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了周其仁先生发表在2008年10月30日《南方周末》上的《为什么中国总能摸到石头》[1]的文章后，我想对周先生提出的观点和问题做进一步的分析。

一、中国30年的改革成就大多数是“逼出来”的。

周先生认为：“改革开放，如果要问从那里来的，它应该是被逼出来的，这个‘逼’，是人类进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力量。”[1]“为什么1978年改革开放呢？一个是这个逼的力量，是底层自发的活动；一个是得到上层的承认，提供一个合法化的空间。”[2]

周其仁先生的这个观点完全符合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事实。从农业上安徽小岗村的“包产到户”，到工业上温州的私营企业，都是底层民间为了吃饭生存和追求幸福致富的原始动力的推动下，敢冒天下之“大不为”地自发发起后，中央政府明智地批准承认，最后成为社会发展的方向和主导力量。

从当前的国际和国内形势来看，中国又遇到了这种“倒逼”的力量和现实：

发达国家的金融危机给中国依赖出口的制造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危机和压力，“逼”着中国的制造业从外包加工走向技术型和自主品牌的升级换代，中国的企业主开始明白，就是贴牌加工，也必须有自己的技术和设计，才能够有更大的价格主导权。这种危机和压力，甚至能够“逼”着中国企业实现产业结构上的升级换代。也正如周其仁先生说的：“这个‘逼’，是人类进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力量。”所以，有气魄的经济学家和企业家，把当前的危机和压力看成是机会和动力。

但是，我们必须进一步认清一个事实，这种被形势，被危机和压力“倒逼”着走的发展模式，从根本是说，是一种“被动”、“滞后”和“相对缓慢的进程”，如果中国的改革开放坚持持久地依赖这种“倒逼”的发展动力，是远远不够的，是不可能快速有效地实现赶超发达国家的中华民族再崛起历史重任的。中国的发展，必须依靠在正确和科学的思想、理论指导下的“主动”、“积极”、“超前”和“持久快速”的发展模式。否则就免谈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赶超已经远远地领先我们的发达国家。

而且，从根本上来说，就算是“倒逼”着发展，也必需有正确和科学的思想、理论的支持，我们必须承认，任何社会发展的飞跃和转折，都必需思想和理论的先导。就拿上面我们举的“小岗村的包产到户”和“温州的私营企业”的自发和倒逼的例子来说，如果没有“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思想和理论方面争论、冲突中实现启蒙和解放的话，有可能得到中央政府的承认和支持吗？有可能把这种“倒逼”发展为社会发展的主流和方向吗？

也正因为此，胡锦涛主席才在当前中国改革开放的关键时刻，高瞻远瞩地吹响了“解放思想”的冲锋号，把“解放思想”作为当前中国改革开放的“重中之重”，胡锦涛主席在几次重要讲话中，都把“解放思想”列为头条。可见“解放思想”在对当前的中国来说，有多重要。我们甚至可以这么认为，在中国当前“思想解放”领域能够实现多大的成果和多大的发展，特别是在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有没有质的飞跃，能不能实现真正的思想启蒙和理论创新，就直接地决定了近阶段中国能不能实现主动、积极和高瞻远瞩地进行改革开放具体实践。这也是决定中华民族能不能快速实现再次崛起和复兴的关键问题。

二、发达国家出现了重大问题，中国该不该继续向西方学习，怎样学习。

周其仁先生说：“我们过去落后，老是要跟着别人走，这是对的，今后也要学别人。但1840年以来，中国向别人学习的问题上，屡屡有错。毛主席讲过，为什么先生老是打学生呢？1840年以后，中国人一直学日本，日本侵略中国；学西方，西方侵略中国。建国后，我们改革开放也是学啊。我们计划体制学苏联，学来学去，把苏联学跨了，后来学南斯拉夫，南斯拉夫被我们学得也不行了（众人笑）。后来我们发现，东亚模式好，学日本、学韩国，几乎要达成一致认识时，日本出问题了。然后说，学美国，现在把美国也学出问题了（众人大笑）。……老师都不行了，那怎么办？那就得靠自己了。这就是开始走向成熟了。我们再也不能将一个大国的现代化，简单地建在模仿这个模式或那个模式上。我们必须回到三十年前邓小平讲的话，所有的本本条条主义，都是错的。从实际出发这条路，才走得对——因为中国有自己的历史、文化，有自己的人民，有它自己走过的路。……我们不会把自己国家的命运简单地说成是仿照这个还是仿照那个了。人类历史就是一个探索的过程。”[3]

