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收入是一连串事件（一）

数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长的速度在全球名列前茅。同期，占全体人口百分之七十的农民，平均收入基本没有什么增加。这两件事情摆到一起，需要一个解释。

在一些人看来，农民收入不过是或大或小的一个数目字，这个数目字，可以由政府的政策主动加以调控。如果这个见解对头，那么近年农民收入增长的缓慢和停滞，可就要归于政府无意增加农民收入，或者归于政府调控农民收入的政策措施实施不力了。但是，我们不是年年看到，政府总是将增加农民收入列为经济政策的首位？为了实施诸如粮食保护价这样保护农民利益的政策，政府难道不曾花费了巨额财政补贴、甚至不惜关闭全国粮食自由市场吗？

所以，问题的难点是：政府有意提高农民收入、也采取了许多有力的政策措施，但是农民收入的增加还是远不尽如人意。这个难点固然多少令人难堪，但它也提示我们，解释农民收入的变动，不妨到政府意愿和收入调控政策以外的领域去寻找答案。让我们从“收入”概念开始吧。

收入是财富产出的服务

常识可以回答，收入是挣来的。别人-------亲戚、朋友、慈善机构和政府----当然可以赠送我们货币和实物，但那是别人挣来的。

问一个浅得不能再浅的问题，凭什么可以“挣”得收入呢？许多人会回答：凭努力。是的，努力是挣得收入的要素。但是，倘若一点“本钱”也没有，无论多少努力，都在空中漫舞，永远落不到地上变成收入。最简单的例证，贩夫要挣钱，努力固然重要，但总少不了一小笔用于周转的资金、一点关于怎样做买卖的琐碎知识、以及或大或小的一些“商誉”——这些都是本钱。走卒要挣钱呢？最主要的本钱，恐怕就是他的体魄和脚力。

就是说，本钱是努力的载体。努力是要将本钱的作用充分发挥出来。无论如何，任何人离开了本钱，挣不来一丁点儿的收入。在这个意义上，“一本万利”或许是可能的，但“无本生意”就是白日做梦。实际上，种种对收入作出了贡献的“本钱”，被人们忽略了。你的本钱全部是借来的吗？信用就是你的本钱。两手空空起家？本钱是时间和生命。

凡是财富，都可以拿来当作谋取日后收入的本钱。要当心，这里财富的概念，是指对我们人类有用、但又稀缺的资源。阳光对人类重要无比，但不是财富，因为阳光不稀缺。因此，没有人可以省下阳光来当“本钱”。

是的，从当前消费里省下来的财富，才可能成为挣得未来收入的本钱。在这个意义上，当作本钱的财富就是资本。鉴于资本概念已经被搅得模糊不清，我们不妨回到1907年的费舍尔：资本就是产生未来收入流的财富。这一句话就够了，因为我们已经有了基本线索：离开对财富、特别对财富中拿来做本钱的那部分资源的状况调查，我们无从理解收入。

权利是否清楚界定至关重要

收入是财富（资本）的产出，是否意味着农民收入增长低迷，是因为农民拥有的财富数量太少，或农民财富的价值偏低？是的，平均而言，我国农民可用的耕地很少、实物和金融资产不多、受教育程度还低。本来嘛，说农民收入水平低下与说农民穷是一个意思。贫穷，还不就是财富的反义词？

但是，从财富价值的角度看，上边的道理讲反了！人人知道，庄稼是地里长出来的。但是，要是因此说庄稼的价值由土地的价值决定，那就全盘皆错。事实上，土地所以值钱，就是因为它具有生长庄稼、产生净收益的能力。一块土地究竟值多少钱，是由这块土地未来生长的庄稼所可能提供的净收益决定的。所以，是产出流的市值决定了财富的价值。

产出的市值，与市场交易大有关系。如果不加入市场交易，在满足生产者自家的消费之后，产出就没有太大的价值。但是在交易的条件下（也只有在交易的条件下），可能发生“物以稀为贵”！市场并没有变魔术，关键是交易提高了分工和专业化的水平，从而提高了交易各方的生产率。200年来，经济学来来回回讲的就是这套道理。

