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中国政治改革常识》
谨以此文向“高贵者”们挑战。 ——题记
毛泽东当年曾有句名言“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这“最高指示”想必是有些“偏见”，猜其本意应是叫人不要盲目去迷信所谓的“权威”、“大师”、“名流”、“高官”、“富豪”、“专家”、“学者”、“教授”之类吓人头衔，为普天下人微言轻的无名之辈者“平民”、“百姓”、“布衣”、“草根”及“一介书生”们站起来“造反”壮胆！好，且闲话少说，还是言归正传，容我先从鲁迅先生慢慢地谈起。
鲁迅是一个谜或悖论，要认清鲁迅就要解开这个谜或悖论：他以那么犀利的笔锋批判国人的种种弊病，深刻如鲁迅，其批判不可谓不力，他当年的一些针贬，至今仍未过时，是常读常新，令人拍案叫绝！国民党《中央日报》当年的预测“一星期后也许人就要遗忘”是失算了，然而却也近一个世纪下来，鲁迅所批判的种种弊病样样照存，不仅病势无改，甚或与时俱进，让人扼腕叹息！人们不禁感叹：究竟是制度病了根在文化？还是文化病了根在制度？
所以，汪晖先生有洋洋数十万言说鲁迅“反抗绝望”；在我看来则更是“绝望地反抗”，其大致也不会错。而且他至死没有明白这绝望究竟来自何方？她不是来自人或人的“国民劣根性”，其是来自制度或制度的“专制劣根性”。反抗之方向都弄反了，按照数学上的“反反得正”原理，岂不就正好等于白反了吗？制度以逸待劳，人是斗不过她的。白反之后，当然便是绝望，甚至连自己曾经提起过的“科学”这味药方也“绝望”了。
大约原故在于鲁迅其实并不真正懂政治，文字是其长板，政治则其短板。毛泽东其实早就看清了这点，没有道出只是自有原因。鲁迅从“文化决定论”到批判改造“国民劣根性”……他都书生十足。早其之前梁启超也讲过，甲午战争中国失败，表面看是器物有差距，再细看是制度上有差距，再往深里看是文化上有差距。制度文化的本质说穿了就是某种制度下的习惯，非一定时间不可能养成起作用，少说也在几十年后。这便显得过于迂远，好比一所腐败的房子正在起火或火患已经一触即发，他们却要从千里之外去取水来救火或预防火患。
鲁迅在“娜拉走后怎样”中就谈到：“群众，——尤其是中国的，——永远是戏剧的看客。牺牲上场，如果显得慷慨，他们就看了悲壮剧；如果显得觳觫，他们就看了滑稽剧。”进而更叹道“对于这样的群众没有法，只好使他们无戏可看倒是疗救”。这类的观点在他的文字中举不胜举。然而毛泽东只轻轻地撬动了一下制度，群众便从“人头”与“女尸”的看客变成董成瑞、黄继光之舍生忘死。奴性实在属专制制度养成的，市场中就只有顾客没有看客。
俗话说“远水不救近火”，正确的常识是就近找水取水，先将火患解除后，方可谈得上从长计议。此近水与彼远水正好相反，为从“制度决定论”到批判改造“专制劣根性”……自辛亥革命以降，名正言顺的皇帝是没了，但变相的皇帝以及无数的土皇帝却从未绝迹。窃以为拙作《中国政治改革常识》找到了此处近水，其可谓“半生得来非寻常，满纸论去皆伴泪”，谨拜国人与当局“先一读吾言，后三思尔行”。
也许国人还会说：在封建专制的文化土壤里长不出自由民主之花果，你只是想引进优良品种，鲁迅却是想改良土壤，不然桔生淮北则为枳了。这话与鲁迅当年如出一辙，而鲁迅更俏皮幽默：“大约国民如此，是决不会有好的政府的；好的政府，或者反而容易倒。也不会有好的议员的；现在常有人骂议员，说他们收贿，无特操，趋炎附势，自私自利，但大多数的国民，岂非正是如此的么？这类的议员，其实确是国民的代表。”进而鲁迅这样立论：“此后最要紧的是改革国民性，否则，无论是专制，是共和，是什么什么，招牌虽换，货色照旧，全不行的。”
但鲁迅恰恰把因果搞颠倒了。就像当今世风日下，病像固在道德精神领域，病因却是精神道德之外。哲学家斯宾诺莎对此就曾有一番精到的论述：“作奸犯科的原因与其说是由于民性的邪恶，不如说是由于政权腐败。”存在决定意识，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指出：“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
