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鸣啸，法国汉学家，法国社会科学院高等研究院教授，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中法中心主任。著有《失落的一代：中国的上山下乡运动•1966--1980》等书。“九一三”事件发生时22岁，是正在香港学汉语的法国大学生。

我已经谈到过总是感觉自己与中国知青有缘，主要是因为我们都属于同一代人。1971年9月13日林彪突然神秘死亡，该事件猛烈地冲击了当时的知青一代，尽管对我并没有如此强劲，但却也在我这个法国青年的思想上刻下了印记，直接影响了后来的心路历程以及对当代中国的研究。

1966年中法两国中止了学生交换计划，再也没有可能到北京去学习了。于是我就在1971年决定去香港学普通话，那一年的9月初到达这个城市。当年22岁的我虽然已经得到哲学学士学位，但还没念完中文专业，对中国共产党政权的看法还相当天真。我从来都不是一个毛派分子。我是一个注重理性反对迷信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者。文化革命中对毛的个人崇拜令我非常反感，然而对中国的共产主义革命还是很赞赏的。

在我初抵香港的几个星期中，当地报章的主要话题慢慢转向林彪消失于中国政坛的新闻。一些独立或亲台的报纸索性肯定林已经死去。而与此同时，由北京支持的报纸就强调那是“别有用心的谣言”。

以我当年的汉语水平来阅读中文报刊的文章还是很困难的（尤其是繁体字），不过足够应付看懂其大意，此外总还能借助英语报纸来搜寻相关消息。在我当时任教的法国文化协会也可以看到最受人赞颂的法国报纸《世界报》。然而，他们的驻京记者居然接受中国官方的立场否认林彪已死，一直到中国当局不得不自己出来承认这一事实。就是这样，刚到香港我就一头碰上中国政治的违背常理的古怪事情，令我很快就明白了对中国官方发布的新闻是绝对需要采取一种重新判断的态度，不可全信。

另一方面，令我震惊的是看到西方人对毛政府如此缺乏判断力，从而轻易地被那些政治宣传牵着鼻子走。1972年6月，我回巴黎参加中文学士学位的毕业考试，遇见了凤凰书店老板贝日隆先生。他向我叙述了他在北京的经历，使我惊愕万分。在中苏断交之时贝氏是少数选择投向中共阵营的法共党员之一，因此被视作中国的好朋友。为此他得到了中国国际书店在巴黎售卖该店发行的各种图书的专利权。他对中国抱有一种朴素的原始好感，1958年还去了一个人民公社待了一段时间。他的5岁的女儿就在那里学会了说中文，可惜一回法国就都忘光了。 上大学后她又重新开始学，我跟她成了同学，因此就跟她父亲保持了良好的关系。

当林彪被钦定为毛的接班人以后，贝氏就有意书写林的传记。1971年9月，中共中央外事办公室接见了这位中国的好朋友，安排了一个办公室给他，甚至还打算提供一系列写作需要的有关林彪的资料。就这样，在林彪死后的几个星期内，中共当局仍然不断给贝氏提供有关林的资料，表现无比友好，最后陪同他前往飞机场，而贝先生回到巴黎才得知他书中的主人公早已魂归西天了，他的中国朋友也许是忘了告诉他。

他面含略为尴尬的微笑向我讲述了这件事情，最后只是以一种带有责备的钦佩语调说了一句：“这些中国人，真是……”他的觉悟只到这个水平。至于他为写书而制作的上千张有关林彪生平的卡片，照他的话说，是将它们“雪藏”起来了。他照旧售卖中国官方出版的报刊书籍。据我所知，他也未曾质疑过自己对中国共产党的耿耿忠心。不过，后来我再没见过他，一来我已经去了香港工作，二来也不再有必要到他的书店去购买中国的出版物了。

这段经历对他似乎没有什么影响，但是对我就大为不同了。首先，我深信必须采取怀疑的态度来看待中国官方新闻报道，其次明白了“中国好朋友”的身份并不保证你会被中国当局尊重。林彪事件虽然没有降低我研究当代中国的热情，但是这个戏剧性的事件给我敲响了警钟，在今后的研究中一定得与我的研究对象保持一段距离，以便能清醒地做出独立判断。在此后30多年的研究生涯中，我时时刻刻提醒自己不可疏忽、不可忘却这个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