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3月7日，北京大学博雅特聘教授、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徐晋涛教授在才斋讲堂系列学术报告第172讲发表了题为《中国增长模式转型中的关键环境问题》的讲座，通过分析中国加入WTO前后的环境表现的变化，来检测“污染避难所假说”，探讨中国环境要素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从环境的角度对中国经济增长模式提出看法与政策含义。

以下根据演讲内容整理：

一 中国面临严峻的环境挑战

过去十几年，人们开始认识到环境问题的重要性。中国政府在十一五计划期间加大了环保力度，提出具体量化目标。但过去十几年的环保政策和人为努力并未取得明显成效。以空气质量为例，2013年以后空气污染治理成为中国环保局的最大目标，政府出台了许多政策，但统计数据表明，2013-2018年的空气质量指标实际上并没有明显的改善，以北京市为例，去掉北风较强的天以后，几年间空气质量指标在统计上没有显著差异。中国面临的另一个显著的环境挑战是气候变化。2002年之前，全球CO2排放量增长十分缓慢，但自2002年开始，世界和中国的CO2排放开始超常规急剧上升，中国目前是世界最大的CO2排放国。2015年签订的《巴黎气候协议》，标志着大部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气候变化的成因和减排的重要性达成共识，多数国家提出自主减排方案，目标是到本世纪末将地球表面温度上升控制在1.5~2℃。但各国承诺的自主减排方案与温度控制目标之间仍存在巨大鸿沟，即按照现有各国的减排承诺，到本世纪末地球表面温度将升高5~6℃。在这种情况下，今后气候谈判的主要内容就是要推动排放大国拿出更加强有力的减排方案。中国作为世界第一大排放国，年排放量占全球的30%，是美国年排放量的两倍，在新一轮谈判中必然面临十分巨大的压力。严峻的环境形势要求，在中短期内必须找到能见成效的环保措施，大幅度减少CO2排放量，改善空气质量。

二 经济增长模式转型的讨论

环境形势一定会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产生影响。环境问题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跟70、80年代的产业政策和发展战略有关系，但主流经济学界对此重视不够。90年代时亚洲四小龙的经济增长被称为“东亚奇迹”，但诺奖得主克鲁格曼、伦敦经济学院的Alwyn Young等经济学家则不以为然，认为东亚模式、中国模式“高投入、低效率”，GDP增长率虽高，但全要素增长率只有2-3%，与发达国家长期的全要素生产率持平，谈不上发展奇迹。东亚模式和中国模式的特点是高投资、高劳动投入，但中国人口结构老龄化、人口红利消失，意味着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型。经济结构转型的方向是由劳动密集型产业带动转向由资本密集型产业带动的经济增长，但是环境的改善是否也是经济转型很重要的一部分？

三 污染避难所假说的检测

为了探讨环境对经济增长转型的重要性，我们通过分析中国加入WTO前后经济增长速度的变化及其原因，来刻画环境在经济增长中所起到的作用。“污染避难所假说”（Pollution Haven Hypothesis）提供了理解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一个角度。根据污染避难所假说，发达经济市场的环境规制比较严格，欠发达经济市场的环境规制比较宽松，在封闭状况下，这两个不同条件的市场会形成各自的产业结构，但一旦开放贸易，欠发达国家由于环境要素成本低，就会成为“污染避难所”，污染比较严重的产业和产能就会从发达市场转移到较不发达市场，导致产业结构变化。中国在加入WTO之前，市场相对封闭，而加入WTO之后，相对更为自由的世界市场为为中国提供了发现自己“比较优势”的机会，使中国成为“污染避难所”。“污染避难所假说”预计中国加入WTO之后，各种污染物（包括CO2）排放量将增加，而作为贸易伙伴的发达国家的排放量会减少。我们的分析方法是以中国加入WTO事件作为断点/冲击，采用合成控制法（synthetic Control Method）来研究加入WTO对中国及其主要贸易国CO2排放的影响。找到一组与中国不存在主要贸易关系、经济体量与中国加入WTO之前相当并且2002年前后没有加入WTO的国家群，把这些国家群的CO2排放量代入测算公式，并找到一组权重使这些国家的排放量的加权平均值相当于中国加入WTO之前的排放量，这个虚构的“合成的中国”，在2002年的排放量与中国的真实排放量非常接近，但是2002年之后，这个合成的中国的排放量代表中国如果没有加入WTO的可能的排放量。 真实排放量与（合成的中国的）虚拟排放量的差值就是中国加入WTO这个事件对中国排放量的影响。用同样的办法找到“合成的中国主要贸易伙伴“，来预测如果中国不加入WTO 这个贸易伙伴的排放量。数据结果表明中国加入WTO之后，中国超常规增加排放，美国和德国超常规减排。

