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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个世纪四十年代的印度加尔各答是一个不需要“暂住证”也没有“遣返制度”的城市。无数无家无业的流浪者和教派斗争而产生的难民涌入这里，靠拾垃圾，乞讨，甚至卖淫抢劫生活。在这座城市中一边是富人们伊甸园般的别墅、金壁辉煌的饭店和如诗如画的宫殿，另一边是随处可见的垃圾棚和居住在其中骨瘦如柴浑身散发着恶臭的贫民，他们没有尊严也不被人关心，当他们死去因为买不起火葬的木头，尸体被抛进阴沟，任其腐烂。

目睹了这样的人间惨剧，一个三十六岁女修道院院长——德蕾莎。作出了她一身中最重要的决定。她诚挚的请求，得到了罗瑞托修女会主管和加尔各答当地大主教的支持，教皇庇护十二世得知后也赞赏她的想法，引导“在穷人的生活中，以天主为唯一的领导者和保护者。”

于是她离开修道院，作为一个普通的修女，来到了加尔各答环境最恶劣的贫民窟提亚纳，她脱下蓝色的道袍换上普通妇女的粗布纱丽，用自己掌握的一点基本卫生知识和护理技能为那里的贫民服务。她的故事很快就传了开来，有越来越多多的人被她的精神感动，有爱心的女孩子们加入她为贫苦人献身的事业，掌权者和有钱人因为她的行为而良知触动给予她资金和物质的支持，也有更多的地方有人慕名前来寻求她的帮助。

她和其他修女一起办起了儿童之家，收养从路上拣来的先天残疾的弃婴，把他们抚养成人，告诉他们“你是这个社会重要的一分子”；还有麻风病人康复中心，收治照顾哪些甚至被亲人唾弃的人，让他们感到自己“并没有被天主抛弃”；最著名的是她在贫民区创办的的临终关怀院，使流落街头的垂死者得以在呵护中度过生命中最后的时光。她说“这些人像畜生一样活了一辈子，总该让他们最后像个人样。”那些被背进关怀院的可怜人，有的躯体已经被鼠蚁咬得残缺不全，刚入院洗澡时往往用瓦片才能刮去身上的污垢，最后握着修女的手嘴角戴着微笑“踏上天国之路”。一个原本对德蕾莎修女的善行心存疑虑的印度教法师，当看到她一丝不苟的为一个快死的男人清理布满蛆虫的伤口，惭愧的说“我在寺庙供奉时母女神三十年，今天才看见圣母的肉身！”

她所帮助的人从来不上教堂，因为衣衫破烂；不会哭泣，因为没有眼泪可流；从来不祈祷，因为没有用；甚至不会请求，因为一向没有人会理睬他们。但在这位可爱的修女眼中：他们的生命同样值得享有尊严，那是同一个上帝，他们的伤痕就是基督的伤痕。

这位瘦小但倔强的修女不屈不挠的信念惊动了整个世界。

2

在中国清末山东堂邑，有一个赤贫人家的孩子，在兄姐中排行为七，叫做“武七”。

他七岁丧父，乞讨为生，求学不得，为了供养母亲，多次离家当雇工，屡屡受欺辱，雇主甚至因为他不识字，以假帐相欺，他争辨，反被诬为“诈赖”。

这样一个生活在中国社会最低层的苦人，却作出了一件不可思议的事。他是一个一无所有的贱民，更不可能象德蕾莎修女那样有教会背景的支持，于是他孤身一人二十余年手拿铜勺，肩背褡袋，烂衣遮体，边走边唱，“且佣且乞”，其足迹遍及山东、河北、河南、江苏等地，一点一点地把钱攒起来，而他自己只是每天两个粗馍维持生存。就这样集资数千贯。在1888年将全部收入在当地柳林镇东门外办起一所义学，他亲自跪请有学问的进士、举人任教，跪求贫寒人家送子弟上学，当年招生５０余人，不取分文。

而他自己一生不识字，没有像德蕾莎修女那样动人的文字和演讲流传下来。只有一些民间的传说，讲述他为了增加办义学的收入，他平时常捡些烂菜根、芋头尾充饥，将积累下来的钱分文不动用于办学；他甚至不惜作践自己，通过表演一些像吞食砖瓦、蛇蝎这样的杂技节目；以自己的身体给那些无聊的同胞打一拳换一文钱，赢得冷漠的看客解囊资助。