传统的经济学只看漏了一点：清楚的产权界定，是市场交易的前提。没有清楚的产权界定，一项产出究竟自用还是出让、究竟部分出让还是全盘出让、究竟出让的条件怎样决定，难以决择。没有清楚的产权界定，潜在的交易成本可能高到使得交易根本无从发生！

这样联系起来，财富的权利界定（产权是也）影响产品市值，而产品市值又决定财富的价值。关于这一点的经验证据数之不尽：赃物卖价奇低，纠纷吓退潜在的房屋买主，战乱时期资产价格大幅度跳水。这些都表明，清楚界定的权利并被有效执行，本身就是有价的。

一连串相关事件的影响

以上理论，简单无比。第一，不能离开财富（资本）来解释收入；第二，财富的产权界定影响产品市值，进而影响财富本身的价值。但是简单的概念，掌握起来最不容易。不然，为什么费舍尔说：“收入是经济学的第一个字母和最后一个字母”？

由此，我认为解释农民收入的重点，不是政府的意愿和收入调控政策，而是农民财富的产权状态。比较起来，要是今天我国农民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不足5%，而政府财政收入占国民所得50%以上，什么收入调控政策或许还大有用武之地（至于长远的代价是另外一个问题）。但是今天中国的实际情况，使人感到调控政策专家生不逢时。

简明的理论，只为调查和分析指明了方向。农民财富的产权状态，涉及一系列互相影响的复杂事件。为了便于阅读，我将用几个专栏文章的篇幅，选取几项重要事件作为调查的重点。可以向读者预告的是，我解释数年来农民收入几无增长的总线索，是除了耕地使用权，农民财富的产权界定在考察期间没有实质进展。

粮价冲击土地承包权——农民收入是一连串事件（之二）

本文讨论耕地权利与农民收入的关系。如我已经交代过的，财富的产权状况对收入的影响巨大。那么，改革二十年了，耕地资源的产权怎么样了？

土地承包是伟大发明

目前我国的最普遍的耕地制度，是集体土地由农户长期承包经营。要讲清楚“集体制”（完全不同于基于私人产权之间自愿选择的任何一种合作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过，只要农户私人承包经营的合同条款清楚、能够被有效执行，集体究竟是怎样一回事，并不要紧。

讲不清楚的集体土地，清楚地承包给农户私人经营，这是农民的一项伟大创造。天下的合约，都以各缔约方清楚的产权为基础。我国的土地承包制，却能够在不准许私人合法拥有生产资料产权的环境里，通过一个承包合约，就界定了农户经营耕地的权利。仅此一条，“伟大”当之无愧！

但是，挑战土地承包制的英雄好汉还是层出不尽。有人说农户经营规模太小；有人说该向“高水平的集体化”跳跃；有人劝说领头包产到户的小岗村“再带头走集体化大道”；有人高举从来没有实行包产到户的“共产主义村庄”样板；还有人干脆提出“农地国有化”的宏大主张。总算上天有眼，这些挑战无一成功。政府农村政策的第一条，还是“稳定家庭联产承包制”。

粮价大涨质疑土地承包

没有料到，挑战土地承包制的竟然是市场形势。1993年秋后市场粮价大涨，闹得销区人心惶惶。京城一些研究权威，言之凿凿：粮食涨价引发通货膨胀，食品价格对物价指数上升的“贡献”高达三分之二！刹那间，“农业规模经营”卷土重来，“管制粮价”呼声四起。

政府选择了粮价管制。全国范围内，粮食收购由政府粮食部门专营，私人粮商一律不准收购粮食；相当一批城镇，重新实行粮食统销。象北京这样的首善之府，还请回了购粮本，居民须凭本买粮。如意算盘，就是通过管制粮食市场，抑制通货膨胀。

麻烦在于，单单管制粮食价格是不够的。生产粮食要用化肥、农药、电力和各色机械，生产这些投入品，还要更多的投入品。政府管制粮价，非同时管制全部生产粮食的投入品价格，否则，“成本”终究还要把粮食价格顶上去。说粮价带动物价上涨，那么什么因素推动了粮价上涨呢？

等到发现全部物价都在上涨（虽然上涨的幅度和先后有所不同），人们才发现正如弗里德曼所说，天下只有一个地方真正出了问题，那就是政府的印钞公司印发了太多的钞票。在高通胀下，重点管制粮价，等于宣布农民必须购买其他价格发毛的产品、但只准按照低于市价的统购价“出售”粮食。读者想来不难明白，如此之下，农民的收入会怎么样。

