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整二十年前的八月天，前苏联的KGB头子和五个高层官员在一个三温暖里，披著浴巾，喝著伏特加，密谋一场政变，因为他们对於戈巴契夫的改革政策深深不满。八月十九日，他们软禁戈巴契夫，將坦克开到俄罗斯国会前，宣佈国家进入紧急状態。

或许这场政变从一开始就是一场荒谬闹剧，所以不到三天就失败了；整个剧码让人印象最深的，是在国会前爬上坦克对人民信心喊话的俄罗斯总统叶尔钦。一个笑话说，布尔什维克人连一场革命都搞得这么逊，难怪俄国的共產党已走向穷途末路。

1991年12月25日，苏联总统戈巴契夫辞职，將国家权力移交给俄罗斯总统。第二天，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最后一项决议，宣布苏联正式解体。俄罗斯进入了民主时代，至少看起来是。

在那一场改变世界的八月政变的二十年后，出现了利比亚的八月革命，以及这一整年的阿拉伯之春。埃及、突尼西亚、利比亚的独裁政府倒台了，但一个自由、民主的新国家真的於焉诞生了吗？被压迫的人民真的从此解放了吗？

在1989年到91年苏联解体，有人以为歷史终结了，而句点后面写的是自由民主。从1970年代中期开始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至此约有九十个国家进行民主转型，世人一片乐观。

然而，也正是在柏林围墙倒塌之后的九零年代，学界开始认识到，过去的民主化理论或美国的外交政策开始以为威权体制瓦解了，举办了民主形式的选举，公民被赋与投票的权利，就代表这个国家叫做民主了。这是一种所谓“选举主义的谬误”。

俄国这二十年的政治转型之路，最能证明民主如何从希望走向失望。

首先，被视为民主英雄的叶尔钦很快地就显示出他缺乏民主信念。1993年面对政治衝突，他派军队进攻国会大厦，造成一百多人死亡。而在他的执政时期，巨大的財富集中於少数寡头，不尊重法治，阻碍公民社会发展，並且两次攻打车臣。

而后，叶尔钦选择了情报单位出身的普京接掌政治大权，俄国政治更往威权倒退。普丁是彻底的强人统治：他镇压反对力量（从逮捕不听话的企业到涉嫌暗杀人权记者）、限制言论自由、任命过去军事和情治的人担任重要政府职位，更不断强调秩序、国家权威与民族主义。然而，普京的支持率在任期前三年曾高达七八成，后来也都超过五成。显然，他具有民意基础，但却实行不民主的统治。这是民主还是威权体制？

叶尔钦与普京统治下俄国的特殊“民主”不是第三波民主化的特例。在苏联解体之后，许多所谓第三波民主转型的国家都未能如外界或他们人民所期待，建立一个健康的民主政体。

民主的確立以及深化有赖许多制度性条件。民主不只是选举，还包括对人权或公民权利的保障，以及强调垂直和水平的责任（vertical and horizontal accountability)的制度设计：“垂直责任”强调的是一个真正民主的选举，但也需要有对选举支出规范，和公民审议的机制等。“水平责任”则是强调国家机构彼此之间的制衡，例如国会和法院对行政权力的制衡。

从九零年代后期至今，非洲的肯亚、辛巴威、尚比亚，拉丁美洲的秘鲁、墨西哥、巴拉圭到海地，以及后共產国家如塞尔维亚、乌克兰、克罗埃西亚，乃至於亚洲的马来西亚，都结合了某些民主原则和威权治理，他们虽然建立起普选制，却出现准独裁式的强人政治（如操弄选举、镇压反对力量），或者不能保障基本公民权，或者是国家机器无法运作，因此被学者认为是一种“混合体制”(Hybrid Regime)。学界甚至发明不同名词来形容这些体制：“选举式民主”（electoral democracy）、“非自由主义的民主”（illiberal democracy）、或“竞爭式威权主义”(semi-authoritarianism）等等。而学界一开始还认为这是民主转型的过度，但现在已经承认这些制度並非转型过程的意外，而就是一种稳定的状態

