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年前，伴随着武昌街头的枪炮声，中国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时代宣告终结。100年后的今天，当两岸三地及国际社会共同纪念这一历史盛举的时候，我们发现，100年来的中国命运多舛，一路走来相当不易。尽管近30多年的经济、军事等硬实力增长迅速，但宪政民主与人民共和的理想与现实仍有不小差距。仰望百年辛亥的历史天空，对当今中国的持续发展，俨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应对全球化失据丢失政权

辛亥革命的成因很多，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全球化的影响。在革命爆发前夕，西方四国逼迫清政府借款修路，清政府将已商办的铁路收归国有并作为抵押，引发了轰轰烈烈的保路运动，辛亥革命藉此而起。可以说，没有清政府的丧权辱国，就不会有席卷全国的强烈民怨，更不会有后来的辛亥革命。而清政府之所以对西方列强委屈求全，实是全球化过程中博弈失败的无奈选择。

当时正值全球化加速的时代。始于18世纪中期的工业革命使西方国家进入了高速发展的快车道，携着坚船利炮，他们开始在全世界寻求更大发展空间。此时的中国却仍延续着几千来不变的农业文明，沉浸在天国大朝的旧梦中，殊不知来自全球化的威胁已经逼近紧锁的国门。经过一系列大大小小的中外战争，特别是甲午海战，统治者终于惊醒了。但慑于列强的淫威，又转而企图以“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来换取政权的苟延残喘。他们没有料到，全球化带来的并不只是国家实力的直面碰撞，同时还有不同思想潮流的跨国流动，外来的民主共和等观念，对中国传统的封建帝制政权形成了致命性的内生危机。

再从辛亥革命的组织和参与者来看，他们大多都有国外留学、工作或游览的经历。直接参加武昌首义的新军中的革命党人，就有不少曾官费留学日本。与世界的接触，改变了他们的思想，同时也就增加了清政府继续执政的难度。当统治者依旧用落后的保守与专制的思维和方式去应对革命现象时，就产生了严重的历史错位，这也最终让摇摇欲坠的清政权丧了命。也正是由于全球背景下社会思想的这种革命性变化，袁世凯登基、张勋复辟等才会在世人唾骂声中匆匆谢幕，为封建帝制的棺材敲下最后一根铁钉。

全球化是客观存在。清末以来的中国须臾不曾离开它的影响。毋宁说北洋政府时期的军阀混战是列强代理人的角力，抗日战争是反法西斯战线的一环，国共内战或隐或现存有美国、苏联的影子，即便是相对封闭的计划经济年代，中国也是作为世界冷战格局中的重要成员，以独特的方式加入了全球两极竞赛。

　　全球化又是历史趋势。清朝灭亡前夕，统治者也曾意图改革，但大厦将倾，为时已晚。国民党在蒋经国时代，解除戒严，取消党禁、报禁，充实民意机构，由军政、训政向宪政转化，但也只能在台湾一隅收获成果。共产党在上世纪70年代末，将以阶级斗争为纲，一举扭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来，因应了当时的形势，挽救了中国政治与社会危局，点燃了中华民族复兴的希望。辛亥百年来的历史昭示，及时顺应潮流而动则兴，相反，则只能等着领教历史的惩罚。

中国向何处去?

回首过去，如果说改革开放后主动加入全球化进程的中国，因与发达国家互有所需的错位发展而得益于全球化，那么，随着中国的崛起，错位发展的空间不断遭到挤压，中国与相关国家在经济、政治、外交等领域的直接冲突势必越来越多。加之国内由于渐进式改革所积蓄下来的矛盾和问题持续上升，中国政府将面临前所未有的多重执政压力。

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关键的问题是，努力的方向和路径何在?统观世界各国，被称为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样板的西方国家频频出现状况。先有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经济衰退，接踵而至的是让世界经济心惊肉跳的欧债、美债危机。英国伦敦、利物浦等地发生了大规模骚乱，“占领华尔街”浪潮已经延烧到了全美多个城市，“阿拉伯之春”在叙利亚、也门等地让西方政权处境尴尬。

而“中国模式”的发展道路也问题连连，政治与社会体制改革的相对滞后屡遭诟病，宣导百年之久的宪政民主与人民共和依然遥不可及，不稳定因素有增无减。即使是让世界眼热的中国经济也遭遇红灯，政治属性明显的宏观调控近两年露出了软肋。温州中小企业资金链的断裂，被人戏称为中国地方版的次贷危机。

事实证明，全球化不能给中国提供一个现成的样板解决发展问题，就连中国自己的发展模式也须以审慎的态度不断批判、改进。但全球化背景下的发展问题若抛开全球视野去求解，无异于舍本逐末、缘木求鱼。今天的全球化与辛亥革命时代已不可同日而语，经济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使全球化的影响更深更广。中国政府自不可因过去的发展成就而沾沾自喜，固步自封，更不能鸵鸟般无视国内外情况的关联与互动，以落后于时代的理念去分析和解决问题，抱残守缺，进退失据。

当下的全球化还是为中国政府解决问题提供了丰富的思想、方法与经验。不迷信所谓经典，跳出左右之争，灵活运用全人类的智慧，按照本国人民认同的方式和意愿去管理国家，以实践的效果不断检验和修正自己的执政行为，可能是提高政权合法性与生命力、防止被革命的根本举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