储粮行为，不可小视

还有一个插曲，通货膨胀期间，粮价为什么上涨得更猛？回答这个问题的假说无数，但是对我来说，宋国青的解释最有说服力。宋国青发现，农民一旦形成高通货膨胀预期，会增加粮食存货来应付。是的，任何实物存货都可以用来对付通涨。但是，粮食毕竟比较容易保存，而全国有１亿多农户！每个农家多存两麻袋粮食不是什么大事，加到一起，数百亿斤粮食从“可售”转为“存储”，市场粮价还不疯涨？

懂得在高通胀条件下储粮惜售、避害图利的，当然还有国有粮食部门。比较起来，这是“机构大户”，可以合法大手收购粮食，并且拥有雄厚的收购资金、储存场地和设施。既然预期粮食价格还会上涨，理性的选择当然是多储“良币（粮食）”、多抛“劣币（钞票）”。政府要国有粮食公司开仓卖粮，平抑市价，难道不是与虎谋皮？

所以，政府越管制粮价，农民和机构越惜售。你想一想，连市价都不能刺激农民售粮，政府要以低于市价的管制价格来收，还不是动员大家能躲则躲！存粮惜售行为的普遍化，推动粮价暴涨。至于关闭粮市、驱逐私人粮商，那都是火上加油的劣招。

这可以解释，为什么在粮食增产的条件下粮价依然可以大涨。这样“反常”的事情，1985年有过一次，1993年是第二回。问题的关键不是土地承包制潜力已尽，不是农业生产规模太小，不是粮食消费需求缺乏弹性，更不是农产品带动物价全面上涨。要害只有一个，就是政府过度发钞，通胀预期“命令”农民和机构一起存粮待沽。但是，众多行家里手，没有几个真正弄懂了个中事理。比如，世界银行化了大价钱雇来的专家，好象到今天也没有看懂宋国青的报告。

价格管制等于动摇承包权

是的，政府宣布管制粮价但没有宣布取消土地承包制，比“再版集体化、国有化”高明了一万倍。土地承包制是中国产权改革的第一块基石。土地承包制废了，不但农户恐慌，城乡全部个体户、私人企业主和公有制企业的承包经理，都会恐慌。那就天下大乱，民不聊生的局面将回头再来。

但是，我也要向读者指出，粮价管制连同管制扩大化，同样会产生削弱和动摇土地承包制的效果。这是因为，农民承包土地并不是为了诗情画意般的“对土地的依恋”，而是要解决民生问题。承包权界定了农民运用土地和劳力等“本钱”来挣收入的权利。但是，要是种什么、种多少、卖什么价、卖给谁，统统都要被管制，那么土地承包权中就只剩下“耕作（使用）”权，而收益权和合约权都遭到限制。关于这一要点，我们下回仔细分解。

交易权是产权的重点——农民收入是一连串事件（之三）

粮价管制与土地承包，看来风马牛不相及。政府迫于市场形势，对粮食实行价格管制，同时又宣布继续稳定土地的家庭承包制。这样两项政策，彼此有什么关系？为什么要说，管制粮价同样产生动摇土地承包权之效？

产权一束，互相关联

感谢许多产权经济学家的工作，使我们可以知道，产权是关于经济资源多种用途的选择权。其中，最基本的权利是张五常讲过的三项：使用、收益和交易。我们也可以知道，一束产权当中的各项权利，可以分别行使。一处房屋，可以由房主自己居住或出租，同时又抵押贷款，获得一点本钱。一鱼两吃，对经济的意义非同小可。

渐进主义的改革实践，还使我们相信，产权束中的各项权利，是可以分步界定清楚的。是的，早期的土地承包，只涉及清楚的农户耕作权。其他关系土地的权利，包括种什么和种多少的决定权、农产品的市场交易权，以及承包土地的流转权利等等，都是后来“改革深化”的结果。

但是我们也许忽略了产权经济学的一条重要道理。那就是，产权束中的各项权利，互相关联，一损俱损、一荣俱荣。还以房屋为例，同一所房子，允许居住、但不准出租和买卖，比之于可住可租可卖，“产权”有什么不同？在那些可卖的房屋当中，对于房屋使用设置了种种苛刻限制的，卖价是不是通常要低？思考这类问题，要注意产权无非就是选择的权利。取消或限制选择，与取消和限制产权同义。

