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之洪，退休金领取者。“九一三”事件发生时20岁出头，是北京四中1968届毕业生，因身体残疾而未下乡，暂时留校等待安排。
“九一三事变”的发生，对中国的政治格局、社会结构、历史进程及每个人心灵的撞击，无须我在这里赘言。然其自身的云谲波诡，仍如一团乱麻和迷雾，至今没有得到令人（起码是我本人）信服的梳理和破解。我想，这个历史的重任，恐怕只能寄希望于当代人的下一代甚至下N代的努力了。
有人说，40年前的往事恍如隔世，难以追记，似乎也懒得追忆。我亦以为往事的确恍如隔世，却又觉得像是发生在昨天，历历在目，而且难以释怀。我当然没有能力也没有资格对当年“九一三事变”及林彪其人其事做出科学、严谨、实事求是、恰如其分的评价，但可以在40年后的今天，追记我这个社会边缘人是如何在较早的时间，从身边流传的小道消息和扑朔迷离的蛛丝马迹中得知“林彪出事了”的前前后后，或许能够为研究文革时期中国的社会政治生态、社会心理的学人、思考者及爱好者，提供一份“流水账”式的资料。
——题记
1971年9月下旬时，我还是北京四中“老泡儿”中的一员。
何谓“老泡儿”？
从1968年开始的大规模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和有限量的厂矿招工及部队征兵，让京城各中学文革前入学的“老三届”和文革中入学的六九届毕业生基本走光。剩下的毕业生，或由于本人身体伤病残，或由于家中老人年迈需要照顾，上山下乡有诸多困难，而成为待分配的“老生”，也被低年级同学谑称为“老泡儿”（大概是老泡在北京不走之意吧）。这是一个说是学生，又已毕业；说是毕业，学籍档案又都在学校的特殊年代的边缘群体，在北京四中约有百十号人。我因自幼腿疾，行走不便，自然忝列其中。闲来无事，承蒙有关老师的信任，邀我到学校图书馆帮忙，我乐得既干活儿又看书，欣然应允。于是我在图书馆一直工作（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做义工）到1974年夏离校就业。
记得1971年9月，暑假后的开学之初，学生们即停课练队，准备国庆22周年的天安门游行。大约是十几号，眼看就要彩排了，忽然有领导宣布：“接到指示，今年庆祝十一不游行了……毛主席说了，国庆游行太浪费，劳民伤财，不要搞了嘛。”这个“游行劳民伤财说”究竟是不是 “最高指示”，现已无可考。不过取消持续了20多年的国庆游行，的确令很多人不能理解。当然，不理解也是要坚决执行的，各学校的练队戛然而止，恢复上课。
过了几天，好像是20号。我正在图书馆登记卡片，一位校领导（后来调走，其姓名已记不起来）进来翻报纸，随便搭讪几句。他无意中瞥见办公桌的玻璃板下压着两张毛泽东和林彪一起检阅红卫兵的邮票，沉吟片刻，对图书馆老师说：“这两张邮票别在这儿压着了，收起来吧。”老师不解。校领导又说：“林副主席很谦虚，最近指示不要宣传他个人。上边传达把林副主席的照片、题词都收起来，不要再挂了。”
三天后，一个在部队文工团工作的小学同学给我讲了这么一件事，为迎接国庆，他们团排演了一台歌舞晚会，其中演唱一首歌，歌中唱道：“一轮红日照海疆，林副统帅题词闪金光。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日前总政审查时，非要拿掉这首歌不可。我纳闷：“电台不一直在播嘛，是你们唱的不行吧？”她狡黠地眨眨眼：“你注意一下，现在还听得见吗？”似乎话里有话，另有隐情。
毛主席“反浪费”，林副主席“很谦虚”，都是那样地自然而在理，除了觉得一张小小邮票都不让放有点小题大做外，我还感佩于毛、林二主席的“最新最高指示”哩。然而，歌颂林副统帅的歌曲被拿掉，各单位又惟恐不及地一窝蜂撤下林彪像和题词，甚至《毛主席语录》卷首林题“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也被告之“最好撕下”，却让我心头掠过一丝疑云。连续几天接踵而至的变故和消息，终于构成一个谜团，在脑中萦绕。我朦胧地感到，中央高层是不是又有事了？