关于周其仁先生的这个观点，我不得不在这里向他提出商榷：

因为周其仁先生不明白学习和探索的全部和真正的含义，才会有如此的观点。这是因为周先生把学习当作模仿，并把学习的概念排除在“探索”的概念之外。

我们说，学习不是模仿，说中国向向西方学习，决不是什么模仿西方。正因为在1840年以来，中国人没有真正明白什么是学习、学习什么、怎样学习的问题，才会产生周其仁先生上面说的一系列问题。

什么是学习，从本质上说，就是把其他国家所有已经被实践检验证明是正确的思想、理论、科技、文化等等一切优势，“拿来”，根据和结合中国自己的实践需要，具体地来指导我们中国的现代化实践。这种学习，既必须从实践的需要出发，又必须在实践中不断地修正和发展这种来自西方的先进的、科学的“东西”。

如果我们因为我们学习的对象，或者是老师，有什么问题和错误，就认定不应该，没必要向他们学习，这就是完完全全地是没有正确的理解什么才是“学习”。孔子在教导我们说：“三人行，必有我师”时，并没有预设一个前提：这三个人必须比我们强，或者说，这三个人必须没有“这样、那样”的错误和缺点。孔子的意思是：任何三个人，都必然有比我们强的地方，都必然有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甚至是他们完全有可能在其他地方，或者是在整体上比我们差，缺点和错误比我们多。所以，这就证明了周其仁先生认为我们学习的老师们出现了这样那样的问题，就必须放弃学习西方，仅仅依靠自己的探索来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的观点是错误的。

至于学习什么的问题，很显然，当然是学习别人的优点，或者说是结合自己的实践有针对性地学习别人的优点。什么是别人的优点，如何来认定别人在这方面一定比我们强？只有一个标准，就是“实践的检验”。所以确切地说，我们学习西方，是结合自己现代化的实践需要，学习西方已经被实践证明是先进和科学的“东西”。西方有没有问题，和出现了多大问题，犯了多大错误都不是我们放弃学习西方其他先进的、科学的“东西”的理由，仅仅是告戒我们不要学习和尽量避免西方出现的这些问题和错误。

至于怎样学习的问题，就是应该全方位地学习别人的所有优点。在1840年的年代，日本和中国差不多同时开始学习西方。但正是日本“脱亚入欧、全盘西化”和中国由“中体西用”发展到“中国特色”之间在“怎样学习”方面的区别，直接地决定了日本已经实现现代化，进入了发达国家的行列，而中国依然贫弱的现实后果。

甚至我们可以尖锐地说，什么是中国由“中体西用”发展到“中国特色”的学习原则，实质上就是从历代统治集团的利益和需要出发，有区别，有利用目的地肢解西方已经被实践证明了是先进和科学的“东西”，仅仅学习对统治集体有利的“东西”，而排斥和抵制对统治集团不利的“东西”。正因为这种学习的原则，才直接地导致了中国学习西方的低效和失败。才会出现周先生论述的中国在学习西方过程中的“屡屡犯错”。

我们再来分析日本的“脱亚入欧、全盘西化”，日本的这种“脱离”和“全盘”，并没有使他们完全地丧失自己的东方特色。无论在日本的制度、文化、思想、观念和生活习惯等方面，依然保留着浓厚的东方特色。日本并没有完全丧失自己各方面的特色。只是全方位地，全面地、无保留地学习西方一切“值得”学习的所有“东西”，才最后能够成其为超级大国。尤其是日本战后长期地保持一党执政，直到最近才实现政党轮换，就是一个非常明显的“日报特色”。

最后，周其仁先生提倡中国把实现现代化建立在自己“探索”的基础上。那么请问，在周先生的“探索”的概念中，包含不包含“学习”的含义，如果排除学习的理念，“探索”还能够有多大效果？很显然，探索离不开学习，探索的过程，就是学习的过程。打个比方说，如果我们不学习和引进牛顿的“力学”和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仅仅依靠自己在黑暗中探索，中国的“神舟”还能够上天吗？这是一个简单的道理。

2008年11月1日星期六

[1]、[2]、[3]：周其仁：《为什么中国总能摸到石头》2008年10月30日《南方周末》 http://www.infzm.com/content/1924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