价格管制限制产权

所以，认为价格管制只不过是政府管一管物价而已，是浅见。在任何情况下，价格管制都不能避免侵犯产权，特别是侵犯收益权和交易权。1997年卷土重来的粮食市场最高限价，为此提供了经验例证。为了达到控制粮价的目标，政府不得不把对市场价格的管制，扩大到对市场渠道的管制（宣布政府粮食部门垄断粮食市场），再扩大到对粮食生产成本的控制（宣布农用生产资料供应的政府垄断），进而又扩大到对粮食生产的管制（控制粮食种植面积）。

这说明，市价1元的稻谷限价8毛出售，绝不是小事一桩。要不是比较全面地限制农民一系列选择的权利，天皇老子也不可能让每斤稻谷“便宜”2毛钱。价格管制不断地自行扩大，完全合乎逻辑。

但是这样一来，种什么、种多少、在什么成本水平上种？卖什么、卖多少、什么价、卖给谁？这些选择权都要从农户承包土地的权利束里，划出来归政府的管制部门。这样的产权变动，对农民的收入发生什么影响？

粗略分析，主要是三项：（1）生产粮食的意愿下降，结果是相应生产的收入减少；（2）按照管制价格交售粮食的意愿下降，相应的货币收入减少；（3）生产和出售非管制农作物的意愿提高，但必须以完成管制品的生产和交售为前提，否则就要增加对付管制的耗费。

结果，在高通胀时期管制粮价，农民不但要交纳“通货膨胀税”，而且要交纳粮食差价税。是的，农民按照管制价格多生产、多交售粮食，可以得到更多的收入。但是，那样一来，农民用于生产和销售非管制产品的资源就将减少，农民反而更多吃亏。值得记住，在某些局限条件下，农民粮食收入的减少是避免更大吃亏的结果。

“残缺”新解

人们不免要问：天下有没有不受任何限制的绝对产权？答案是，几乎没有。原因很简单，当一方完全自由地行使其产权，可能妨碍他方完全自由地行使产权。你买了房子，也买了音响，是可以在你的房子里放音响（行使产权也）。但是如果你妨碍了你的邻居在他房子里休息（也是行使产权），你的产权就不能不受到一些限制。Alchian有先见之明，他把产权定义为选择权的时候，加上了“由社会强制执行”的严格条件。是的，在鲁宾逊的荒岛上可以有绝对的产权。但是在那个地方，要产权何用？

社会对产权施加的种种限制，在性质上可以有分别。一类是普遍性的限制，就是任何情况下、任何人的产权都要受到的限制。半夜11点以后不能将音响开得太大吗？那就家家如此、天天如此。另外一类限制，是特殊的，仅仅针对某些人，或者仅仅针对某些特殊情况。不同的限制，通过对预期的不同影响，作用于产权当事人的行为。

产权经济学的文献里，有一个“产权残缺”的概念，说的是“完整的产权权利束里有一部分被删除”。需要补充，对一部分产权权利的删除和限制，如果是普遍性的，那就还可以预期；如果是特殊的，就难以预期。从经济行为受预期调节的角度来看，由种种特殊限制造成的残缺，显然对产权的损害更加严重。

不幸的是，粮价管制恰恰属于对农民土地承包权的特殊限制。虽然政府控制着钞票的发行，但是政府常常被各种经济形势支配，不能稳定货币的发行数量。同时，对政府超量发行货币（或者发行太少），什么时候引发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专家们吵得一塌糊涂，农民怎么可以预测清楚？总之，“此诚危急”的时刻，价管说来就来。对于农民而言，粮价管制这类“国家大事“，比天气还难以琢磨。

有人奇怪，“土地承包制长期稳定30年”的承诺，已经写进了政策文件和法律文件，为什么农民还是漠然处之？除开其他因素，我认为，时不时的农产品价格管制，表明“特殊限制”依然是现行土地承包制的一部分。既然特殊的残缺一时挥之不去，“长期不变的土地承包权”不免就大打折扣了。

