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三年来，我只为三个人真正的跪下过。
但每一次下跪都显得无比的内疚和悲恸，主要是深感自己的力量微弱，或者说即便当初有再大的能力也无法去解救，而只能看着事实变成一幕死亡的悲剧，唯一可以做的就是保持沉默，这种沉默是鉴于当地习俗的要求——那是大人们的事情小孩子还轮不到说话的份儿。所以，人类幸亏“发明”了泪水这个好东西，不然还真不知那些委屈都如何去消解。要知道，一个人的内心如果被压抑的太多，那么这个人的神经会出现衰竭等一些精神类疾病。所以，我也就要把这两段故事结合在一起来谈谈“死亡”这个话题。
如果学者徐贲认为：吃饭是个政治问题，那么我觉得：死亡是个文化问题。何以见得？但观中国农民的死亡方式，许多都是因为社会习俗所致，一般都比较注重在“熟人社会”中的这种口碑与舆论。还有就是一些社会观念的问题，导致“见死不能救”的绝境出现。
在我读小学六年级的时候，考取了初中的一个还算可以的中学。其实，当时就已经实施了“九年义务教育”的政策，所以，算是走了形式而已。农村的孩子这么小，也没有钱上得起培优班，所以索然就在家呆着。我还记得，那天中午阳光特别的大，我的父亲在家里午睡，我却在一旁闲玩，母亲去了外地帮忙小姨办点事。不料我的舅舅急匆匆的跑来说：“他噶爷（姥爷）喝农药了！”父亲急忙起身，问：“喝了多少？”舅舅回答说：“大概一大（敌敌畏）那个样子。”“那还有什么救的呢？！”父亲说道。其实，在农村里这样的事情很常见，并且姥爷已经在之前就被确定为肺癌，后来本来还可以活几年，只是当时实在受不了那种疼痛了，又怕连累孩子们，毕竟活一天就要一天的药来“保”，所以疼不来的姥爷就一了百了了。母亲后来对我说：“假如我倒时候也成为这个样子，我也会这样的，你不要怪我。”她接着说：“你姥姥当时只活了四十六岁，从发病（肝癌）到死亡只用了二十六天时间。多快多好啊。”我不允许她这样做，她只是一笑。
其实，对于中国的绝大多数农民来说，死亡都不是一个人的事情，而是鉴于某种利益之上的一种存在的消灭。没有什么生命感的消亡可言。因为他们是真正的实用主义者，在血脉之中自我利益才是最重要的。并且，还讲究这个礼法，那个礼法，只要一点没做好，就会扯皮和吵架。即便是从一个娘肚子里出来的几个兄弟也是如此。
同样是夏天，在二零一零年的农历七月十三日，奶奶在家上吊自杀。我当时并不在家，这与爷爷去世还不到三年，结果她也去了。坟墓的另外一个空格子被这个老女人主动的填满了。爷爷再也不用“孤单”了。死因说出来都不怎么好意思，只是因为一百元钱。奶奶生了三个男娃，第一个和第三个被“梦婆子”抱走了，所以活下来的就只有三个。（还有三个女娃）后来，老屋被他们几个兄弟中的最小的一个，也就是我的小爸得到了，这在农村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这种财产的继承制度已经是一种默认的了。奶奶他们自己是种了三亩二分地的，这点田的户头并不是在奶奶头上，而是在我父亲和我大伯那里。在农村里，这叫一个孝敬的方法，给点口粮田给自己的父母种，必要的时候也会帮着点。老人之所以这么生活，主要还是一个尊严，毕竟是自己的劳动换来的饭食。这点田对于两位老者来说却是绰绰有余的，所以其就把攒下来的钱都给她的小儿子，而大儿子和二儿子都没有得到。按当初的划定，奶奶是被其大儿子（我的大伯）赡养，所以大伯和大妈就不干了。嫌弃她不说，还处处的紧逼。每当我回去探访她的时候，母亲都万般的提醒：一个是时间不宜过长；二个是不要直接给钱，换成一些礼品。每一次，我都十分注意，可是我实在搞不懂：这可是我亲奶奶，我连多看她几眼都成了问题？！
