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崛起的“北京时间”已经到来！2004年5月，美国高盛公司高级顾问乔舒亚·库珀·雷默提出了“北京共识”的观点，一场以“中国经验”、“中国模式”、“中国道路”为关键词的大讨论在国际社会迅速传播开来。独特的现代化战略和改革开放政策创造的经济高速增长让“谁来养活中国”、“中国未来不确定”、“中国崩溃论”等悲观论调成为了过眼烟云。作为“中国模式”的创造者，中国人自己既不能妄自菲薄、自暴自弃，更不能趾高气扬、盲目乐观。我们知道，2009的中国适逢共和国60周年庆典，春晚小品的“不差钱”、畅销著作《中国不高兴》和领导话语“不折腾”构成了一道中国政治语言学的亮丽风景线：“不差钱”的gdp和中国经济成长描绘了令世人瞩目的“中国速度”和“中国奇迹”，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迸发的巨大财富能量；“不高兴”不仅仅是寻求大国成长中的话语权和民族责任感，而是对“发展中的问题”和“前进中的问题”的自觉认识；“不折腾”既是对现有发展路径与秩序的经验总结，也是对未来中国的政治期待。
一、“不差钱”的“中国模式”
从公元元年到18世纪，中国一直是经济最为强盛的国家之一，占世界经济总量的比重未曾低于20%，1820年更达到历史最高峰32.9%，而在1870年则降至17.2%，1913年降至8.9%，1950年降至4.5%。中国在1950年开始正式发动工业化和现代化，抑制了占世界总量比重继续下降的趋势，在1978年达到5%，1978年以后中国gdp占世界总量比重迅速上升，由1978年的5%上升为1995年的10.7%。
从2010年8月16日日本内阁府公布的数据显示，二季度日本实际国内生产总值按美元计算为1.28万亿美元，环比增长0.1%，按年率计算增长0.4%，弱于预期。从经济总量来看，日本第二季度的gdp总值为1.28万亿美元，而中国此前公布的二季度gdp为1.33万亿美元，已经在当季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另据maddison的测算，中国gdp占世界总量的比重在2020年将达到20%，在此后的时期中将位居世界首位（《京华时报》2010年8月17日）。
改革以前，中国的经济模式基本上是“斯大林模式”或“苏联模式”，政府实行高度集中统一管理的计划经济体制，形成了较先进的工业和城市与极为落后的农业和农村并存的典型的二元经济结构。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工业和国民经济体系，打下了比较好的重工业基础，为改革开放后轻工业和农业的快速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但也形成了消耗高、浪费大、质量差、效益低的“短缺经济”，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没有得到应有的提高，落后的生产力与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之间矛盾日益突出。加上“文革”的政治动乱，使中国经济走到崩溃的边缘。
实现从“苏联模式”到“中国模式”的转换充分说明，中国已经根本改变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由过去追求“一大二公、三纯四统”的单一公有制转变为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由过去分配方式单一、平均主义倾向严重的分配制度转变为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公平与效率并重、既有差别而差别又不能过大、既鼓励部分人先富又强调最终要达到共同富裕的分配制度；由过去依靠计划配置资源转变为主要以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基础上，更多地发挥市场、价格和竞争作用；由过去长期依靠高投入、高消耗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为主转变成强调依靠低投入、高产出、高效益的集约型增长方式为主；由过去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战略转变成现代化战略；由片面强调自力更生、闭关锁国转变成对外开放。
“中国模式”实质上就是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背景下实现社会现代化的一种战略选择，它是中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逐渐发展起来的一整套应对全球化挑战的发展战略和治理模式。从西方传统的经济学来看，中国“落后”的制度环境与其惊人的经济成就形成了不可思议的巨大反差（许成钢：《政治集权下的地方经济分权与中国改革》，载吴敬琏主编《比较》第36辑，中信出版社2008年版，第8页），这就是“中国之谜”和“中国奇迹”。然而，令他们想不到的正是“中国特色”的政治体制和比较优势成为了“中国模式”的第一推动力和不可或缺的基本内涵。
