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有些政府部门和个别官员把上访的群众称为“刁民”、“恶民”等。笔者敢问，如果社会不“变态”，百姓那敢“撒野”？其实，人民不是“刁民”，到底是官员“刁”还是人民“刁”，如果人民皆是“刁民”，那对应的官员八九不离十也成了“刁官”？自然，百姓贱骂还是官员欠骂？刁民谩骂还是刁官欠骂？答案一目了然。“纠结”呀！网民或百姓“骂声”传染易导致社会形成恶态。那被“骂”的某些政府部门和官员为何不扪心自问一下，网民或百姓到底在“骂”谁？为何要“骂”人？究竟又是哪些负面心态易被传染？说到底，不是百姓想“骂”人，只是某些官员“欠骂”。老百姓“骂官”不是洪水猛兽，并非“刁民”当道，网民或百姓“骂官”大多是善良的提醒和行为的监督。

顾名思义，“刁民”不是属于官府和官人的人。人民并非“刁民”，“刁民”并非“恶民”，是人民中的“聪明人”，是合理运用现有法律法规争取和保护自身利益的人。“刁民”是同某些官员相对应的，是官员对一些难对付的百姓的统一称呼。可以说，“刁民”就是刁难某些部门和官员的，在官员看来属于那种很难对付的一类百姓。然而，“刁民”不同于孤注一掷的“暴民”。

应该说，对“刁民”下定义是没必要的，因首创这个词本来就是以混淆和胡搅为目的的。比如，在城管的逆向思维里，占道经营者不应该是“刁民”；在信访的逆向思维里，上访诉求者不应该是“刁民”；在官员的逆向思维里，群众监督者不应该是“刁民”；在政府的逆向思维里，拆迁钉子户不应该是“刁民”……那么，在非常人眼里，“孙志刚现象”属于典型的不肯屈服的“刁民事件”，否则就不会在收容站里被活活打死。但也正因为有了孙志刚这个所谓的“刁民”，才使得中国的收容遣送制度被废除。总之，“刁民”的称呼是官方和官员赐予的，“刁民”的贬义也是官员赋予的。自古以来，官员不仅不喜欢“刁民”，最痛恨的也是“刁民”。因为，“刁民”多了，工作难做，官也难当。

显然，“刁民”是贪官庸吏的克星，是政府和官员不作为、乱作为的眼中钉。同时，“刁民”能让政府和官员行事更为慎重，这便是“刁民”的社会价值之一。有利于维系官民之间的“生态平衡”和“价值平衡”，这是符合相生相克的生物学原理的，这还是一对辩证的唯物论体。反之亦然，当“刁民”被充分尊重时，“刁民”自然也就成了真正的“良民”；若官员都拿“刁民”当“人民”或“主人”，官员心中也就没有“刁民”这个概念了。

近几年来，随着我国社会的法制化和民主化建设不断推进，百姓开始通过各种方式和途径维护自身权益。发表不同政见、建议和意见已成为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头等大事，更成为老百姓履行自身合法权益的一种表现形式。特别是随着“网络问政”和“微博监督”等网络平台的出现，“意见领袖”越来越多，“网络法庭”不断涌现。按理说，官员不应当把百姓称作“刁民”。话又说回来，在我国法制化和民主化建设还不够完善和健全的前提下，有“刁民”是很正常的，这正好说明我国人权、法制、民主、民意和文明等正在逐步完善和提高。

有感于广东省委书记汪洋所言：“看到很多网民骂我，把我说得一塌糊涂，当然也有挺我的，这些都是正常的……百姓可以通过各种方式表达自己的诉求。”“为什么领导可以发脾气，群众不能发脾气呢？为什么领导可以骂娘，群众不能骂娘？”这些话犹如一阵“龙卷风”——“允许百姓骂娘”备受追捧，随之“雅量说”、“平等说”充满网络。在汪洋看来，人民绝不是“刁民”。与之反差的是，有些领导干部对群众的怨言貌似在听却充耳不闻，对百姓的疾苦貌似在目却视而不见，对民众诉求貌似在办却敷衍了事，即使是被说得一塌糊涂，也“死猪不怕开水烫”，还美其名曰“淡定”或“官不和民斗”之类的“俗量”和“暴量”。

可以说，不是群众可不可骂娘、可不可发脾气的问题，关键是群众为何骂娘、为何发脾气的问题。假设某些部门和官员对“群众骂官”或“网民骂官”太过“淡定”、太过“孤独”的话，那群众的脾气仅仅只是白发了，对某些部门和官员也只有白骂了。只有爱民、懂民和亲民，方能做到真正意义上的“为人民服务”。相信包括汪洋在内的领导干部是无法掩饰内心的忧虑与不安的。因为他们心中时刻装有人民，他们眼里只有人民。

从社会角度来分析，群众“骂官”大致可分为四类：一类属于发泄不满情绪；二类是某些部门和官员的言行有损老百姓利益；二类则一针见血地指出政府部门工作中的疏漏、不足甚至错误；四类多半指政府和官员的不作为与乱作为。对于老百姓来说，对政府和官员是“恨铁不成钢”，最终目的是希望“他们”能够正确对待群众、合理处理民事、诚恳倾听“骂声”，这不仅可体现政府和官员的思想境界，还代表着其执政能力。“民心”即“天下”，“天下”即“民心”。作为政府部门和领导干部如何真正做到胡锦涛总书记的“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实现自身形象判断与公众认同的“对接”，理当引起每位党员和领导干部的深入思考和深度反思。

值得警惕的是，当前，网络及生活中存在一种动不动开口就“骂”的怪象，骂贪官、骂管理、骂体制，这反映了怎样的公众情绪与社会心态？“骂声”迅速传染，负面情绪随之爆发。个别政府组织和官员的不作为、乱作为等直接导致了百姓对政府官员的信任度降低。随着百姓不满情绪的日益积累。有的不但不用法律维护百姓权益，还采取截访、控访甚至非法拘禁等方式；有的说一套做一套，每每遇到问题时，束手无策，死等事态不断地恶化……如果不重视，势必造成“井喷”，引发群体性抱怨，甚至会从网络走进现实，导致群体性事件。相反，却归咎于老百姓“不理性”、“不淡定”、“不宽容”、“不听话”、“不和谐”等。百姓对少数政府部门推卸责任、处理问题不作为乱作为、善做表面功夫等种种行径不满，期望政府能够担当起理应承担的职责，并力求落到实处。

综上，我们期待多一些胸怀坦荡的官员，将群众的“骂声”视为一面镜子，当作一种监督，本着“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原则，甘愿放下架子、蹲下身子，洗耳恭听、深入反思、沉于反省。让群众的“骂声”成为提醒自身工作效率和作风的重要标尺。反之，有些官员死守自身的官僚主义，尤其还抱着“老虎屁股摸不得”的旧思想，对群众的“骂声”要么充耳不闻，要么以“妨碍公务”为由将其“绳之以法”。有的甚至还给群众的“骂声”冠之“影响党群、干群关系”的罪名。作为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深入学习和实践胡锦涛总书记在建党90周年的“七一讲话”精神：党员干部要“真诚倾听群众呼声，真实反映群众愿望”。由此可见，领导干部只有善待、倾听群众的声音甚至是“骂声”，我们才有利于实现群众的有效监督，才有利于建设一个讲道理的社会。作为政府组织，要学会科学地化解群众长期形成地怨恨诉求和寻求社会管理的理性回归，同时，我们的社会管理更应从老百姓的“心”出发，从控制思维转向服务思维，社会心态才会更加和谐……从而提升社会的“软治理”、“雅管理”和“美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