就像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一样；不是政治制度适应文化素质，而是文化素质适应政治制度。因此自然不是有什么样的文化，就有什么形式的制度；而是有什么样的制度，就要求什么形式的文化。如两岸中国，同宗同文，制度不同则国民相异。更有“文革”中的大陆人与“改革”后的大陆人，先撇开素质是进了或退了不说，变了却是有目共睹。有王沪宁先生云：“由于文化传统的相对稳定性和顽固性，因此，它的变化相当缓慢和困难，因而，就基本方面而言，是文化传统和国民素质制约了政治形式，而政治形式总的来说只是文化这一深层结构的外化而已。”这更只能说明制度是最活跃、最积极的因素，一如生产力于生产关系。
王沪宁先生的背后是鲁迅，而并非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但严格地说，鲁迅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只无意中道出外国人的不少优点也是中国人所本有的“因了历朝的压抑，已经萎缩了下去”，以及偶尔承认“老百姓虽然不读诗书，不明史法……但能从大概上看，明黑白，辨是非……谁说中国的老百姓是庸愚的呢，被愚弄诓骗压迫到现在，还明白如此。”他是人为的被拔高了。无独有偶的竟是王沪宁也鲁迅式的无意中道出：“‘文化中轴的政治文化’扎根于中国历史—社会—文化的深厚且肥沃的土壤，不可能轻而易举地被变革，而只有现实变革了，它才会发生变革，而且这种变革往往不同步。”和偶尔承认“政治体制的改革更为直接地推动了政治文化的转变，思想解放、民主体制的健全、民主政治目标的确定、教育发展、文化开放及许多具体制度的建设助长了政治文化的转变。”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说过：“一切以往的道德论归根到底都是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道德肯定是一种文化，再泛化一点，连坐行都有文化，更不消说男女了。人之初父女、母子、兄妹……之间的性关系曾经是正常的，只是随着婚姻、家庭的出现才逐渐受到限制，最终形成了历史的社会家庭之性道德伦理。物质与精神及制度与制度文化两者同步存在，密不可分，之如物体与影子的关系，其诞生无所谓先后。原始社会人之初的“制度”为一种自然状态，人类文化便也相应为一种自然“文化”。随着婚姻、家庭、私有制、阶级、国家……这些“物化”制度的诞生发展，“影子”文化才跟着变化，形同影随。其好比年年春天每当一股冷空气南下，便有某种植物开花——民间俗称“冻花”，冷空气为“物体”制度，植物开花则“影子”文化也。
总之，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是唯物主义的一个基本常识。实际上政治制度才是土壤，民族个性则是品种。几千年来，我们之民族个性正是桔生淮北则为枳了。文化既是历史的更是当代的。文化中轴的政治文化也须一定的政治制度为基础，“皮之不存”则“毛将焉附”？所谓的“国民劣根性” ，大抵似巴甫洛夫先生的“条件反射”，如媒体人陈行之所述出版界情形，即“条件反射”之典型范例，只须制度“条件刺激”改变，久而久之，便会自然消失。即使“从善如登，从恶如崩”，也恐怕要算“人的劣根性”。若硬要先改变“条件反射”，则你是无从下手的，其与“鸡生蛋还是蛋生鸡”风马牛不相及。现在人们常问“你今天被‘潜规则’了吗”？实在是该问“你今天‘条件反射’了吗”？只有国人一些个体的“无条件反射”，这种由“基因”存在决定的意识，要想改变眼下恐非科学力所能及。
可是现在比如在反腐败问题上，长期以来，我们认为教育是根本，过于强调思想教育的作用。相对于思想教育来说，制度就是社会存在，是“皮”，教育则是附于制度这一载体上之“毛”，“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实践证明，教育确有先导之功，但是，我们必须以制度作为载体，教育才能收到应有的效果。制度对人的引导、约束、激励作用远重要于思想教育。思想教育只是辅助手段，政治制度建设才是根本措施。如果不这样认识问题，不主要通过改革制度从根本上解决权力腐败问题，而主要依靠思想教育反腐败，那就犯了唯心主义的错误，甚至是“形式主义”的假反腐败。所以，我以为反腐败的核心也就是政治体制改革。首先就要着力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解决权力专制集权这个制度性问题，以从根本上制约权力。否则，在权力专制集权的制度框架内，即使是实行了许多具体的反腐败措施，如加强思想教育，也还是不行的。
