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前那场武昌起义的激情与回荡，让被封建了2000多年的中华大地有了新的起点。

此后的百年，这东方大地也不时给自己和它所处的世界，带来新的看点和新旧时代纠结的关注。

1840年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的商品、科技和文化在坚船利炮的护卫下不断冲击着衰败没落的中华帝国。满清王朝左支右拙，勉强维持了61年，终于被辛亥革命赶下历史舞台。

作为辛亥革命的标志，1911年10月10日爆发的武昌起义并不是一场精心策划的行动，而更像是一场意外。当时清政府将驻守湖北的主力部队调往四川镇压保路运动，湖北新军中的革命党人决定乘机发难，起义日期定在10月9日。不料革命党负责人孙武当天在汉口装配炸弹时被炸伤，引起清军的大搜查，革命党领导人要么被捕杀，要么逃离武昌。在群龙无首的情况下，新军各标营中赞同革命的基层官兵主动发难，经一夜战斗占领了湖广总督署，后来又控制了武昌、汉阳、汉口三镇。

武昌起义稀里糊涂成功

但仓促举事的官兵马上面临缺乏统帅的致命问题。无奈之下，他们找到湖北咨议局议长汤化龙、湖北新军协统黎元洪等政府高官，连恳求带威胁地要求他们领导革命。汤化龙等遂宣布成立中华民国湖北军政府，黎元洪则在士兵枪口的逼迫下出任湖北军政府都督。湖北军政府发布文电，号召各省为推翻清朝建立民国而奋斗。武昌起义就这么稀里糊涂地成功了。

武昌起义很快得到各省革命党人的响应。至1911年11月底，已有14个省宣告脱离清政府，革命形势发展之快几乎超出所有人的预料。不仅革命党人欢呼雀跃，就连很多原本支持朝廷进行君主立宪改革的政治人物也纷纷倒向革命。一时间，义和团事件后维持了10年平静的中华大地又风起云涌，但这次闹事者的口号不再是“扶清灭洋”，而是要推翻朝廷，统治中国260多年的满清王朝终于走到了尽头。

为纪念孙中山的伟大贡献，广州人民和海外华侨在1929年集资兴建中山纪念堂。

一场意外居然迅速发展成席卷全国的革命浪潮，让中国各方政治势力都措手不及。然而，这场“意外的革命”却早在一些有识之士的预料中。满清王朝在革命前50年、尤其是前10年的作为和不作为已经让革命的发生只是个时间问题。1867年，晚清重臣曾国藩的幕僚赵烈文就对曾国藩分析说，目前朝廷还有权威，国家暂时不会分崩离析，但以目前的事态发展，不到50年中国必会遭受割据分裂的灾祸。

从大的方面说，满清王朝的垮台主要是跟不上或拒绝加入西方引领的时代潮流。尽管曾国藩和李鸿章等大员试图通过“办洋务”提升国防能力，让西方的坚船利炮不再轻易敲开中国的大门，但这种“中体西用”式的学习不仅不能解决导致中国落后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问题，就连学习本身也往往只能在朝野的一片骂声中艰难推进。以李鸿章1865年要求设立电报局为例，这原本是一个与政治没有什么关联的技术问题，却遭到一帮保守的满汉大臣的极力反对。反对者的理由包括设电报局就要架电线，架电线就会坏风水、侵扰祖坟，导致不孝不忠。结果，直到1879年朝廷才批准李鸿章的请求。

引进西方的技术尚且如此艰难，更不用说借鉴西方的政治、经济制度了。1895年甲午战争，中国被自己向来看不起的岛国日本打败，清王朝受到极大刺激，光绪皇帝为首的维新派决心变法图强，也就是要搞改革开放。但在一众王公大臣公开反对和暗中捣乱下，1898年的戊戌变法推出百余天后就迅速夭折，光绪皇帝本人也失去了自由。

1900年，慈禧太后和一帮王公大臣居然相信打着“扶清灭洋”旗号、盲目排外的义和团是“洋人的克星”，试图利用迷信愚昧的义和拳民与西方全面对抗，一口气向西方11国宣战，结果招来八国联军侵华，中国被迫与列强签订赔款高达4亿5000万两白银的辛丑条约。这一结果让更多仁人志士不再对清王朝抱有幻想。

清政府拒绝改革招致众叛亲离

不过，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皇权统治仍有其强大的惯性。虽然孙中山、黄兴等人领导的兴中会、同盟会等革命团体在甲午战争后就不断尝试用武力推翻满清王朝，但直到20世纪头几年，革命派与改良派的争议仍难分高下，通过立宪改良中国政治经济制度的主张仍大有市场。

而对满清统治者来说，孙黄的革命行动固然要坚决镇压，就算梁启超等人温和的立宪改良诉求也难以接受。在空前的内忧外患压力下，清政府被迫做出某些改革姿态。1906年9月，清廷终于宣布进入预备立宪阶段。这一改革宣示虽然来得很晚，仍让国内各界感到振奋，一些大城市的学生、市民、绅商纷纷举行集会游行支持朝廷进行立宪。

清廷紧握权力不放的改革让立宪改良派转投革命派

但颟顸自大的清王朝又一次失去了聚拢民心的机会。1906年11月，清廷发布裁定中央官制上谕，结果却是满族人获得更大权力，甚至连形式上的“满汉平衡”也被打破。这类紧握权力不放的改革不仅更加坚定了革命党人推翻朝廷的决心，也让众多立宪改良派人士失望不已，纷纷转投革命派阵营。立宪派领袖梁启超在其《现政府与革命党》一文中忧愤地指出：“革命党者，以扑灭现政府为目的者也。而现政府者，制造革命党之一大工场也。”

清政府却不愿或已没有能力正视社会的呼声。1908年8月，在慈禧太后去世前，清政府发布了《钦定宪法大纲》。但这部维护“君权”、压制民权的“宪法”连士绅阶层为主的立宪派都看不下去，指其为“假立宪”、“伪立宪”。维系清王朝统治的社会基础更加动摇。

更激烈镇压立宪运动

1910年1月到11月，以地方士绅为主的“立宪派”发动了四次大规模的国会请愿运动，但朝廷不仅毫不妥协，拒不立宪，反而采取更加激烈的手段镇压立宪运动。1911年5月，清政府发布内阁官制，成立满人独揽大权的皇族内阁，让立宪派分享权力的希望彻底落空。清政府拒绝改革的立场终于招致众叛亲离，改革的空间也丧失殆尽，清王朝垮台只是一个时间或时机问题。

因此，原本属于“意外举事”的武昌起义成了压垮满清王朝的“最后一根稻草”。清政府并不信任但又不得不委以重任的袁世凯也深知朝廷气数已尽，他利用自己培训出来的北洋新军在南方革命军和清廷之间纵横捭阖，左右通吃，于1912年2月逼退了满清末代皇帝溥仪，从孙中山手中夺得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职务。中国进入了军阀称雄一时的民国时代。

辛亥革命这场“预料中的意外”显然有其不可避免的必然性。它推翻了中国2000多年的封建帝制，开创了亚洲第一个共和体制，是一次伟大的社会进步。尽管辛亥革命没有也不可能解决中国社会的深层次问题，中国后来的发展也充满坎坷，直到今天宪政共和仍是一个理想，但辛亥革命留给后人的最大启示却永远不会过时，那就是：历史潮流浩浩荡荡，顺其者昌，逆其者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