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很多人在讨论张木生，讨论他的《改造我们的历史文化观》（点击这里查阅刘源上将为此书写的序“为什么要改造我们的文化历史观---读张木生”）。这个题目挺雄伟的，好像我们在文化的小道里走着走着，突然路旁杀出一位英雄，大吼一声，你们走错了，得重走。大家茫然，那怎么走呢？他说要走李零的路。李零是谁？我们普通人大多不知道。他的学问好像挺大的，搞考古、古文字、古文献。这几个古就足以吓走很多人。但他写的一些文字倒是挺平实，也挺活泼的，普通人都能读，只是造化不同，理解的深度就会不一样。然而，这个老头子也挺滑头的，很多意思不明说，就好像在打谜语让你猜，有的好猜，有的不好猜。这可能也是他成为有创造力的思想大师的某种障碍。张木生好像是个急性人，就想把他的意思直截了当地说出来。说实话，我挺喜欢这样的人，李零搞的专业东西，我不大明白，但的确想知道他的东西能够对我们所想的，所做的改变什么。张木生说，这些东西能够改造我们的历史文化观，其实，更主要的是改造我们的政治观。

“改造”这个词不一定准确，也许用“回归”比较合适。也就是说，大概要我们回归一种平实的观念，这种观念的根本是由两个道构成的，一个是不变的道，一个是可变的道。一说“道”，又会让人云里雾里。其实，道就是道理，通常指那种根本的道理，也就是最大的道理。这个东西存在于生活之中，也存在于历史当中。李零说，生活是小道理，历史是大道理，小道理通着大道理。这话不准确。其实，小道理、大道理同样地存在于生活与历史当中。那些不变的道，可变的道都存在于生活与历史当中。强调不变的道，古代中外都有，可以消除一些虚张声势的东西，这些东西既包括所谓的西学，也包括所谓的国学。西方学者本能地认为他们弄出了一些大道理，别人都得跟着学，跟着做，我们得用自己的眼光来识别。如果的确属于不变的道理，譬如说人活着，首先要吃饭，那我们就得接受。如果不是那种不变的道理，我们就得选择，如果是歪道理，那就得拒斥，譬如说，西方人应该吃饭，非西方人应该吃屎，我们当然不能接受。对于那些古代的道理，也是如此。强调可变的道，李零的主要目的是强调生活是活人的生活，当代中国人的生活自然就是当代中国活人的生活。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是说当下生活是中国活人创造出来的，只要中国人活着，就应该相信自己能够创造生活，能够创造好的生活。我们得开动自己的脑筋，平和地面对外国人和古代人的生活以及对生活的思考，从而创造出属于自己的好生活，生发出属于自己的好思想。当然，这生活，这思想，一旦出来了，也就成了世界的了，成为别人和后人的参考材料。

受了李零的启发，张木生就开动了自己的脑筋，尤其是政治的脑筋，说了一些震撼(不少人追求这个东西)的话，其实也是大实话。而且很多话以前有人说话，包括我自己在内，也说过类似的话。但他的这些话，有点不简单的原因，不在于话语本身，而在于支持这种话语的力量。前共和国主席刘少奇的儿子刘源上将为他的书作序，并带着六位将军出席这本书的讨论会。这个待遇，以前是没有过的，显然具有强烈的政治意味。我们这些搞政治学的，当然不可不察。但很多聪明人，察后不言，因为他们要观测风向。其实，作为学者，没必要有那么深的城府，看到什么，想到什么，还是直接说出来为好。除非真的觉得没有想成熟，而不是没看清政治动向。

对张木生的话感兴趣，想写点什么，是因为对他的一些说法有点共鸣，或者叫心有戚戚焉。

最主要的，鄙人觉得，中国人对历史，对文化，尤其是对政治，确实要有自己的看法。当然中国人也是五花八门的，看法也是不一样的，这个很自然。首先要敢于怀疑，要怀疑马克思的历史观、西方的文化价值观之不足，他们的共同错误是西方中心论，傲视其它文明。李零、张木生的这个观点是对的。这个中心论跟中国古代人的文化中心论在根本逻辑上是一样的，都是有问题的。为什么我们轻易地放弃了自己的中心论，而臣服了西方的中心论呢？现实的原因是因为西方枪狠，钱多，这个东西当然是个诱因，但人类文明不能只讲谁狠谁有理，否则，文明就不成为其文明了。现在中国人的钱也开始多了，于是文化的底气也开始起来了，国学热就是这种底气的表现。但把老祖宗的东西神圣化，当作不可质疑的真理，那与西方中心论又没有什么两样了。其次，要建设性地怀疑，如果只有怀疑，没有建设性，那只能陷入不可知的状态，徒增自己的迷茫。有的人说西方的不行，古代的不行，那么什么行呢？他也说不出道道来。结果呢，也许他们并不迷茫，他们不再认真地思考，就在当下直接地活着，跟着感觉走，甚至认为只要是自己做的，就是对的，不容别人说三道四。哪怕抱着个火药桶，也要说成是一堆鲜花。