对于腐败现象，许多学者也倾向于用文化来解释。比如泰国的腐败之所以要比英国严重得多，是因为泰文化比英格兰文化更易于助长腐败。即英国人从来就以一种“现代型”的态度看待权利和法律，相反泰国人则更看重地位、特权和人际关系的价值，比较容忍领导人利用地位和特权，这就容易产生腐败。但大量例证表明，当代泰国中的那些腐败现象曾在都铎王朝的英格兰普遍存在。由此可见，腐败现象不是一种凝固的文化传统产物，而是某种社会制度实践结果。即使在同一文化中，社会制度实践是能够改变而且确实发生着变化，这便会导致文化的变迁。举例如：当荷兰人将欧洲法律引入所谓“荷兰东印度”领地之前，给官员送礼物以及对亲戚特殊惠顾等现象早已普遍存在，但在新的制度环境下却被人们认为是腐败。这一新的文化发展变异，显然不是来自文化本身，而是某种制度变迁带来新的社会价值规范之果。
诚然，制度也不是神，制度仅是道，若人是“魔”，则“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但真正科学的制度可以改造人，将“魔”还原人。毛泽东就曾说过：“人是生活在制度之中，同样是那些人，实行这种制度，人们就不积极，实行另外一种制度，人们就积极起来了”。若在专制制度下，不仅统治者滥用权力腐败堕落；连人民也会“放弃”权利腐化堕落，公民美德以及其政治义务完全丧失，成为唯利是图的小人。对此，卢梭有过精辟的分析，说不可能防止人民的堕落，因为人民的共意难以抵御人民的私欲。著名经济学家奥尔森在《集体行动的逻辑》中，则用理论诠释了卢梭的观点。因此可以说，有什么样的制度，就有什么样的官员与人民。
看来，所有的“国民劣根性”，其实都可以从专制那里去寻找根源。如所谓的“阿Q”、“看客”、“叭儿狗”、“精神胜利法”、“奴才式的破坏”、“不费心思”之“合群的爱国的自大”以及“见胜兆则纷纷聚集，见败兆则纷纷逃亡”之“寇盗式的破坏”……全是专制之下，国人“最自然”甚或“最佳”的生存法则。当然，也鲜有反抗者们真正之造反，算是对专制者们真正的反动。只可惜每次反动之后，而“老例还是那样的老例”，所以就难免总是又重蹈覆辙。 两千多年来，中国的普通民众在专制暴力下的君君、臣臣气氛中生活了一百多代，便养成了既崇拜又害怕权力，自卑、顺从、依赖，缺乏独立自主意识的民族性格及上述之类的所谓“国民劣根性”。
今天，我们应再次强调制度之改革！！！而文化是由利益支配的，连科学追求真，宗教追求善，艺术追求美，都盖因为真、善、美有利有益于人类。更不消说思想、道德、观念、意识、情感、价值、信仰……这类文化，其与利益全有着更直接的联系。制度则是利益的代表，是利益的“物化”形式。有某种既得制度就有某种既得利益，还有某种既得文化。旧文化对新制度的“排异”反应，不过是新制度诞生的必然阵痛。对于此种“文化”，仅是纸上谈兵解决不了问题，新的文化不会从天上掉下来，还须付诸实践，即必先从改革制度做起。硬要先建好文化，再改革制度，即或是托辞或是偏见。一如国人之性从封建到现代的过程，若要性观念先现代，再去改变性方式，岂不是或“缘木求鱼”或“天方夜谭”？
可“草根网”上的“高贵者”宋鲁郑先生在“杨恒均事件检验中国‘民主派’成色”一文中却说：“在法国生活久了，渐渐悟出一个道理。决定民主是否可行的核心并不在选票，不在制度，而是在于整个社会的民主理念和共识。虽然在2007年法国修改宪法之前，总统都是终身制，可连选连任，和发生革命前的突尼斯、埃及并无二致。但法国历史上却从未出现终身总统的现象，没有一位政治人物会超过两任。再比如，政治架构和法国相似的台湾，尽管民进党执政期间一直都是泛蓝占据‘立法院’多数，但都是由民进党人担任‘行政院长’一职，结果造成长期的府院对抗，上下内耗和空转。而法国无论总统来自左还是右，只要出现此种情况，都会提名反对党出任总理。而这些均无法在宪法和制度中找到依据。”因此结论道：“即使民主派要把民主做为终极目标，也要考虑到如下事实：人类历史上还没有一个国家在实现工业化之前实现民主的。人类历史上也没有一个后起的国家在实现工业化之前实行民主而成功的。然而，即使一个国家实现了工业化，如果整个社会仍然没有民主理念和认同的话，民主仍然是空中楼阁。”