四中有个凌石军老师，精通日语、俄语。我和他很熟，经常聊聊天。凌老师有一台当时觉得相当高级的日产带短波的半导体收音机，晚上常用它收听日本NHK的新闻广播。这个秘密是我到他家借书时，他向我透露的。我们聊天的主要内容也是日本广播中所报道的中国社会情况。在国内媒体终日营造的“形势大好，不是小好”的氛围中，这些被称为“小道消息”的只言片语令人眼界大开。小道消息在民间的传播，被官方指斥为“传谣”，乃文革期间中国社会的一大奇观。其主要兴奋点是中央高层的人事变动，所谓谁“上来了”，谁“下来了”，谁又“出来了”，不一而足。文革动荡，官方宣称开创了“史无前例”的“大民主”，但从“彭罗陆杨”到“刘邓陶”，从“王关戚”到“杨余傅”，再到陈伯达，一个个“战役”外加一个个“回合”，一批批打倒复一批批“解放”。而被冠之以“革命群众”的老百姓，只有事后声讨的资格，没有事先知情的权利。“关心国家大事”的老百姓厌烦两报一刊的鼓噪和中央文件的说教，总被印证的小道消息自然而然地应运而生。上至耄耋老人，下至十几岁中学生，普遍倾注着浓厚的兴趣，传播之快，流布之广，均难以想象。其来源一部分是高层人士及其亲朋有意无意的散布，而主流则是海外媒体的报道，俗称“出口转内销”。此风直到1989年的春夏之交仍在延续，据官方主流报刊记者的记述，那一阵带短波收音机的销售竟成“井喷”之势。
那天，凌老师又到图书馆看书。我凑过去，悄悄将几天来心头的“疑云”和盘托出。他边听边点头，神情凝重地伸出两个手指头，嘴里念叨着：“木……木……”。见我不得要领，他又在小纸片上匆忙写下：“二号、林”同时向下一挥手……此处无声胜有声，像是一声惊雷，震得我顿然“开窍”——林彪出事了！
当晚，一个在交通部政治部有个职位的亲戚来我家。说话间我向他求证林彪出事的真实性。起初他欲言又止，显然“党性”、“纪律”等原则在让他缄口。犹豫片刻，听到他嘴里嘣出断断续续的几段话：“中央文件已经下来了”，“这个人已经死了”，“想往苏联跑，飞机折下来爆炸”，“老婆儿子全完了”——我忙问这是为什么？回答是语焉不详的“想谋害毛主席”，“搞政变”。
我在惊愕、惶恐、疑虑中彻夜失眠，实在弄不明白“亲密战友”怎么会“谋害毛主席”；党章和宪法确立的接班人怎么会急不可耐地“搞政变”？同时又有一股冲动，如此爆炸性的新闻得赶快告诉别的同学。
次日上午，“老泡儿”们例行学习社论的聚会完毕，我来到一个常年住校同学的宿舍，这儿也是要好的同学们闲聊交流各色信息或小道消息的地方。我把这几天关于“二木”的传闻告诉在座的几位。当时的反响自不必多说，相信所有亲历者对惊闻“九一三事变”时的心底纠结及周围众生相都会记忆犹新。
不想一宿之后的早晨，校革委会副主任康辑元叫我去一趟办公室。康是“三八”（泛指1938年前后参加革命）老干部，资历不浅，文革前任校党支部委员兼主管总务的副校长，大家习惯地称其“康校长”，一直延续到文革中也无人改口称其“康主任”。此公解放后一直在文教口工作，是校领导中唯一一位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未受到任何冲击，甚至质疑的领导干部，个中原因不得而知，我以为堪称奇迹。
办公室内没有别人，康校长脸色平静，开门见山地问我最近是不是听到“中央的一件事”。我立刻明白了他的意思，也察觉到有人打了“小报告”，别无退路，我点头称是。接着的问题就是“谁告诉你的”。按当时流行也是颇为滑稽的应答是“在公共厕所蹲着时，听到墙那边如厕之人的议论”。此说一利自己脱身，二免得给别人找麻烦。我觉得既然中央文件已经传达，此事大概不是谣言，便如实相告听亲戚说的。康点点头，显然无意再深究消息来源，又问我都告诉谁了。我说在同学宿舍说过。
后来，我知道了，是李某，一位60年代初的留校生举报了我。清理阶级队伍时，他是专案组成员，当时仍在负责专案审查的扫尾工作。他住的教工宿舍就在我们闲聊之处的隔壁。真乃隔墙有耳，防不胜防。40年前，阶级斗争这根弦就是这样紧绷在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处处都有警惕的眼睛和耳朵。我很庆幸自己对康校长的实话实说。
康校长可能认为我的确老实，也没再追问我对此事的看法，转而严肃地说：“这个事我不知道是真是假。我只想跟你说，咱们退一万步讲，即使这个事是真的，那么如果大家都像你这样传来传去，会有什么结果？中央的每件事都有毛主席的安排，你这不是扰乱人心，干扰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吗？你说是不是？”