然而，这个“建设性”空说起来容易，真说起来很难。张木生就感觉到这种困难。在分析当前中国问题方面，他跟很多左派右派一样，都看到了问题的实质，只是表述的语言不一样。他说，“我们的党搞战争和革命是强势，现在搞经济建设也是强势。强势的结果必然出现奸商搭台，贪官唱戏，这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我们的政权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出现了权力的资本化，权力的市场化，执政的产业化……而且还带来了黑帮化。”“左派和右派里头都承认有‘权贵资本主义’，而且认为是坏资本主义”。更进一步，他认为对当前社会性质的主流表述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表述不恰当。“你说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你这个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和原来马列他们所设想的那个社会主义，你哪怕找到给我找到一条共识，有吗？没有！恰恰是所谓工业化社会的资本主义所能有的，我们今天都有。”

那么我们该如何界定当前的社会性质呢？这就暴露出中国文人创造性不足的毛病来了。张木生想来想去，还是只能回到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这一点得到刘源的高度欣赏和大力支持，而且高呼要“名正言顺、理直气壮地举起新民主主义”。张木生特别推崇关于新民主义理论与制度的三部经典文献，那就是毛泽东的《新民主义论》、《论联合政府》和《共同纲领》。的确，这三部文献的思想逻辑和制度设计是一脉相承的，没有什么大的变化。

这个主义在某种程度上拉近了过去与现在的距离。新民主主义的过去，就是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毛泽东其实清楚地表达过，新民主主义就是共产党领导的三民主义。也就是说，在经济、社会和政治制度和政策方面，新民主主义与三民主义没有多大的差别，关键是新民主主义在政治上是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但这个领导，跟现在不一样，张木生用毛泽东的话阐释为党外有党，党内有派，并且说要参考外国的经验，把党内民主和党外民主都搞好。新民主主义的现在，就是邓小平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主义不管理论上如何表述，它的现实运作的确是从质的方面与改革前的社会主义区别了开来，而在很大程度上回到了新民主主义的道路，而且比后者更多地容纳了资本主义因素。一个重要表现就是现在的各级政府在很大程度上都在替企业家也就是资本家服务，包括私人的资本家和公家的资本家。有的地方领导公开提出，政府要为企业家提供保姆式的服务。

从这个意义上说，刘源、张木生说要回归新民主主义，一方面含义要剔除意识形态中更多的虚假成份，承认现实中资本主义因素的合理性，另一方面强调要节制这些资本主义因素，特别是权贵资本主义因素，发扬新民主主义中的“民主”因素，让那些在经济快速发展过程陷入困顿(说是水深火热也不过分)的老百姓参与到国家治理中来，真正分享改革开放的成果。善于看出问题本质的吴思也强调这一点，认为要有新的拨乱反正，把搞歪了的思维正过来，最根本的是不能把人民当作党的工具，而应该把党当作人民的工具，同时承认党在实现民主的过程中所担负的领导责任。他说，“真正实现民主，这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使命。至于领导权的来历，套用《新民主主义论》的一句话说，在今日中国，谁能领导人民实现民主政治，谁就能取得人民的信仰，谁就是领导力量。”