他又据杨恒均先生的“国籍造假被曝光”之事借题发挥：“在西方，如果发生此类事件，政治人物往往会选择道歉和辞职，以求得原谅和未来的东山再起。上个月年青有为、颇有前途的德国国防部长就由于文凭造假东窗事发而不得不黯然退出政治舞台。然而杨恒均自假中国公民真相大白于天下之后，如果说杨恒均先生造假和他失败的危机处理只是显示他自己民主理念的缺如，是一个伪民主主义者，哪么他的支持者的表现则证实了这个民主派整体的民主理念的严重不足。到目前为止，他们的表现可总结如下：为杨恒均辩护者有之、攻击质疑者有之、无条件支持者有之。简直是台湾陈水扁贪污案东窗事发后民进党的翻版。完全是只问立场，不问是非。”宋先生是一例活脱脱的“近视眼主义”者，他好像未知有哲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亨廷顿即指出政治制度的适应性是“后天习得的”，承受环境挑战越多，经历时间考验越久，则越具适应性。政治制度决定政治文化须假以时日：冰冻是一夜之间，三尺非一日之寒。想当初西方政治制度下的政治文化之表现，与当今的台湾地区、突尼斯、埃及怕也是并无二致，彼此彼此而以。
还有方绍伟先生曰“文化是制度之母”，非也；应“实践是创新之母，创新是认知之母，认知是制度之母，制度是文化之母也”。 注意，这里认知是一种创新文化，以区别于由制度决定的制度文化。比如，改革前我们曾经的“铁饭碗”就业文化，便是长期以来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养成的，通过实践创新，认知上打破这一框框，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后，其不是早就业已为“跳糟”与“炒鱿鱼”之就业文化所取代了吗？再甚至如作为基本国策的计划生育这项制度，尽管其与中国传统生育文化完全相背，竟也同样能够靠强力推行不误，而且随着这项制度的实行渐渐改变了国人之传统生育文化。日前人们的计划生育“自觉性”已是今非昔比。但只要重新回到以前的自然生育制度去（包括经济条件），那种传统生育文化便一定会“卷土重来”。至于大代表、政协委员、党政官员“眼睛向上”这种政治文化是由制度所决定的，人们更是心知肚明。
关于俞可平先生所说的许多改革以来新的价值观念，如自由、民主、人权、法治、善治、善政、宪政、合法性、以人为本、公民社会、和谐社会、透明政府、责任政府、服务政府、效益政府等等，这些新政治文化增量，说到底都是由市场经济制度，及为适应这一经济基础政治制度上所进行的一系列小打小闹式变革带来的。其一如孙康先生在“计划经济是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制度根源”（《炎黄春秋》2010年第4期）一文中所论证的事实：改革前的阶级斗争扩大化政治文化，是由计划经济制度及与之相适应的政治制度决定的。所以，自由、民主、法治新政治文化的最终确立巩固，尚有赖于滞后的政治体制改革迎头赶上。
王沪宁先生在《比较政治分析》一书中，断定政治社会化及政治熔炉具有变革甚或创造政治文化的特殊功能，这只不过是一个“传说”。因为政治社会化及政治熔炉之功效的发挥是以经济、政治制度为基础的，否则事倍功半，甚至事与愿违。事实上正是如此，由于政治改革滞后带来的权力腐败与社会不公，尽管我们对“文革”的阶级斗争扩大化极左政治文化不遗余力地否定、批判，却至今仍然没有得到完全真正的消解。还有潜意识中党内部分人的“毛泽东迷信”、社会上的“毛泽东情结”等政治文化，也消解的很慢甚至不时反弹，对改革不断构成阻力甚或风险。这真是“假如生活欺骗了你……一切都将会过去；而那过去了的，就会成为亲切的怀恋”。追问根源其根子还是在于中国政治改革的方向虽然对了，但速度太慢严重滞后，现实充满弊端，叫人怎么不去幻想毛泽东时代？反之看看解放初期，革命刚胜利，政治文化即刻发生翻天覆地的巨变，是“迅雷不及掩耳”，许多“润土”、“祥林嫂”们一夜之间就挺直了腰杆，这只能用经济、政治制度变化来解释，用政治社会化及政治熔炉是无法解释的。
那么，是不是政治文化就无关宏旨了呢？当然不是！关于政治文化无形的力量，王沪宁先生在《比较政治分析》中有十分具体的论述，只要不是将政治制度与政治文化本未倒置，我都完全赞成。并且，尚要特别强调：中国政治改革过程之所以令人难以置信的艰难，个中原因：无产阶级权力道德化与儒家权力道德化叠加在一起的政治文化障碍，不能不是重要因素之一。这种道德政治文化就像大海中的冰山，浮出海面的是为人民服务与儒家之仁政及德治，下面更庞大的部分则是官僚集团利益与法家之政治韬略及权术（吴思先生所谓的“潜规则”）。她带有童话般的美丽，如家喻户晓的“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之传说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之名句，早就为统治者树立了楷模。但在我们的历史中却又是多么难以见证。非但如此，官场上充斥的反是阿谀、贿赂、诡计、讹诈、机巧与欺上瞒下、争权夺利、勾心斗角、尔虞我诈、相互残杀等等。