保护粮价，垄断市场——农民收入是一连串事件（之四）

果不其然，1997年“软着陆成功”欢声乍起，通货紧缩紧跟就出现了。于是，又要政府加强宏观调控。农民方面，因为粮食和农产品市价大幅跌落，农民名义收入下降，于是政府宣布粮食保护价政策。本文讨论，实行粮食保护价政策对农民收入的影响。

政策目标是粮食

粮食保护价政策，摆明政府非常在意农民的收入。试想，粮食卖不出好价钱，受损害的是花了各种本钱种粮食的农民。现在，政府不惜大手以高于市价的水平收购粮食，还不是要照顾农民收入？

疑问是，政府有意增加农民收入，为什么不直接给农民发钱，而非要通过粮食保护价机制来干预粮食的价格和收购？我认为比较合理的解释是，政府粮食保护价政策的着眼点，并不直接就是农民收入，而是粮食——粮食供应的保障和平稳。中国这样的国家，多年缺粮缺怕了。人们担心粮食市价大跌可能损害下一个周期的粮食供给能力，所以要求政府用保护价来托一下粮市。问题是，政府是否算清楚这样做的全部代价？

保护价的政策成本

粮食保护价政策，不是免费大餐。第一项比较明显的代价，是财政的粮价补贴。市价1元的稻谷，要按1元2毛的保护价收购，政府每收1000亿斤，要补200亿人民币，收2000亿，补400亿元。

第二项，政府收购到手的粮食，要支付保管费用。粮食的仓储代价，包括仓库费用、贷款利息和损耗，向来不低。政府的仓储，如广东人所讲，是“阿爷（公家）”的生意，浮费还要高人一码。

第三项，政策被利用的成本。大家都听说过“出口退税”变成大规模“骗税”的故事。我国“粮食战线”上，骗取价格补贴，早就算不得新鲜事。粮食不会说话，不能自述它是按保护价从农民那里收来的，还是被其他人按市价收购、再“倒卖”给国家粮库的。令人尴尬的是，国有粮食部门干起后一种勾当来，非常“专业对口”。

第四项，因为上一项代价存在，所以，开会教育、对帐验库、明查暗访、立案破案、杀一儆百，一样也不能少。

上述各项代价，在通缩时期会显著增加！我们已经说过，预期影响农民的存粮行为、然后存粮变动作用于市价。通胀如此，通缩也如此，只不过方向掉转了180度。在通缩预期的作用下，上亿农户每家减少一点存粮（此时粮食成为“劣币”）、增加一点出售，就可以把粮食市价狠狠向下拉。比较明显的是，市价与保护价的差距越大，执行保护价的代价就越大。

“顺价销售”出新招

所以，能不能坚持粮食保护价，关键是政府有没有足够的“本钱”，来和粮食市场的波动起伏下注。经验表明，补贴这类好事，明帐易算，暗帐难防。前几年一份审计报告曾披露，国有粮食部门亏损、挪用、浪费的资金达千数亿人民币之谱，粮食成为财政的一个大黑洞。代价如此昂贵，政府怎么承受得起？就是财力没有问题，又怎样向纳税人交代？

1998年后的粮食保护价方案，终于出现“新意”。政府宣布，国有粮食机构按保护价收购农民粮食，然后顺价销售。各位读者，你知道什么叫“顺价销售”？那就是允许国有粮食部门将其营运成本，一起摊入粮食的销售价格！这里的算盘是这样的：既然政府出价最高，粮食当然全部被收购到政府手中；既然政府掌握全部市场粮源，它“顺”出来什么价，还不就是什么价？

新政策的意图，是维持粮食保护价政策，又减少财政代价。是的，政策的理想可圈可点：政府成功地将粮食“顺”给了消费者，不但可以消除国有粮食部门的财务亏损，而且含在政府粮食保护价里的补贴，也等于谁购买、谁支付。政府顶了一个保护粮价的名义，至多垫付一些粮食收购周转金。农民收益、政府不亏、市场稳定，岂不是皆大欢喜？

不料，新版粮食政策百密一疏，把需求的力量看低了。想想看，政府的保护价已经高于市价，再加上国有粮食部门奇高的营运费用，如此“顺价”，买家难道真的听之任之、无动于衷吗？