奶奶后来得了一种眩晕的病（年纪也快八十了，据说是高血压），起初是她自己拿钱出来看，后来看完了，就轮到我的大伯拿钱出来。大伯那里肯拿钱呢？但是在舆论的干扰下，大伯还是将其弄到医院看了一下，从原先瘫卧在床上一下恢复了起来，据说还可以自己出门活动了。我听到这个消息，在异地的我差点流出泪来。有种“感谢上天的保佑”的冲动。不料，死亡的讯息接着就传来了，她用一根绳子悬梁自尽了，七窍出血。我问我母亲为何？她说：“活不成了，客观的说就是自己把自己逼死了。”奶奶卧床的那段时间，大伯与大妈每天都会去床边问：“老婆子，还没有没有钱放着在，如果有的话就早点拿出来。我们买点好吃的也好“安置”你呀。”她那里还有钱，之前的钱全给她小儿子了，后来一部分钱也给了点她大儿子，剩下的全部拿去看病了。如此倒好，一次我的一位表哥从南京回来看望她，她找我表哥要一百元钱。我们都知道，这钱是给不得的。最要命的是大妈知道后，不知道会闹成什么样子。所以，表哥也没给。不料，大妈从她枕头边怎么就搜出了一百元钱，好崭新的一张红票子。大妈就万般的责问她，最后奶奶说是我给的。其实，我那里会这样做呢，母亲交代了一句又交代一句。（直到她死后，真相就大白于天下了，原来是大姑妈把奶奶放在她那里的这点钱拿来给她，让她自己多买点东西补补。）大妈就觉得奶奶在欺瞒她，可想而知，对于一位八十多岁的老者，又曾经瘫痪在了床上的一个女人再怎么也是活不下去了。所以，就选择自杀了以此来圆场。后来，我给母亲说：“如果我有钱就好了，可以将其接过来照顾她，为她看病。”母亲却说：“孩子，这是行不通的，如果是你爷爷，你想怎么弄就怎么弄。（爷爷当初是被分配到我们来赡养的）。”人们都不知该怎么说为好，这背后的舆论算是把这件事情的本身给掩盖过去了，成了一段不孝的“佳话”。
同样是两个自我选择灭亡的个体，只是一个是因为不想连累家人：这种瘫痪在床上让子女照顾，是一个莫大的负担，还要一些高额的医药费。所以，“久病床前无孝子”的说法的确是非常的真切；另外一个是因为媳妇的步步紧逼之外，她自己的一个“做法”无法圆场了，所以也只能用“死”来交代了。这样一死，所有的秘密将成为永远的秘密，你可以想象：一个人死了，还有什么大不了的秘密值得被追究呢？——“命”都没了。
鉴于社会的某种文化把生命悬置在其两端，一个是“孝”，一个是“活”。如果家里的老人这样死了，那么她的子女肯定是不孝的，就将受到社会的谴责；如果家里的老人因为担忧自己的病连累子女，选择“死”，那也说明这个子女在某种程度上是不孝的。只是程度不一样而已。但是，很多人会选择原谅后者而辱骂前者。这样的社会文化不消说，正是两千年来儒家所贡献给中国的“最大礼品”，更是一枚“炸弹”。文化对生命的主导，更多的时候还是一种社会舆论与社会习俗，无论是社会的亚文化还是主文化，都可以将一个人逼死，或者活不下去。其厉害性一点都不亚于一把锋利的匕首。故此，如果学者徐贲说“吃饭是个政治问题”，那么“死亡就是一个文化问题”了。
同样，包括我们自己也无法排除在外，这种文化也会有一天将我们“消灭”，那么我们是不是应该趁早来修缮一下呢？
二零一一年八月二十四日 于武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