“干扰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的帽子虽然扣将过来，但我心里倒有了底。康校长的口气分明透着我并没有造谣污蔑、恶毒攻击的意思。我想，按康的干部级别，即便还没有听到关于“二木”事件中央文件的正式传达，肯定也闻到某些风声。他找我谈话也许是出于老革命的原则性和责任心，维护中央的权威？也许是出于善意，怕我信口开河，再捅出大漏子？我从忐忑中平静下来，心想也用不着虚与委蛇了，干脆把这几天的真实想法告诉他。
我说：“我怎敢干扰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退一万步讲，假如这个事是真的，大伙儿奔走相告，这不正是毛主席所希望的‘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嘛！回想十二年前的1959年，庐山会议彭德怀出事了，那时候普通群众谁知道？当然也没有什么传言。我还是两年后从在军区的舅舅那儿知道个大概。当时他家有一本《保卫延安》，我急着想借走，他嘱咐只能自己看，千万别外传，说书里歌颂的彭司令犯了错误，所以这本书也不让看了。后来文化大革命批《海瑞罢官》，批彭德怀，庐山会议的事才公之于众。从1959年到1971年，革命群众变得这样关注党中央的变动，我觉得这是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成果，群众真的发动起来了……”
康校长专心地听我说，没插一句嘴，表现出特有的城府。但从其表情来看，显然不能苟同。等我说完了，他干咳一下，说：“你有你的看法，能说出来就好，我也不跟你辩论……形势很复杂，很多情况你并不清楚，我也不清楚，一定要听中央的。你们经过文化大革命的锻炼，可还是太年轻。很多时候不要听风就是雨，静下心来沉稳沉稳再说，好不好？”继而严肃地叮嘱道：“那事千万别再跟别人说了！”
我答应着“不说了，不说了”，退出门去……
10月下旬，当关于“九一三事变”的中央文件要传达到基层时，林彪折戟沉沙已是路人皆知。可见我虽然承诺“不说了”，但任谁也堵不住群众的嘴，这一爆炸性的小道消息依然不胫而走。
我从正式传达的中央文件的附件中，进一步得知还有一份“571工程纪要”，可弄不清其内容究竟是林彪授意的，还是林立果所想的。我还得知，敢情1966年文革初起，毛泽东从湖南滴水洞给江青写信，就对林彪5月讲话中大谈历朝历代的政变心存疑虑，颇不以为然。我还被告知，江青对“既然如此为何还要选林彪为接班人”的疑问有这样的解释：“（林彪一伙）有一个暴露的过程，我们也有一个认识的过程”。我以为，斯言不谬。无论从哲学的实践论、认识论，还是从政治权谋来说，都有其特定的道理。江青（党中央？）为维护中共和毛泽东的权威，抑或是起码的面子，煞费苦心铺了个还算说得过去的台阶。可不久，不知幕后怎样一番策划，报刊上又连篇累牍地暴揭林彪老底，什么井冈山时期，他就散布过“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悲观言论；什么辽沈战役时期，他拒不执行毛主席攻打四平的部署而贻误战机——简直令人啼笑皆非，策划者自以为得计，真拿关心国家大事的芸芸众生当傻B了。
还有一个小插曲，传达关于“九一三事变”的中央文件时，我看到康校长也坐在后面。散会后我和他走了个对脸，他表情极不自然，似欲言又止，急忙转身匆匆而去，我也就知趣地没打招呼。如今步入花甲追忆往事，忽觉40年前自己实在是年轻气盛，口无遮拦，回应康校长时的言辞和态度未免有些不厚道。唉……
此文匆匆写完后，笔者又查阅了一些相关资料，确认“九一三事变”后，官方“大道消息”的发布过程是：同年9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林彪叛国出逃的通知，传达到省、市、自治区党委常委以上的党组织。同年9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扩大传达9月18日通知的范围的通知，要求将9月18日通知传达到地、师以上党委。同年10月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林彪集团罪行的通知，决定在10月中旬，将林彪叛党叛国事件传达范围扩大到地方党支部书记、副书记等。同年10月2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将林彪叛党叛国事件向全国广大人民群众传达的通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