毫无疑问，“中国模式”是基于“中国特色”的“中国经验”和“中国道路”。从历时性来看，从改革前的“苏联模式”走向改革以来的“中国模式”标志着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的瓦解和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与深化，国家工业化偏向性发展正式进入多元现代化阶段，也标志着单一的中央集权体制走向了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融合的非联邦制化的政治现代化过程。另一方面，从共时性来看，依赖政府“看得见的手”的强势产业政策的“东京共识”和依靠市场“看不见的手”的新自由主义政策试图拯救拉美债务危机的“华盛顿共识”是不可能指引“北京共识”的（参见陈彩虹：《从“共识”到“中国经验”》，《读书》2010年第8期，第11页）。只有汲取“华盛顿共识”和“东京共识”西药疗法的经验，技巧性地处理政府干预和市场调节关系的中药式处方才能找寻到“北京共识”或“中国模式”的新政治经济学奥妙。
“中国模式”的成功是政党主导型改革的典范，是在自我系统内部寻求有效改革手段的激励过程。匈牙利学者乔纳蒂建构的互动式政党-国家（ips，interactive party-state）模型，以罗马尼亚、匈牙利和中国为例对改革战略和改革绩效进行了共性和个性方面的比较，高度评价了中国的改革开放。政党科层、国家科层、国有经济以及结构内可供攫取和分配的资源、政党科层和国家科层（包括经济）之间的互联线、可用于更深地融入该结构的结构性反馈是决定政党-国家结构的主要构成要素，他们良性的互动形成中央与地方以及政党、政府、市场、企业的政治理性（参见玛利亚·乔纳蒂：《自我耗竭式演进：政党-国家体制的模型与验证》，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版，第17页）。
二、“不高兴”的“中国问题”
由于中国和发展中国家的强势崛起，世界格局由“单极”、“两极”走向“多极”，因而要求在世界政治舞台上有更大的话语权和平等地位，这是美国和西方主导的全球化而始料未及的。西方主要国家挑唆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从过去的“中国崩溃论”转而鼓吹“中国威胁论”，将领土纷争国际化，形成对中国的c型包围圈，使中国处于一种极为不利和孤立的国际环境。这是“中国不高兴”面临的主要外部挑战。
尽管中国的gdp在2010年第二季度排名第二，但从人均gdp这个更具价值的指标来看，中国还远落后于发达国家水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0年发布的数据显示，2009年中国人均gdp是3566美元，排名世界第99位。而日本排名世界第16位，人均gdp 为39573美元，是中国的10倍以上。按照世界人均gdp8000美元来衡量，中国还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45%，与柬埔寨和危地马拉等国家为伍。由此，美国康奈尔大学埃斯瓦尔·普拉萨德教授说:“一个相对其它发达国家尚处于这样一种相对发展水平的经济体，却在世界贸易、全球金融和对世界经济总体贡献方面，发挥了如此巨大的作用，对此我再想不出其它的例子。”传统基金会的贸易专家德里克·西瑟斯说:“中国说‘我们还不富裕，我们必须解决这个问题’，是公平的”。
显然，“中国模式”是一种典型的外向型模式，它受制于以美国和西方为主导的跨国公司和全球公司的全球经济体系，成为全球资源配置结构中的一个廉价生产基地。由于大量西方资本和技术的涌入，致使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和全球最大的外贸出口国。另一方面，中国经济和社会结构发展的片面性，因而出现了“不高兴”的负面后果：自主创新动力不足，技术进步不快；资源短缺，环境污染，压力加大；贸易摩擦不断、出口受阻；工业、城市、东部地区发展快，农业、农村、中西部发展滞后，“三农”问题严重，城乡、地区发展差距扩大；收入差距扩大，发展成果分享不均；公共品供给不足，看病难、买房难、上学难、就业难，生产安全和社会治安问题比较严重；农民、农民工、下岗职工等弱势群体问题比较突出；民主、法制不健全，诚信缺失、道德失范明显，政府有些不该管的事仍然还在管，有些该管的事又没有管好，腐败现象也比较严重。“不高兴”的“中国问题”主要表现为：