在中国的政治文化里，特别强调“正名”的工作，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新民主主义”这个名号毕竟是革命战争年代的产物，是毛泽东为了团结更多的阶级、阶层、党派、团体，去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那个时候，国民党是强势，共产党是弱势。新民主主义是处于弱势一方的共产党，对强势一方进行斗争，并参与和分享国家权力而提出来的口号。现在共产党成了执政党，意识形态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再重新捡起这个口号来，有些困难。更重要的是，刘源、张木生相对于革命一代来说，是年轻人，但相对于年轻一代来说，又是老年人。他们对老爸一代搞的东西记忆犹新，但年轻一代未必清楚。因此，捡起这个主义，尽管有前面所说的那些合理性，但给人以用旧膏药治新伤疤的感觉。因此，在建设性主张方面，不仅内容需要创新，名号也是需要创新的。鄙人认为，如果要用一个能够唤起大多数人奔向新的政治前途的名号，一个比较合适的选择，就是用我们这个国家的名称，也就是“人民共和”。我们这个国家的性质，其实已经发生了变化，主要是因为新兴阶层和群体的出现，让“人民”的含义跟以前不一样了。针对这种变化，左派的思想强调过去的人民含义，强调工农大众的地位、权力和利益，右派的思想强调人民的新成份，看重新兴阶层和群体的地位、权力和利益。客观地说，左派(真左派)的诉求尽管看起来激烈，但在现实中并没有得到多少的落实，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尤其是十年来的官商公开合谋的潮流中，工人农民以及其他各类平民被边缘化了，比西方的平民更加边缘化。因此，强调“人民共和”中的“人民含义”，尽管有肯定人民中新成份的含义，但更重要的是要真正地维护那些已经和正在被边缘化的平民的地位、权力和利益，对已经脱离正轨的改革进行校正。这种校正工作要在一个明确的旗帜下团结全国更多的人来做。这个旗帜最好是“新人民共和”，那些对“人民”这个词比较反感的人其实在心里面怀有对平民的排斥，你一旦为平民说点话，他们就说你是民粹主义，他们并且危言耸听地说，如果让平民多分点利益，经济就出现倒退。薄熙来在重庆的实践在某种程度上粉碎了这种吓唬老百姓的说法，他在重视民生，强调公平的政策主导下，实现了连续几年超高速度的发展。当然，薄熙来的确采取了不少人治的做法，这是受人诟病的地方。所以，他的确需要解决人亡政息的问题，那只能靠民主和法治的方法。更重要的是，他要通过民主的制度创新，将自己重视民生，强调公平的政策延续下去。这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

那些对毛泽东持温和态度的人，在民主建设方面，也只是肯定毛泽东有一些民主的理念，但很少肯定他在民主制度上有什么贡献。其实，毛泽东革命成功的第一步，恰恰是在民主制度上有很大创新。1965年，他重上井冈山，总结了三点井冈山经验，一是艰苦奋斗，二是支部建在连上，三是建立士兵委员会。他说，随着我们掌握政权，现在各全国各行各业都建有党的组织，成为领导机构。党的力量加强了。但自觉接受群众监督，实行政治民主，保证我们党不脱离群众，比井冈山时士兵委员会就要差多了。全国性的政治民主更没有形成为一种制度，一种有效的方式。这个话，是他发动文化大革命前一年说的，从中也可以部分地看出他的政治动机。这个动机的确具有相当强烈的民主成份。不过毛泽东也的确走错了道路。既然说全国性政治民主没有形成一种制度，那么，他就应该进行一次新的民主制度创造，而且这种创造有现成的根本制度基础，那就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什么不利用这个制度来制约或反对他所说的官僚资产阶级呢？要知道，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士兵委员会制度是一脉相承的，他要把它们在逻辑上串起来并不是一件困难的事。鄙人认为，这一方面是他没有了革命初期的那种创造力，另一方面是他没有摆脱革命动员的迷思，要把这个东西在和平建设时期延续下去。如果他预见到人民代表大会也会成为当前那样的官僚大会，这个制度达不到他的目的，那么，他也可以运用人民舆论和结社来加以补充。但他并没有这么做，这也背离了他井冈山讲话中关于政治民主制度化的认识。

因此，我们今天要在“新人民共和”旗帜下，重温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的思想，更要研究他关于新民主主义的制度创造，坚定地用民主的方式来校正改革开放过程中所出现的消极现象，尤其是政治腐败、社会不公和道德沦丧。

我们可以对新一代领导层寄予希望，但不能将宝都压在他们身上。他们也是一些普普通通的人，在德能上都是一些有局限的人。我们要将希望更多地寄托在年轻人的身上。鄙人特别希望年轻一代，包括党内党外的年轻人，要掀起新的潮流，要从思想上，行动上改造我们的党，改造我们的国家，改造我们的社会。我们的确不能为改革开放的成绩冲昏了头脑，要深刻地认识到我们当前所面临的危机。我们年轻一代需要自己拯救自己，进而拯救这个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