山东巡抚张曜后来闻知武训义行，下示召见，并下令免征义学学田钱粮和徭役，另赏银２００两，同时奏请光绪帝颁以“乐善好施”匾额，清朝授以“义学正”名号终于认可了他的努力。但他将所得赏赐悉数投入办学事业，前后一共办了三所义学，自己仍然靠乞讨过活，过着简朴得近于低贱的生活。

艰苦的日子给他老年落下病根，可他舍不得花钱看医生，一次他从坍塌的房屋中拣到几颗发霉的药丸，结果中了毒。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病卧临清御史巷义塾的檐下，拒绝请医生治疗也不吃饭，每天只喝几口清水。

终年５９岁，死时仍然是赤条条一个乞丐身。

3

德蕾莎修女的名字如今被无数世人用来象征超越种族、阶级和信仰的爱和关怀；从麦格赛赛奖、肯尼迪人道奖、尼赫鲁奖到诺贝尔和平奖，与其说这些是给予她的荣誉，不如说是她的名字给这些奖增添了荣誉。

而那个一生孤苦的中国人却谈不上有什么国际影响，今天的中国人如果还记得一个叫武训的名字，也许主要是因为1951年那场由一部叫【武训传】的影片的引起的风波。

为了配合当时主旋律，这部影片这样注解武训的一生，在片尾一位革命女教师铿锵有力地说：“武训先生为了穷孩子们争取受教育的机会，和封建势力不屈服地、坚韧地斗争了一辈子。可是他这种个人的反抗是不够的。他亲手办了三个‘义学’，后来都给地主们抢过去了。所以，单靠念书，也解放不了穷人，……中国劳动大众，经过了几千年的苦役和流血斗争，才在中国...组织领导之下，推翻了‘三座大山’，得到了解放!”

可毛主席对这部创作者已经充分做了迎合革命意识形态努力的影片仍然很不满意，在他的指示下，江青领队到堂邑武训老家调查，得出结论武训是个“残酷剥削农民，甘作封建统治阶级孝子贤孙的大地主和大流氓”。

在当年的一篇【人民日报】社论中是这样评价的，“像武训那样的人，处在清朝末年，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者和反对国内的反动封建统治者的伟大斗争的时代，根本不去触动封建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并为了取得自己所没有的宣传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婢膝的能事，这种丑恶的行为，难道是我们所应当歌颂的吗?”

武训一定想不到，假如他把那些钱吃喝嫖赌挥霍掉，他就可以象【活着】里描述的那样成为苦大仇深的无产阶级，而他兴办义学，却成了“向反动的封建统治者投降”。

4

我很喜欢特蕾莎修女的一段话：“如果你做善事，人们说你自私自利，别有用心，不管怎样，总是要做善事。”它说明，一个人可以做自己认为值得做的事，而无需顾忌别人的评价。

特蕾莎修女就是这样做的，她无力改变全世界的黑暗，就努力使身边的地方变得光明。

她花费大量精力，照顾垂死的人，却从来没有控诉那些杀人不眨眼的权势集团。

在她不知疲倦的帮助一个又一个穷人的时候，她难道意识不到，万恶的资本主义制度才是造成人剥削人的根源？

在一个富者阡陌纵横，贫者无立锥之地的社会里，她请求豪门权势者的有时如恩赐般的帮助。却没有意识到那些食不果脯无产者中蕴含着无穷的力量，为什么不号召他们打倒这些肠肥脑满的土豪，索性把他们的财产分给穷人？

她曾从海地**者手中接过勋章；当印度有上万政治犯收到囚禁时，她也没说对她很熟悉的甘地夫人说什么。

德蕾莎修女直言不讳的承认“我对社会体制没有兴趣。”

她曾向航空公司讨要吃剩的盒饭，作为她照顾的穷人们的饭菜；当福利院一分钱都没有的时候，她不会依赖上帝，而会提议修女们上街乞食；后来随着社会资助越来越多，她身边的人见过她如何“占用土地，收买楼房和开办业务”她却相信这是为了她的工作所必须的。

她的传记中记载，一个革命者不理解她到处帮助穷人的行为，教训她：“你不知道我们正在搞革命就是要解决这些事吗？”这个修女冷静的说：“我也是革命家，我的革命成分中只有爱！”我很奇怪那位革命家竟然哑口无言，如果他在中国长大从小就会记住一句话“超越阶级的所谓博爱是虚伪的。”

