶潜因孟氏母去世而离开桓玄军幕，其任期虽然不满三年，但却是陶潜出仕时间最长的一次。”（《陶潜归隐真相新解——从陶潜与桓玄的关系说起》）他的这一观点是很值得关注的。《宋书·陶潜传》还说：“潜弱年薄宦，不洁去就之迹，自以曾祖晋世宰辅，耻复屈身后代，自高祖王业渐隆，不复肯仕。”陈先生认为，所谓“薄宦，不洁去就之迹”，“这是史臣隐晦地交代了陶潜当过桓玄官吏的史实”，而“自高祖王业渐隆，不复肯仕”，“这是史臣明确告诉人们，陶潜的不复肯仕，是与刘裕有关”，这也是他文章中极精彩的一笔。
陶渊明出任建威将军刘敬宣的参军也与桓玄有关。今《陶渊明集》卷三有《乙巳岁三月为建威参军使都经钱溪》诗 ，乙巳岁为晋安帝义熙元年（405）。据《晋书》卷八十四《刘牢之传附子敬宣传》，刘牢之及其子刘敬宣在安帝元兴元年（402）三月归降于桓玄，所以刘敬宣也就当了桓玄的咨议参军，陶渊明结识刘敬宣当在此时，而出任他的参军，则当在元兴三年六月至元熙元年三月间。因为刘敬宣任建威将军、江州刺史在元兴三年（404）四月，此时刘裕在湓口之战大胜桓玄，进据寻阳，而桓玄于元兴三年五月败亡。刘牢之反叛桓玄，窝窝囊囊地自杀了，被桓玄“斲棺斩首，暴尸于市”，“及刘裕建义，追理牢之，乃复本官”（《晋书·刘牢之传》），所以刘敬宣对桓氏仇恨极深，而对刘裕则颇为感恩。事实上，刘敬宣任建威将军之时已经是刘裕的人。刘敬宣是陶渊明通向刘裕的一座桥梁，尽管如此，陶公却没有继续向前走，而是当了一个小小的彭泽县令，在八十多天以后，就彻底辞官归隐了。此后，特别是在刘宋建国以后，虽然朝廷屡有征召，他再也不肯出仕，因为仕于桓玄的政治经历毕竟是一个“历史污点”，无论是晋朝的皇室集团还是刘宋皇室集团随时都可能以此为把柄整治他，陶公对此当然是心存顾忌的。事实上，陶公求为彭泽令之举以及出任刘敬宣的建威参军的选择，无疑拉近了他与刘裕新贵集团的距离，足以解除刘裕对他的戒心；而随后的辞官归隐，又拉开了他与刘裕的距离，从而使自己从容淡出了政治斗争的漩涡。就当时的历史情况而言，作为业已覆灭的桓玄政治集团的一分子，或者说桓玄集团的余党，陶渊明必须妥善处理与刘裕集团和皇室集团的关系，这是他赖以生存的政治根基，否则，他就要人头落地，乃至殃及九族，倘若如此的话，在人类文学史上也就不会有陶渊明这个响亮的名字了。事实上，陶渊明的文学成就与他的政治阅历也是密不可分的，因为一个不懂政治的人永远不会超越政治，一个没有政治情怀的人也永远不会有回归田园的梦想，陶渊明能够成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能够创写伟大的田园诗，也是由其政治阅历和政治素养所决定的。令人欣慰的是，陶渊明妥善地处理了当时复杂的政治关系，他是成功的，当然也是愉悦的，所以在将归未归之际唱出了“归去来兮”那凄美、潇洒、激越的人生音调。《庄子·缮性》：“古之所谓隐士者，非伏其身而弗见也，非闭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知而不发也，时命大谬也。当时命而大行乎天下，则反一无迹；不当时命而大穷乎天下，则深根宁极而待；此存身之道也。”陶公是深通这种“存身之道”的。当然，陶渊明能够免于荼毒之祸，不仅在于他善于自处，谋划有方，还与其曾祖陶侃将军对东晋王朝的卓越贡献以及族叔陶夔在朝中的呵护密不可分，如果没有祖先的这份荫蔽，如果他朝中无人，他想轻轻松松地洗刷自己的“历史污点”，他想随随便便地混个县令干干，他想平平安安地还乡隐居，吟诗作赋，那简直是白日做梦！历史证明，陶渊明选择归隐的道路是很有远见的。从义熙三年（407）开始，刘裕对桓玄的余党进行了残酷的迫害和诛杀，这种政治清洗是极其残酷的，有时不分青红皂白，难免扩大化，所以有很多人死于非命。而陶渊明早在义熙元年就已经摘清了与桓玄的瓜葛，并彻底脱离了桓、刘两党斗争的是是非非，正所谓“久在樊笼里，复得反自然”（《归园田居》五首其一），他的轻松，他的喜悦，他的幸福，如果不了解上述的政治背景，我们根本是体会不到的。因此，我们很有必要重温一下袁行霈先生对陶渊明的精彩论断：“他在政治斗争中当然不是一个风云人物，但在政治风云中却也不甘寂寞。仅仅用亲老家贫解释他的出仕，显然是不够的；仅仅用生性恬淡解释它的归隐，也是不全面的。他在政治漩涡里翻腾过，他的进退出处都有政治原因。把他放到晋宋之际的政治风云之中，才能看到一个真实的立体的活生生的陶渊明的形象，并通过这个典型看到中国封建时代一类知识分子共同的幻想、彷徨和苦闷。”（《陶渊明与晋宋之际的政治风云》）这才是真实的陶渊明——被后人称为“乱臣贼子”的桓玄的幕僚和朋友——一条在大军阀刘裕（此人在后来在篡晋的前后谋杀了两位皇帝）的政治大清洗中侥幸逃生的小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