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建设与经济、社会、文化建设一起，被中国官方认定为“四位一体”的现代化建设总体布局的重要内容。今年1月，胡锦涛在接受美国《华尔街日报》和《华盛顿邮报》联合书面采访时指出，政治体制改革必须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而不断深化，与人民政治参与积极性不断提高相适应。温家宝更是多次发声，高调为政治改革鼓与呼。

这和民间要求政改的声音有着内在的一致性，显示政治改革要不要继续推进，中国内部在认识上并无大的分歧。大的分歧在于怎么改，是小改还是大改？马上改还是慢慢等待时机？从哪里突破等等。

产生分歧的原因，主要是当前政改的形势发生了历史性变化。一方面，独特道路的经济崛起消减了中共推动政改的原动力；另一方面，社会问题和矛盾突出又让中共担心政改失控。基于此，中共目前并没有大尺度推进的政改方案，“稳定”始终压倒一切，与外界的期待形成一定落差。

人民要当家作主

无论是小改，还是大改，改是一定的。无休止的争论只会再次错过政改的时间窗口。当前，人们对政治的不满正在蔓延，如果不能及时地在政治改革上有所作为，让人们看到政治文明的希望，因经济增长而得到提升的政权合法性将变得岌岌可危。

寻找政治改革的突破点至关重要。这个突破点应该是民主政治发展规律的本质要求，又是目前中共政权高调倡导和普通民众极力追求的共同内容，这样才能既符合政治改革的民主化方向，又能有效弥合分歧，并起到关键带动的作用。尊重民意正好符合这个特征。

尊重民意大致可分为三个层次：一是畅通民意渠道；二是为按民所需为民服务；三是在民意基础上产生执政队伍。三个层次由低到高，改革应依此循序渐进。

畅通民意渠道是当务之急。面对腐败成风、贫富分化并固化、生活压力增加等诸多问题，中国普通民众有很多困难需要寻求帮助，也有许多怨气需要排解。而整个中国社会犹如一个压力锅，如果没有一个有效的畅通渠道，个体的不满就会不断积蓄和扩散，最终导致群体的不满，对个别单位的不满也会上升为对地方政府，甚至中央政府的不满，其后果可想而知。民意畅通渠道就是这个压力锅的安全阀，至少它可以排解怨气，缓和矛盾。理论上，中国并不缺乏这个安全阀机制，问题在于其实际运行效果并不理想。比如信访，许多地方徒具形式，甚至粗暴截访，去年在堂堂的湖北省委门口竟闹出了将省委政法委领导夫人错当成信访对象肆意殴打的恶性事件。如果信访的渠道畅通， 在法律、行政等系统失效的情况下，民众的冤屈和社会的公平、正义还有伸张的机会，“十年上访无人问，三声炮响天下知”的江西抚州爆炸案等或许就可以避免，超出国防经费的维稳支出也可能会有所下降。

仅有民意渠道的畅通并不足够，更重要的是认真地倾听民意，并按民众实际需求为其谋福祉。三十多年来重经济增长、轻民生保障带来的恶果，与执政行为脱离民意有很大关系。现行体制中的许多官员，仍然存在“家长制”作风，要么“一言堂”，拍脑袋决策，要么实行所谓的精英管理，以少数人的意志决定多数人的命运，教条主义、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现象严重，民众意见很大。甚至有的挟持民意，公器私用，与民争利。比如，在新农村建设中，某些地区强制农民“上楼”，农民对费钱、费力却脱离实际的“被服务”并不领情，民怨四起。所有这些，不仅没有做到“问计于民，问政于民，问需于民”，连源于毛泽东时代的“为人民服务”都相去甚远。如果仅仅畅通民意渠道，而不能满足民意，只会让政权的危机更早到来，中东、北非的动荡就是前车之鉴。

尊重民意的最高层次，应是人民当家作主。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当家作主本是应有之义，也是中共政权由来的基础。而目前中国社会种种问题的存在，恰恰在于民众的国家主人翁地位仍未确立，尤其是民众对官员任免与升迁的影响力远远不够。屁股决定脑袋，屁股下面的位子是谁给的，当然就会替谁说话办事。少了民意制约，只唯上而不唯民、唯实就成了官员的习惯性选择。现有的官员任免制度，虽然增加了一些民主程序，但多流于形式，仍然“选”轻“拔”重。多年前在个别副厅级以下职位中实行的公开竞岗机制，一直未见推广。特别是代替民众直接参与官员选举的各级人大代表，其本身的产生及其代表性也常遭人质疑。随着民众政治参与意识的提高，要求投票权的政治诉求会越来越多，近几年“毛遂自荐”的人大代表独立候选人就出现了明显的上升趋势。有序扩大民众在官员任免中的权利，将是顺应潮流之举。

新加坡的经验可以借鉴

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从民意领域寻求突破，腐败、民生问题、官民矛盾等顽疾方能治本，中国当前的一系列政改困局也会迎刃而解。在此方面，可向新加坡学习，切实建立一个与民互动的民本政府。

比如，新加坡国会议员定期接见选民、走访选区，民众遇到困难时可以向议员求助；民众有任何不满或意见，也有多个渠道可以投诉，《联合早报》甚至还定期对民众来信的情况进行公布和分析。民意渠道的畅通，从根本上杜绝了报复社会、冲击政府的乱象。议员由所在选区民众投票产生，政府中的政治职务又由获胜的执政党议员担任，对没有民意基础的候选议员，选民自然会拿选票让他走人，确保了官员的民本意识和民众对官员的信任，避免了官民矛盾。执政党与时并进，开放和透明的趋向日趋明显。此次大选后，新政府又因应民意，在组屋配售、医疗保健、部长薪金等多项民众关心的议题上深入检讨，引来国内外一片叫好声。

中国共产党和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有颇多相似之处。比如，都是建国的政党，都曾实行过威权领导，都长期执政，都在国内众党派中占绝对优势，都面临民意崛起时代的挑战，都正向代表全民利益的政党演变等。过去，中国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方面，先后借鉴过新加坡的经验。这些都为在尊重民意方面继续借鉴新加坡的经验奠定了良好基础。

当然，中国与新加坡还有很多不同，新加坡模式并不能照搬。最大的不同，是中共的执政党地位受到了宪法的保障，其他八个民主党派只是参政党，任何时候都不能与共产党竞争执政权。在今年的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吴邦国提出的“五不搞”进一步明确了这个政治框架。政治领域的任何改革都会触及当权者的利益，本来就需要执政阶层的自觉与配合，自上而下展开，否则就有被革命的危险。在缺少政党竞争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更需要高瞻远瞩，居安思危，提高政改的自觉性和主动性。

中共十八大召开在即，第四代领导核心将登上历史舞台。去年9月，习近平在中央党校第一次提出“权为民所赋”的思想，引起政治观察家们无限遐思。尊重民意的民本思想能否有效化为中共的实际执政行为，让我们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