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年，郭沫若声誉不高。自从被目为“御用文人”后，除了一般研究者循例做研究之外，郭沫若这个名字很少被提及，可谓身后寂寞。200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女神及佚诗》，其中收纳了初版本《女神》和散佚在报刊上未汇辑成集的郭沫若在“《女神》时期”创作的大量诗歌作品，使读者和研究者可以获得一个完整的、历史原初状态的印象。学者自然是关注的，但该书印数仅有2000册。郭老郭老，诗多好的少。这句郭老调侃自己的“打油”诗句，似乎已成了对诗人郭沫若的一般观感。有谁还记得《女神》在五四时期给中国诗界、给中国带来的巨大震撼？一个叛逆的、反抗的、自由的形象，就在“御用文人”的驯顺、荣宠与隐忍的背影之后渐行渐远渐模糊了吗？
还好，日前在郭沫若故居举行了一场《女神》出版90周年的研讨会，纪念那个远去的诗人。有趣的是，主办方将郭老写于1958年的组诗《百花齐放》印制了扑克牌。也许现在可以心平气和地谈谈郭沫若了，这位鲁迅之后中国第一文人，所谓“文化班头”，诗人，历史学家，剧作家，书法家……
大人物的身后名，毁誉翻覆，从来都与现实相关。这一点，作为历史学家的郭沫若最清楚的。在答《新建设》杂志问的一篇文章里，他曾这样阐释：“历史是发展的，我们评定一个历史人物，应该以他所处的历史时代为背景，以他对历史发展所起的作用为标准，来加以全面的分析。这样就比较易于正确地看清他们在历史上所应处的地位。”所以，他替曹操翻案，替武则天翻案，他扬李（白）抑杜（甫）……他好做翻案文章。他的翻案文章，如历史剧《蔡文姬》、《武则天》，演出几百场，影响不可谓不大，虽是剧作而不是历史考据研究论文，但毕竟多多少少扭转了人们心中白脸曹操、淫荡武则天的一贯形象，促使许多人有兴趣重新认识历史上的曹操、武则天。不过，作为学术著作的《李白与杜甫》却招致非议，认为是一投领袖所好；二滥用阶级分析方法。
毛泽东作为政治家而每每有诗作，郭沫若作为诗人而投身政治。当初毛泽东去重庆和谈，以一首《沁园春·雪》引来众人此起彼伏的唱和；到了晚年，能与他唱和的，似乎就只有郭沫若了。而毛主席的诗词也有许多篇是和郭沫若的，比如那首“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的《七律和郭沫若》，那首“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的《满江红·和郭沫若》。毛主席喜欢李白的诗，这对郭沫若是否有影响，或许难说有或无，但从郭沫若一贯的浪漫主义诗风看，他也会更爱李白。中国郭沫若研究会的会长蔡震先生在新作《郭沫若画传》中提到一个史料：《李白与杜甫》是“文革”中的郭沫若自己悄悄写的，只因一个偶然原因才被外界所知——当时中苏边境冲突，外交部请郭沫若等学者提供有关历史资料，在中国政府发表的声明中，引用到郭沫若对于李白出生地的考证，以驳斥苏方的领土扩张。可见著书的动机并不是为了趋附领袖。
但趋时是一定有的。那些年月的所谓学术，都受政治环境影响，普遍地用阶级观点分析古人。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学生都能背诵，起首一句“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郭沫若在《李白与杜甫》中就根据杜甫草堂之顶有多少层茅草为证据指出杜甫过着地主阶级生活。
那时代是“亲不亲，阶级分”。现在想来，不喜欢杜甫，也不必一定因为他是地主阶级。同样，姚雪垠塑造的闯王李自成竟像一位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一样高大完美，符合“三突出”原则——中学课本还选过，记得我们上课的时候，同学老师一起笑。难道历史真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或者真所谓“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历史学家如何揭示历史真实呢？
蔡震新作提到陈寅恪。1953年郭沫若按照中宣部的提议，以中国科学院院长的名义致信陈寅恪，请他担任历史二所所长（另外两所所长为范文澜和郭本人）。陈寅恪回信却是回给科学院，而没理会郭沫若。在回信中，他提出了条件，即著名的“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的要求。这实际上就是拒绝。在回信中，陈寅恪以他当年为王国维所写碑铭重申“独立精神和自由意志是必须争的，且须以生死力争”，并毫不客气地挑战郭沫若，说郭是甲骨文专家，也许更懂王国维的学说，可以把他的碑文打掉，由郭来重写。他用了唐代韩愈、段文昌先后写《平淮西碑》的典故，把自己比韩愈，自信他写的碑铭“无其器存其辞”（李商隐赞韩愈写的碑文），不会湮没。郭沫若之前对王国维的死因有自己的判断，他认为王国维“研究学问的方法是近代式的”，但“思想感情是封建式的”，“两个时代在他身上激起了一个剧烈的阶级斗争，结果是封建社会把他的身体夺去了。”这个判断当时在学界影响很大，而陈寅恪看来是不以为然的。
郭沫若与陈寅恪最大不同其实是在与现实政治的关系上，一个投入，一个远离。如果要找一位与20世纪中国历史、特别是中共党史密切相关的文人，一定是郭沫若。他是历史潮头上的人物。五四有他，《女神》惊艳亮相，创造社高张创造精神；北伐有他，攻武昌城，他亲手捆扎攀城墙的云梯；四一二政变前，蒋介石许以高官厚禄，要将长江下游几个省交他管辖，他却以《请看今日蒋介石》揭穿其真面目；南昌起义，他谢绝了张发奎邀约去日本，赶赴南昌，在白色恐怖中与贺龙一起入党；卢沟桥事变后，他别妇抛雏、毁家纾难，只身回国参加抗战；他与李公朴一起经历“校场口惨案”，他不惧国民党暗杀，在上海各界追悼李公朴、闻一多的大会上慷慨陈辞：天不能死，地不能埋，呜呼二公，为和平民主而死，虽死犹生……新中国成立时，他已是政务院副总理兼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中国科学院院长，为建设新中国而工作……他的老朋友夏衍说过，党犯错时，郭沫若也跟着犯了错误。他没有活到对党内错误进行反思的时候。他会有怎样的反思，我们无从知道了。
我们知道的只是这样一些历史片段——
“文革”中，他的两个儿子死于非命，他默默承受，甚至没有向他的老友周恩来提起。他把儿子的日记放在书房案头，日日相伴，一字一句地抄写，竟抄了八本。这是怎样不见泪痕悲色的椎心之痛。
“文革”中，他在一本英美抒情诗的空白处，随手翻译了一些他喜欢的诗作，似乎透露了他的内心深处的隐秘的激情，如罗素·葛林的《默想》：
我不能让我的尊严的人性低头
在那冰冷的无限面前跪叩
……
我有希望、苦闷、大愿，精神有如火焚
……
如高尔斯华绥的《灵魂》：
我的灵魂是太空！
电在闪呵雷再轰，
日月群星在运动，
时而卷起大台风！
风再起！这灵魂里的浩浩长风终于没能使郭沫若再次凤凰涅槃，浴火重生。1978年6月12日，86岁的郭沫若逝世。人生苦短，人生几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