殊途同归靠垄断

市场的回应是：粮食不可不买，但可以大大地少买。所谓非买不可，是说一部分粮食非消费不可，且除了政府粮食部门，别无他处买得到。但是，不吃就要饿死的那部分粮食，少之又少。其他部分，你政府的顺价走高，市场的需求量铁定走低。

说怪不怪，“需求”作为千百万人分散的决策和行动，居然从来不出大错。买方拒绝照单全收，政府的伟大意图——将保护粮价的财政负担“顺”给买方——就不可能完全成功。更有为数不少的农民，对政府实行保护价的承诺坚信不移，继续增加粮食生产、增加粮食出售。供求夹击之下，政府粮食部门的财务负担，不减反增。

于是，出现了一个重要的“空子”。在财政负担、仓储容量和收购意愿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粮食保护出现程度不同的“有价无市”。你派员下去检查吗？他说敞开收购，你走了，他照样关门。这就给私人粮商提供了一个机会。他们按市价收购粮食，因为农民卖不动粮食，有人按市价收，总可以卖一点。由于彼此竞争，私人粮商的“顺价”远比国有粮食部门的低。这样“低来低走”的粮食，就是市道不景气也可以找到买家，应该不需要“论证”的吧！

因此，政府就非全盘关闭粮食市场不可。道理很明显，现在如果不把“卖便宜粮食的”赶走，政府粮食部门“高来”的粮食不能“高走”，砸在手里岂不成为大麻烦？1998-2000年间，政府加大用行政手段垄断粮食市场的力度，皆由此而起。结果我们看到，政府按保护价收购有困难，私人粮商按市价收购又不合法。全部粮食市场的实际容量——也就是农民的售粮总收入，因为实行粮食保护价引起的一系列事件，反而减少了。“多”了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粮价飞涨政府要垄断市场；粮市大跌，殊途同归，还要政府垄断市场。

抑商即抑农——农民收入是一连串事件（之五）

话说90年代中期，无论粮价大涨还是大跌，粮食市场总是难逃行政干预、调控和垄断。无巧不成书，农民收入伴随这一系列事件而呈现停滞趋势。我在上两文已经解释，粮食的高价管制和保护收购，怎样直接抑制农民收入的增长。本文集中说明，政府在粮食供求之间插了一杠子，抑制企业自由介入粮食生意，从而对粮农收入的增长，产生间接的负面影响。

普遍趋势里的各个不同

差不多二百几十年前，德国统计学家恩格尔通过分析当时家庭开支的记录，发现食品开支占家庭总开支的比例，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而下降。二百多年以来，恩格尔定律经过各种验证，至今屹立不倒。

不过，在每一个真实经济里，收入增加究竟引起食品开支多大比例的下降，还没有发现定则。就是说，从人均收入300美元到1000美元，食品开支的比例一定呈下降趋势，但究竟降为25%，30%，还是35%，那就不一定。我看过一项收集全世界107个国家数据做的研究，结果是同样的收入水平之下，不同国家的恩格尔系数，可以相差5到10个百分点。为什么会有这样大的不同呢？

哈耶克论及农业的时候，有过一个论点。他说：一旦收入的普遍增加超过了一定水平，“那么除非市场向人们提供了他们所喜爱的新的食品，否则他们不可能在食物上增加开支”（见《自由秩序原理》，邓正来译本，下卷，第139页）。我认为，哈氏此说可以启发我们思考，为什么在普遍的恩格尔趋势里，不同的经济还是各个不同。

可不是吗，收入达到一定水平之后，消费需求的自由度就增加了。除了那些维生的“必须开支”，人们开始有更多的余钱来购买“非必须”用品。既然“非必须”，那么多吃美餐少买时装，或者多买时装少上餐馆，都是可以的。不过这个变化一来，各种原本毫不相干的产品和服务，都要挤到一起来竞争买家的那部分“自由购买力”。哈耶克的见解高人一着：如果市场提供了人们所喜爱的新食品，食物开支是可能增加的。虽然迄今为止还没有发现哪一种新食品具有如此“致命吸引力”，以至不但把居民的食品开支拉上去，而且还随收入增加而提升恩格尔系数。但是，用新食品相对竞争力的差异，来部分地解释同等收入条件下恩格尔系数的差异，不会太离谱吧？