四 出口谜团—反常识的贸易结构

贸易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非常大，中国的经济增长是来料加工出口型的经济增长。中国劳动力资源相对丰富，资本相对缺乏。中国加入WTO之后，按照常识推断，出口量增长幅度最高的应该是纺织业等具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行业，而不是缺乏比较优势的机械制造业（电子机械和普通机械）等资本密集型行业。但实际数据显示相反。中国加入WTO之后， 自由贸易带来资本密集行业的空前发展，不具比较优势的资本密集型行业的出口量远高于具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行业，这不符合一般对中国比较优势讨论的判断，是一个谜团。但是，如果把环境表现考虑进来，资本密集型行业基本是高污染行业。通过考察出口行业的国内碳足迹，发现机械制造业和其他资本密集型行业的碳足迹确实很高，这给加入WTO以后的产业结构变化提供了一种解释。资本密集行业在中国普遍具有高污染高碳足迹的特点，较为宽松的环境规制给这些行业提供了产生竞争力的条件。

五 比较增长核算

1998-2008年，中国主要出口行业的出口值大幅增长，我们 以C-D 生产函数的增长核算模型，分解资本、劳动力、技术进步（全要素生产率）和环境投入（CO2排放量为近似变量）等生产要素对出口增长的贡献。研究结果发现全要素生产率、环境投入和资本对中国出口增长贡献率显著；全要素生产率对出口增长的贡献率最大，超过一半，其次是环境投入的贡献，中国在加入WTO之前，环境投入对出口增长的贡献率就已达到28%，加入WTO之后增加到37%；剩余的出口增长可归结于资本投入；1998年以后劳动力对出口增长的贡献实际已经很小。在我看来，中国在加入WTO之前，“高投入（劳动力、资本、环境要素）”的经济增长模式实际上就已经形成。不过与一般的“发达国家增长是靠技术驱动，亚洲增长依靠劳动力驱动“的看法不同，劳动力投入虽高，劳动力对出口增长的贡献不显著，人口红利可能在90年代就已经消失了。相比之下，资本和环境要素的贡献更大，环境要素投入（CO2排放量）在加入中国WTO之前就有所增长，加入WTO的事件起到了一个放大的作用。最后一点就是，与克鲁格曼等人的说法不同的是，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对出口和经济增长的贡献是比较大的，9%的增长率超过一半归功于全要素生产率，中国的技术进步和技术提高是比较高的。

六 启发

中国经历了40年的奇迹式增长，但奇迹式增长的背后是生产要素价格的高度扭曲。政策倾向利好大型国有企业，并且包含大量资本、原材料和劳动力价格的人为压低，相当于全社会对制造业进行补贴。生产要素价格压低，造就了高消耗高污染的生产方式，这种奇迹式的经济增长是不可持续的。现在的经济增长需要由“奇迹式增长”向“常规增长”转型。生产要素的价格由市场决定，要反映其稀缺性。但是环境要素由于没有明确的市场，需要依靠强有力的经济政策产生合理的价格。例如，合适的碳交易市场配额能够产生较高的CO2价格，让企业感受到环境要素的稀缺性，引导企业改变要素投入结构。另外一种市场机制就是碳税、环境税。征收合理的碳税和环境税，是企业感受到价格信号，促使其通过技术进步减少污染物和温室气体排放。确保未来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提高。我们的分析表明，环境要素投入与全要素生产率提高有一定替代关系，提高环境要素价格可以减少环境要素投入，促进工业部门全要素生产率提高，是国民经济走上可持续发展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