（1）城乡差距。来自2009年中国农村经济绿皮书指出，目前中国农村居民生活消费水平落后城镇居民至少十年，并且城乡居民生活消费水平差距一直处于扩大状态。城乡居民生活消费支出比从1978年的2.68:1扩大到了2008年的3.07:1。2008年，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为3661元，城镇居民该项支出则为11243元。中国农村消费当前仍处于相对较低的水平，主要耐用品消费拥有量偏低。2007年，每百户农村居民拥有的洗衣机、移动电话量不足城镇居民的一半。农村居民的衣着消费也偏低，2008年其人均衣着消费支出为212元，不足城镇居民的两成。此外，农村居民住房条件也有待改善，近千万农村住户人均居住面积不足10平方米。
（2）阶层差距。按国际上通常衡量收入差距的标准，中国基尼系数在2000年就超过了0.40的警戒线，目前已经达到了0.47。国家发展改革委《2006年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年度报告》显示，2000年至2002年，城镇居民中10％最高收入组与10％最低收入组的收入之比从4.6倍上升到9.2倍。中国劳动学会去年公布的数据显示，2002年至2006年，全国在岗职工工资连续4年两位数增长，但不同行业之间收入差距不尽合理。2000年，行业最高人均工资水平是行业最低人均工资水平的2.63倍，2005年增加到4.88倍。垄断行业与竞争性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过大，根据2009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中国证券业的工资水平比职工平均工资高6倍左右，收入最高和最低行业的差距达11倍。
（3）地区差距。东、中、西和东北四大区域是我国区域的总体划分，也是区域政策的作用对象，由于四大区域之间在自然、地理及经济等多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其经济发展水平也有着较大的差别。1990年以前，东北地区的人均gdp水平高于东部地区，但1978-1990年东北地区相对于东部地区的人均gdp水平不断降低，中部和西部地区相对于东部的人均gdp水平也略有下降。1990-2000年，东部地区相对于其他地区的差距明显扩大，1990年东北、中部、西部地区人均gdp水平分别相当于东部的1.01、0.57和0.53，到2000年分别为0.76、0.45和0.40，相对于东部地区的人均gdp水平有显著降低。同时，东部地区内部的差距所占比重也较大，以江苏省为例，2005年江苏省发展水平最高的昆山市人均gdp为113025元，而最低的灌云县只有4379元，前者是后者的25.8倍（李善同、许召元：《析中国区域差距的现状与趋势》[db/ol] .http://www.studa.net/jingji/081002/10371486.html.2008）。
（4）生态危机。来自世界银行资料显示，中国的环境污染十分严重，全球20个污染最严重的城市中，中国占了16个。中国的水质也在不断恶化，90％的河流呈现严重污染现象，62％的河水不适宜鱼类生存。目前我国六百座城市中，四百多个城市供水不足，其中严重缺水城市一百一十个，城市年缺水总量达六十亿立方米。主要城市中将近一半城市的饮用水不合格，三亿多农村人口面临饮水不安全问题。近年来我国发生的水污染、空气污染、土地污染、气候异常等事件，已经严重影响了居民的生命健康。
（5）腐败现象。腐败即权力寻租，是权力和金钱的交换，或者说是权力的商品化与金钱的权力化。近年来，“中国式腐败”呈现出三大变化：在形态上，由实物形态向货币形态转变，货币形态又向虚拟货币形态转变；在领域上，由消费资料领域向生产资料领域转变；在环节上，由商品流通环节进入到权力流通环节（辛宇：《反腐败的沉思与启示》，《南风窗》2008-12-28）。当前，腐败的集团化、高端化、部门化、年轻化、大额化、家族化、隐秘化、智能化、跨国化的趋势明显，已经严重地损害党和国家的执政形象，对人民群众利益造成重大损失。腐败已经成为了“国家最大的敌人”。
（6）群体性事件。群体性事件因为人民内部矛盾或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不当而积累和激发，是由部分公众参与，有一定组织和目的，采取围堵党政机关、静坐请愿、阻塞交通、集会、聚众闹事、群体上访等方式并对政府管理和社会秩序造成影响甚至使一定范围内陷入一定强度对峙状态的破坏性行为。由于一些地方在经济发展中不注重科学发展观，单纯地追求gdp，损害了群众的利益，也由于一些地方干部的腐败现象，因而在土地征用、环境污染、移民搬迁、集体资产的处置均容易引发群体性事件的产生。
三、“不折腾”的“中国经验”