“生意眼”至关重要

看看我们的餐桌、食品购物单和大街小巷里的餐饮业吧，市场上冒出来的新食品何其多也！在北京城里满街招摇的“加州牛肉面大王”，我在洛衫矶读书6年可是闻所未闻。“康师傅”据说是一家台湾的“乡镇企业”，到了大陆市场，一年的方便面生意就做上百亿。四川刘氏兄弟在饲料市场上直追泰国正大集团的故事，不是改革开放怕永远不能听到。还有那把大城市团团围住的“白色革命”（塑料大棚），所谓的“反季节菜果”赚去了多少钱？

没有看到谁做过计算，所有这些“新食品”总共增加了多少对初级农产品的需求。我只能提供一个自信不容易被推翻的判断：倘若这些新食品一样也没有出现，市场对农产品的需求一定比现在还要不济。“新食品”对增加农产品需求的意义，不容质疑。

提供新食品，要靠企业家的“生意眼”。我每次看麦当劳的红火生意，都会增加一点对“企业家创造市场”命题的信心。试想那些从来没有尝过汉包的孩子们，怎么就是喜欢那种滋味、那种“吃法”以及那些个颜色和摆设呢？要说是需求刺激供给，本土的饮食习惯不知汉包为何物，谁能够凭空提出如此的“需求”来？

事情似乎是反过来的。不是由消费者下单，然后生产者照单生产，而是由“生意眼”先“猜”（或者叫“科学的市场调查和预测”）消费者将欢迎哪种产品和服务，然后不断地“试”，不断地改，直到形成投资、生产和供给。市场的本质，也许从来就是这样的。离开了“生意眼们”前仆后继的“猜”和“试”，哪里会有什么需求的创造和市场的扩展？我们要记住的重点，是粮食、农业和食品，没有一个可以成为例外。

抑商即抑农

政府在粮食的供销之间插上一杠子，“生意眼”只好敬而远之。1998年秋冬时节，我听北京“红磨房”的创办人讲他的面粉和面包生意。这位温州出生、在法国打工并进修了一些工商管理课程的人士，对大都市中高档食品市场情有独锺。不料，千难万难生意上了轨道，粮市政策忽然收紧，除了政府的顺价粮，“红磨房”不得自行到市场上收购麦子！

有了这个故事垫底，我对后来四川刘氏饲料公司不断向房地产、高科技“转型”之类的报道，就有了新的一层理解。放眼看去，涉足农业和食品的公司，分布的规则清晰可寻：行政干预越频繁、开关越没准的市场（比如粮食和棉花），象模象样的公司越少；有点看头的公司，比方大连、上海的远洋捕鱼、内蒙的奶制品和毛纺品，个个远离“顺价粮”那样的咄咄怪事。

是的，对经济行为的解释，有时可以象万有引力定理一样可靠。在一个时而开放时而关闭的市场上，谁会打长期算盘呢？既然如此，“生意眼”只好到别处下注。结果，越是“事关国计民生的战略产品”如粮食棉花，企业家生意眼的投入越发不足。

没有企业家的帮助，农民要在恩格尔系数下降的趋势中，靠食品品种和品质来博取收入增加，根本没有胜算的可能。由此，传统的“重农抑商”思想，大错特错。正确的经济观是：重农必重商，抑商必抑农。政府真的要重农吗？请尽快从粮食市场脱身，放手让生意眼在粮食市场、棉花市场和一切农产品市场上大展拳脚。

放弃农地的代价——农民收入是一连串事件（之六）

农地一旦转成工业用地或城镇用地，其市值上升数倍甚至百倍。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过程中，农地的产权主人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分享农地转为他用引起的增值，是由农地产权制度——特别是农地权利的转让制度——决定的。

“地价增值归公”大错特错

差不多一百年来，有一个起源于美国空想社会主义者乔治.亨利的理论流传甚广。这个理论说，土地从农业转为工业和城市用途而引起的市值上升，是社会因素使然，与土地的主人没有关系。因此，如果地主从地价增值中获利，是不公平的。

当年孙中山先生受乔治.亨利学说的影响很深。作为中华民国的国父，孙中山不但以“平均地权”为革命纲领，而且认定必须禁止或限制地权的自由买卖，否则“富者田连纤佰，穷者无立锥之地”将卷土重来。在中华民国的政策传统上，“土地涨价要归公”一直是一句响当当的口号（做不做是另外一回事）。