这种民主停滯或倒退的情况在近年更为严重。美国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在2008年一月所公佈的全球政治自由报告指出，从1994年以来，全球的自由度第一次出现连续两年倒退。此外，政治自由成长和政治自由倒退的国家的相对比例，是1989年以来最大的。

人们拿起枪与石头，或者勇敢地站在广场上，去推翻独裁政权，当然是为了建立一个更自由与平等的的社会，为了能不仅餵饱肚子，更享有生活的尊严。但为何推翻了旧体制后，无法真正实践这个梦想呢？其原因当然很多，包括该国的制度与文化传统，社会既有的严重族群或宗教纷爭，重大的经济危机等等。

尤其，许多国家在进行政治转型的过程中也都同时进行市场化的经济改革，苏联和东欧等前共產国家在九零年代进行的政治与经济的双重转型更是巨大。问题是，新自由主义的经济转型一来可能造成严重的贫富不均，二来在转型过程中由於缺乏法治与市场规范，很可能是民主化后依然有恶质的权贵资本主义。一旦政治转型后仍有严重的社会不公和权贵资本主义，就可能会伤害民主体制的正当性和信誉(credibility)，因为人们会质疑新诞生的民主体制是否不能带给他们更好的生活。

俄罗斯经验就是最典型的例子。纽约时报引用一份俄国的民调指出，有百分之二十的俄罗斯人渴望回到苏联时期，这个数字在过去摆盪於16％到27％之间。另外，现在只有百分之十的人认为1991年的改变是代表民主的胜利，而有近四成的人认为那是一场悲剧，而十年前是25%的人是如此认为。

在这种情况下，民眾可能寧愿相信一个镇压反对派的民粹主义强人；当然也可能，即使民眾不满当前的社会经济，但仍愿意支持脆弱的民主。

所以，在独裁政权解体之后，是一场民主的新喜剧，还是不同的悲剧如另一种非民主的混种制度、新强人统治，或是更大的混乱？

关键之一转型路径必须同时关照政治民主、市场经济与社会公正，以提供新民主体制下民眾的幸福感与对体制的信赖。

另一关键是公民社会的建立。大部分威权体制国家如埃及和利比亚或其他非洲国家，由於长期以来公民社会非常薄弱，一旦威权解体后可能会陷入混乱，而让军队或强人建立集中化的政治权力。所以，公民社会的重要性，消极来说在於可以抵抗转型期的许多恶魔诱惑：如民族主义和对强人政治的渴望；积极来说，当可以培养公民参与与自我组织的德性与能力，可以监督新掌握权力政客。捷克等部分东欧国家，虽然在转型早期的过渡期出现严重的经济问题和社会不平等，但因为有公民社会的歷史传统，所以可以维繫民主体制，度过转型阵痛。

民主推动者必须认识到，不能以为围墙倒了，民主就会自动出现。尤其，民主体制的与维繫绝对不是只有选举，而是要让各种民主制度都发挥强大功能：政党、国会和地方政府，当然更重要的是公民社会。如果这些体制不能產生有意义的、在投票之外的公民参与，只沦为让某些政治精英支配整个公共领域，这就是民主的真正危机。更重要的，是如正如民主化研究权威戴蒙(LarryDiamond)所说：“民主要能维持下去，政治精英必须聆听公民的声音、强化公民对政治的参与、容忍他们的抗议、保障他们的自由，和回应他们的需求。”

或者，在墙全部崩塌之前，就可以逐渐建立起更能回应人民声音、更能保障公民权利、更能制衡国家权力的各种制度。唯有如此，独裁解体之后的新体制，才不会轻易地从希望走向失望。　(本文部分內容曾发表於华尔街日报中文网的专栏，全文將收入於秋天出版新书“民主在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