梁衡先生最近列出影响中国历史的九篇政治美文（《新湘评论》2011年2期），即贾谊的《过秦论》、司马迁的《报任安书》、诸葛亮的《出师表》、魏征的《谏太宗十思疏》、范仲淹的《岳阳楼记》、文天祥的《正气歌序》、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林觉民的《与妻书》、毛泽东的《为人民服务》，几乎集中国古今道德政治文化之大成，只可惜漏了一篇，这可爱的“十景病”还少了十分之一。正是国人面前悬置的这颗诱人的政治乌托邦果实，在阻碍着目前中国政治改革僵局之打破，有待于我们认知上重新审视这种政治文化。本书“权力唯物论”一章做的正是此番功夫，其结论则为：否定权力道德化，肯定权力唯物论，方有可能进而实行以权力优越和权力竞争及权力制约为向导的政治改革。总之，我们的政治文化面临着最深刻的变革——当然，其前提是政治制度先变革。即如H.爱克斯坦所认为：“‘转型’指的是运用政治权力和技能，从根本上设计变化了的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从而带动文化模式与文化主题的变化，使社会和政治体制走上新的轨道，迈向前所未有的目标。”政治文化对于政治发展的阻碍尽管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归根结底政治制度比政治文化更有力量。
最后，还必须指出我无意否定道德，相反极其推崇毛泽东那句名言“人总是要有点精神的”，只是更以为道德并非否定利益，而且却是利益决定道德。普列汉诺夫说过“共同的利益是道德的尺度和基础”。道德的最后根源乃是利益协调；其直接根源，则是利益共识。即使搬出杨善洲这样的特例，也无济于事。类似的标杆树立得还少吗？为什么总不能普及？我们应当反躬自省了！就以杨善洲为例：他16岁，滇西抗战被派去参加担架队。和他一起抬担架的是一个叫刘贵的40多岁的农民。刘贵用绳索将年少的他套在担架上，万一滑倒，刘贵会拽住他。上坡时，刘贵叫他在前；下坡时，刘贵让他在后。少年的他走得轻松稳当，可刘贵走得挥汗如雨，磨烂的草鞋露出脚趾，在山路上留下点点血迹。这件事在他心里装了一辈子，父老乡亲给予他的真情，成为他日后作为一个共产党人一辈子为人民谋幸福的源泉。后来，村里土改。他家是佃农，他最大的梦想就是分到一亩地。没曾想，他家分到了10多亩地，从此他可以在自己的田地上种庄稼了。他感恩共产党。
但这种生死财产之利益形成的道德情结是“一次性”及“手工化”的，难以永恒，往往会随着利益的变化而变化，如革命战争年代与和平建设时期，人们的利益即发生变化，已不相同。杨善洲的至所以持久，其极具个性，是诸多非制度性之特殊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因此可遇不可求。过去革命战争年代的利益机制非常“宏伟”：你死我活，争夺政权，常令人热血沸腾；今天和平建设时期之利益机制看似“平凡”：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却也润物细无声。唯有制度化了这种在任何一位领导干部身上，无时不刻地都在自然重复作用的利益机制，才可能像革命战争年代那样，可成批地产生出大大小小、千千万万个焦玉禄、孔繁森、杨善洲们，以带领人民完成我们党社会主义和平建设时期新的长征。
本书前面“政治发展论”一章中曾指出：认知使人的利益不仅以个体、现实的形式存在，也同时以群体、未来的形式存在。若当长远利益与暂时利益，政党、阶级、国家、民族这些群体的利益与个体利益冲突时由认知来协调。确切地说，利益是依据认知而定的，而且实现利益的方式会因认知不同而不同：认知赋予人的利益行为以理性之内容。认知受德才支配，为个体、现实之利益奋斗当然与小德小才相联系，为群体、长远之利益奋斗必然与大德大才相联系，其孰优孰劣当立见高下。相信每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都会去正确实践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神圣家族》中的这句话：“既然正确理解的利益是整个道德的基础，那就必须使个别人的私人利益符合于全人类的利益。”
2008.9.8，2011.4.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