“中国模式”的基本经验在于基本摆脱了过去“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等国家运动式治理的经验教训，采取了走向“不折腾”的制度化治理方式。中国社会转型最重要的特征和最深刻的意义在于，把市场化、工业化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改革三重重大的社会转型浓缩在了同一个历史时代，在工业化与社会主义宪法制度双重约束下推进市场化（张宇：《过渡政治经济学导论》，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5页）。
众所周知，任何一个国家的发展无法摆脱本国的历史、传统和环境，这是制度惯性和路径依赖的必然。因而，“中国模式”的形成离不开政策学习、政策试错和政策创新。我们知道，制度创新本质上是一个不断学习的动态的政策过程，通过学习不断地发现和更正政策制定、执行等诸多环节中所出现的问题。许多重要的改革和转型过程是通过学习、试验并采纳变通的方式实现的。在变通的过程中，特别是在开始的阶段，新的体制因素往往是以非正式的方式出现并传播的，而非正式体制的生长和发育往往是发生在体制运作的过程当中。
我们看到，“不折腾”的“中国模式”没有走极端、搞单一化，而是实行多元化、多样化、混合化。“中国模式”的体制转换没有采取激进式的“休克疗法”，而是渐进式的“摸着石头过河”，先易后难，先试验后推广，重点突破与整体推进相结合，“双轨”过渡，积极稳妥，循序渐进，这样阻力更小、成本更低。这种“不折腾”的渐进改革的重要意义在于第一项改革产生的动力效应提出的改革顺序问题。正确的改革顺序，有助于产生改革的利益支持者，并有助于推动改革（热若尔·罗兰：《转型与经济学：政治、市场和企业》，载吴敬琏主编《比较》第3辑，中信出版社2002年版，第45页）。
另一方面，改革以来，单一制而非联邦制的体制上变革造就了“政治集权下的地方经济分权制”（许成钢，2008，第8页）。各级地方政府深刻地参与改革和经济发展，而中央政府通过“两税制”、gdp、人事制度对地方进行控制和激励。上级政府的行政发包、财政分成、量化考核、绩效排名等政绩因素在官员晋升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晋升锦标赛作为中国政府官员的激励模式，它也成为了“中国模式”的重要根源。通过地方分权、官员竞争和财政分成建构的高度市场化的激励方式是中国地方政府治理最突出的特征，体现了“纵向发包”和“横向竞争”的高度统一（周黎安：《转型中的地方政府：官员激励与治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24—225页）。
总之，中国发展的“不折腾”是正确处理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发展是目的，是硬道理，是第一要务；改革是手段，是动力；稳定是前提，是必备条件，三者相互依存，互为条件；改革和稳定为发展服务，发展能够促进改革和稳定，改革必须带来发展，使尽可能多的人受益。同时，科教兴国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为中国现代化建设提供了重要的智力支持和技术支撑，也成为一个国家摆脱“折腾”的必由之路。世界近现代历史显示，大国的崛起必须建立在科技和产业革命的基础上，英国因抢占了以蒸汽机为代表的科技革命从而成为“世界工厂”和全球经济体系的主导者，美国抢占了以电器和电脑为代表的科技革命取代了英国领先地位而得以继续保持发展活力。
然而，中国模式的“诺斯悖论”不容小视。虽然中国经济总量和gdp增长仍然呈现递增势头，但经济结构存在着诸多积弊和不合理的现象，资本和人才流失会进一步加剧。改革极大地释放了社会的热情和能量，加大了资本、技术、劳动力等要素的流动，但改革的政策效应递减趋势明显。产品和技术的升级换代动力趋强，但创新动力不足、技术进步不快。经济发展环境不断优化，政府职能转变基本到位，但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协调性需要进一步加强。体制活力不断释放，经济关系逐步得到理顺，但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特别是劳资关系）所出现的问题将会越来越突出。
我们看到，城乡差距、地区差距、阶层差距的三大“中国差距”明显，看病难、买房难、就业难严重，腐败现象、生态灾难、劳资冲突、社会治安等还在一定程度上威胁着中国的政治安全。人民日益增长的公共服务需求与公共服务供给不充分、不均等、不便利之间的矛盾越来越突出，成为当下和以后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对改革实行改革”的要求需要建构改革的再生产机制，中国改革的协商机制、补偿机制、纠错机制和法治机制建设以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走向“不折腾”的制度建设，必将成为维持和推动“中国模式”的必然之路。
（载于《天津市委党校学报》2011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