她有生之年几乎走遍世界，所到之处受到教皇般的欢迎，却没有到过中国和前苏联，因为那里的人民都生活的非常幸福，根本不需要她。

德蕾莎是幸运的，她没有被批判和嘲笑，而且直到死后都被爱戴和尊敬围绕。她的祖国阿尔巴尼亚和她的第二故乡印度，都为有这样的女儿而感到骄傲。

人们传颂着她的名字，人们从她布满皱纹的脸上看见了圣母的光辉，更重要的是，她的事业和信仰的延续使她的生命获得永生

5

有很多人研究历史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人是非常现实的民族，缺乏现代意义上的公共精神，中国人从来就只讲私德，不讲公德；对中国人来说，爱是一种推己及人逐步发散有差等的情感；中国人很少相信什么抽象的信仰或者信念，对中国人来说兼爱都是一种神话，更不要说什么博爱。

人们都说人是社会性的总和，但历史长河中总不时有人会让他所处的社会感到惊讶，人类之所以有能力超越惯性而没有而没有至今留在丛林中的树上，也正是因为总有这样奇迹般的人物出现。

没有一种理论能够很好的解释武训行为的动机，这是一个人性的奇迹。

历史的记载中，没有提到武训有什么宗教信仰，不象德蕾莎那样有基督的声音在召唤她。他也不可能有什么宗教意义上的信仰，在他最需要帮助的时候，如果救苦救难的观音娘娘出现，他就不会不识字了。何况就算他有些迷信，也用不着为了修来世而倾其所有，靠多年的乞讨积蓄他可以过上富足的生活，顺便给庙里捐条门槛就足以来世投胎不作乞丐了。而他的卑谦和奉献足以媲美最虔诚的宗教徒。

德蕾莎修女的善行是为了回报上帝的关爱，传播上帝的爱也正是修女的天职。而武训除了父母其实不需要回报谁，他自己才最需要关爱。人人爱自己的社会里，自然由上帝和修女们来爱大家，孔子意味深长的说：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可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创办公益事业的责任要轮到武训这样一个乞丐来承担，他甚至没有必要爱那个社会，那个社会没有给予他最起码的公正，他成长中遭到的只有嘲笑、冷眼、鄙视和一次又一次的伤害。

还有很多人行善是为了获得社会的尊重和认同，武训也完全可以用哪些积蓄过上体面的生活，用其中一小部分施舍给周围的人就可以换来一个好名声，他还能够娶上老婆甚至几房妾，会给他生儿子，他的孩子都会受教育，会有文化，也许还能当上大官，光宗耀祖，他可以待在家里享清福，做老太爷，再也不会有人看不起他。但他把那么多素不相识的孩子送进课堂，自己至死都过着乞丐一样的生活。没有人有资格赐给他黄马褂或者什么“乐善好施”匾乃至其他所谓荣誉，他超越了他所处的时代和社会至少一百年。

往往“正常”的人都会感到困惑，他为什么要做这些？他为什么不上山造反？他为什么不参加革命？连那个阿Q都知道革命党好，向那些欺辱过他的人和阶级复仇，把那些曾经压迫他的人踩在脚下。如果他有一些善心，他那时完全可以把所有富人的孩子赶出学校，因为他们的父辈曾剥夺他受教育的权力；让曾经的仆人成为主人，让他们的孩子坐在教室里。

6

不公正是普遍的，社会发展的不均衡是仁人志士永恒的困扰。这个社会也许需要人去造反、去革命，去“黑手高旋霸主鞭”，“天翻地覆慨而慷”，但这样的人偏偏不是武训。他就这样做牛做马了一辈子，咽下所有的酸辛悲苦，唾骂侮辱。

这个武七不想报复谁，也不想伤害谁，他没有豪言壮语，却默默为一个梦想固执的坚守一生，最后的报偿就是在孩子们的朗朗书声中含笑闭上了双眼。

或许他的情怀太难被革命年代的人们理解和效仿，于是否定和嘲笑他成了最简单的作法。

在他去世七十年以后，当年他历经万苦千辛所创办，为让贫苦子弟受教育的学校里，孩子们在老师带领下，砸开他的墓，掘出遗骨，抬去游街，当众批判后泼上煤油焚烧成灰烬。

但愿他没有永生的灵魂，不会目睹这一幕。

也许他生错了时代，也许他根本就不应该属于这个民族，我不敢再往深想，这让我的内心感到刺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