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大致已完成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中国的理论经济学从整体上也基本完成了从古典政治经济学向现代经济学的转变。已“转型的”中国经济学，正在出现两个基本的“特征化事实”：一方面，经济学的分析越来越“实证化”和“模型化”；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中国的经济学家变成了宏观经济政策制定和金融市场操作中的一种印度人所常说的“古鲁”（Guru）（印度教和锡克教中有影响和权威的“精神导师”）。

现在的问题是：中国经济学的这种转变，是否完全符合当今中国经济运行和未来社会转型的基本要求？从经济思想史上来看，在亚当·斯密那里，经济学的本意是告诉“君主”（the sovereign）和世人一个国家应采取什么样的制度安排才能国强民富的一门学问，因而实际上含有些古汉语意义上的“经济之道”的意思，即“经邦济世”“经世济民”之学。但是，伴随着时代变迁，现代经济学的理论分析逐渐走向了“公理化”、“精细化”和“科学化”，那么，这是否标志着今天的经济学已经背离了原来的宗旨？

在芝加哥经济学派的实证主义经济学方法和导向风靡当代西方各国的“主流经济学”后，尽管有弗里德曼（Milton Freedman）的《资本主义与自由》等之类的“preaching”（讲道），但与古典经济学相比，当代经济学确实发生了一些根本性的转变：一些理论经济学家越来越进入抽象的数学建模和抽象推理；也有一些经济学家越来越变成了“古鲁”。

同样，随着中国经济的市场化进程的深入，尤其是随着中国经济快速融入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大潮，中国经济学家们也开始“古鲁化”了。但是，当下需要提请人们注意的是，中国的经济学家们应意识到，西方的经济学家在谈论自己国家的宏观、微观、金融市场和政府政策等经济问题时，他们国家的制度环境和政制安排是一个成熟的且法治化的体制，在这当中，政府只是经济运行的一个指挥者，而不是参与者。换句话说，西方国家的政治机制与市场机制是基本上分离着的，二者有着明确的由宪法性法律、各种行政法规所明确划定的“制度界限”。在中国则完全是一幅不同的图景：政府不但统御和指挥着经济运行，而且各级和各地政府本身就是市场经济的一个最大参与者。在市场经济的制度环境方面，一方面，调整和规范中国市场经济的法律、法规还不健全，一些即使已经制定出来的法律、法规尚未完全发挥应有的作用；另一方面，政府积累了大量财政税收，同时又在金融资产、土地和实物资产方面在迅速扩张和价值增殖，且在不断强化着自身统御经济社会的能力。加之，财政支出和其他行政自由裁量权也还不怎么受到民众的实质性约束。因而可以认为，尽管从形式看，中国政府所用一些宏观调控的政策工具与西方发达国家非常类似，但实质上却不是一回事。这种独特的转型体制格局和制度安排，已给中国社会带来一系列问题，例如，政府官员腐败案件不断曝光，大面积地发生而又屡治不果；社会财富占有和收入分配上的差距不断拉大；整个社会越来越靠政府的项目投资和高投资率来维系经济增长；居民家庭收入和居民家庭消费占国民收入的份额持续下降；等等。

这决定了，中国经济学人当前正面临着双重的理论使命：一方面，像亚当·斯密那样继续宣讲和弘传自由市场经济的理念，让人们认识到并确信市场经济是人类迄今为止所能发现的最为有效的资源配置方式仍有一定意义；另一方面，要运用现代经济学的方法和工具，扎实地研究和分析当代中国社会转型中的现实经济问题，并着重探究现代良序市场经济运行的基本和必备制度条件，以期从“解释世界”的研究中合力促动“市场经济”成长与演化。

当然，既然市场经济来了，既然政府要不时地调控经济，既然在当下的社会安排中银行、证券、期货、外汇甚至商品和劳务市场都会随着政府调控信息的披露和市场运行数据的发布而波动，“古鲁经济学家”就有市场需求。有需求，就会有供给，这是一条市场经济万变不易的法则。当今中国社会是客观需要“古鲁经济学家”，但如果中国的绝大部分经济学家都变成了“古鲁”，那将是中国经济学的悲哀，也是中国社会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