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车内的广播正播放着一位听起来大约三十岁左右的女性声音。听的有些刺耳，不用说肯定是强调刚刚发生的那件事情。间接上推卸一些责任罢了，这大概是中国的有关单位一贯伎俩。
你安稳的坐在那里，静静的听着，她说上一句，你大概就可以猜到了下一句。而最后一句，往往都是“感谢大家的收听！”听起来怪客气的，在道理上还是说的过去。
你不知道，还有多久才能到站。在一个脏兮兮的、狭隘的车厢里，到处都是“邋遢的人民”。他们被媒体称为中国经济建设的主力军。他们的命运不是掌握在自己手里，更不是政治家的手里，而是他们老板的手里。他们看了“中央电视台”的感动人物评选后，都觉得“信义兄弟”是好人。所谓的好人在他们眼里就是“说话算话”，“不能拖欠他们的工资”，还有就是“一份活一分钱”。至于其他的其它福利待遇有没有他们只当是不知道，那些对于他们而言都是虚化的东西，可有可无的东西。他们其实很实在，所以之于这样的列车他们也坐。只因为票价便宜。他们并不胆怯什么，他们只知道自己的那份礼仪应该应用于每一个人——微笑起来，皱纹跟着眼角一起跳动。眉毛与厚厚的嘴唇一起张扬，有声有色。当他将脚无意的踩赃了你的鞋，他不会用纸巾帮你擦，也不会道歉。他只用他自己的方式向你表示歉意。先是一笑——腼腆的笑看起来那么的温厚——然后用手直接帮你摸掉皮鞋上的灰尘。你必须急忙的挪开自己的那只脚，然后说：“没事···没事···！”他才肯收手。然后又开始打盹，他们不习惯看报，也不听音乐，更不欣赏电影，好像唯一的兴趣只有睡觉。那已经成为了他们打发时间的最熟悉的方式。如此，也可以回避你善意的眼神。同时，他们对身边的事情漠不关心，这就是党培养出来的标准的好公民。
突然，一阵急促的吵闹将他惊醒了。他先是一愣，然后使劲的揉着自己的眼睛。你看着都担心——万一把眼珠揉出来了怎么办？如此的不卫生，得了沙眼怎么办？或许这份担心是多余的。不一会儿，他就完成了他的初醒。伸一个懒腰，然后咳嗽两声——如此的洪亮，也惊醒了你们的安稳。你张望着他，他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然后，他将咳出来的痰随口吐在了脚下，用脚一捻，这是中国最伟大的画家——一个大大的感叹号就出来了。“几点了？”他问你。“哦！三点半了！”你回答说。他笑了笑，不说“谢谢”，只会说：“还有一个半小时就到了！”，好像来此地许多次了，非常的熟悉。顿时眼纹都笑的皱了起来。回过头，他好像这个时候才听到外面的争吵声。
“我给你说，你这时候才来扫地，我上车这么久了，才第一次看到你扫地！”一位大约快六十岁的妇女说道。
“我扫地怎么了？”女列车员反问道。
“咿···我给你说，你作为列车员，应该为人民服务！知道吗？”她接着说：“给你提点意见怎么了？还发脾气啊!我告诉你们列车长去，你给我下岗吧你！”
女乘务员开始有点无奈，低着头，哽咽的说：“我那里发脾气了！”
“你还没发脾气，你刚才是什么态度？！”妇女也反问道：“按理说，我比你妈年纪都大，你还如此的在我面前张狂！一个女孩子家，如此的不讲理，家教太不好了！”
两个人你一句，我一句，已经吵的不可开交了。瞬间，一个站在旁边的男乘务员说：“算了算了，有什么好吵的。你退一步，她退一步，这事情不就结了吗！”他好像还未达到他的立场，接着说：“她扫地也是因为地上太脏了，所以才···您这样就有点不对了！”
妇女说：“我花钱买车坐，不仅仅是为了坐这趟车，而且还应该享受该有的待遇，这样的环境让人实在是不舒服。”
女乘务员接了句：“有钱你去坐好车去，花这点钱还想坐好车，想得美！”
“我就要花这点钱坐这车，怎么啦？”
说着说着两个人差点打起来了。他们只是围观，而没有说一句公道话。最后妇女边走边骂：“个臭婊子的，还不得了了，这个时候来扫地，扫了XX毛。”他们好像已经听习惯了这句话。你只有在旁边叹息一声，望风而问：“国民的素质，仅仅如此么？”
他去围观回来，笑嘻嘻的看着你，你无暇说一句话来讨论这样见怪不怪的事情。只当是没有遇到。他的笑容是那么的纯真，而带有些邪念。好像看到了一场许久没有看的皮影戏一样，很是开心。
他一不小心，又把脚伸到了你的脚上，头一歪，又睡了。如此的安详，沉静。你只能自叹不如。
他睡了一小会。你知道，他并没有完全睡着，毕竟马上就要到站了。火车开的极其的慢，好像在等待什么似地。估计是过早的到站了，所以需要在外面等一会。车厢里没有人啃声，一个女人的眼神无端的望着桥下的江水，有一种默然的肯定在眼神里。“那是什么？此种境界很难达到。”你对自己说。不久，车就驶入了站台。那个女广播员的声音又一次刺耳的出现在了空气里，本身就已窒息的空气更加让人窒息。你背好行李，然后跟着队伍下车，分道扬镳。他一下车，就燃起了一支烟，然后一个人看着天空，内心中估计有一种莫名的感叹，仿佛有一种回归的感觉。你看了他一眼，和上空中舞动的烟圈，然后离开。并报以祝福，祝福生活在中国最底层的这位朋友。
他大跨步的踏上了一辆车，然后消失。消失的急匆匆的，生怕被这座城市逮到。你等待着自己的那班车到来。然后静静的想，这一切是否只有在中国，这个已经是世界第二经济体的国度里见到。和谐的社会，果真和谐？我们距离文明还有多远？
而且还会想，作为农民与工人双重身份的他们，是否能被城市化掉？
如果他们是好的，那么他们又好在了那里？这些东西，城市是否还会接受？
二零一一年二月十六日作于武汉
二零一一年十月二十一日定稿于兰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