但是，不论“土地涨价归公”多么振振有辞，其背后的经济学却是错的。这种经济学认为，世间各种资源的市值是由其成本决定的。难道真有“成本定价”这回事？举我桌上的茶杯为例，如果它从1000公里外运来，难道就比它从1公里外运来要卖得贵？倘若“成本定价”的理论对头，生产者不断提高成本就纷纷获利，人类的福利一定低得不值一提。

权利本身有价

现在我们遇到的，不过是一个特例：生产成本为零之物，市值突然飙升。一幅农地对于工业、城市的意义，不是肥沃程度，而是——现在房地产商经常讲的——位置、位置、位置。农地因“位置”突然身价百倍，而农地之主对于“位置的生产”显然没有下过任何本钱。他们可以从土地溢价中取利吗？

可以的。因为农地主人对土地增值有一项重要贡献，那就是“放弃”农地的使用权。想想看吧，要是地主不放弃土地使用权，工业家、地产开发商、城市规划官员们相中的“位置”，增值从何谈起？

放弃一项权利，要有代价。这个道理不难明白。农地的主人本来可以通过使用农地而获得收入，要他放弃使用，他就没有了那笔收入。因此，“由自己使用农地的所得”，就构成了放弃使用权的代价。你不出一个合适的价钱，他横竖不会放弃本来可以有所得的农地使用权的。

“值”字三讲

比较不容易明白的，是产权的主人只有在他认为“值”的条件下，才接受别人的出价而同意放弃使用权。在真实世界里，“值”还是“不值”，是头等的大事，不可以不讲清楚。

抛砖引玉，我先讲三点。第一点，面对同一个出价，张三说值，李四说不值，他们两个都对。这就是说，“值”还是“不值”，是非常个体的、主观的判断。不明白这一点，经济学没法入门，因为象边际、比较优势这类概念，都以个体的、主观的判断为基础。这是经济世界不同于物理世界的地方，值得讲究“科学”者特别当心。以为掌握了经济学，就可以替别人、替“社会”做判断，是走入歧途。

第二点，一支铅笔5毛钱，买者认为“值”，是他认为得到的铅笔对他而言，高于他所付出的5毛。对于卖者呢？“值”就是他所得的5毛，高于他为生产这支铅笔的全部所付。一笔生意成交，双方都认为“值”。这是市场经济最令人着迷的“戏法”。

第三点，按照各方认为“值”的原则成交，所谓“资源配制”才有效率。这是因为，卖者放弃使用、换取收益对卖者更“值”，而买者放弃收益、换取使用对买者更值。普遍照此办理，那就不论资源归谁所有，非落到更有效率的使用者手里不可。商业世界，熙熙攘攘，“倒买倒卖”，不亦乐乎，讲到底，就是不断在发现谁能够更有效地利用资源。

香港土地制度不高明

所以，工业化和城市化要占用农地，仅仅“补偿”农民失去土地的代价是不够的。要证明土地被工业和城市用更有效，最简单可靠的办法，就是占地者的出价，要高于农民自己种地的收益。各位切记，惟有这样一条简单的准则，才能普遍有效利用土地。

人们也许疑问，“补偿”要高到农地的主人认为“值”的程度，不会损害工业化城市化吗？看看历史吧。西欧、北美、日本的工业化和城市化领先全球，土地制度都是清楚的私人所有、自由买卖、按值成交。难道1700年的英国城镇人口占总人口25%，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结果？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后，工业化城市化大有苗头，难道与废除封建土地制度、法律保障土地交易无关？

被叫做“资本主义”的经济里面，香港是一个例外。因为是殖民地，香港的土地曾经全部归英国女王所有。为了在国王的土地上发展经济，香港发明了一个“土地批租”制，由政府主事，让工业家、地产批发商竞标购买一个时期内的土地使用权。政府“批”出土地，得到收入；业界得到清楚的、可以再度交易的土地使用权。

不料政府当“地主”，也可以别出心裁。为了更多一点财政收入，香港政府特意控制土地的供应数量，旨在“少批多得”。香港政府常常“规划”出一块土地，因为市场竞价“不理想”而收回，待来日再批。看到被当地人称为“石屎森林”的摩天大楼自天而降，你可不要以为香港的土地资源已经耗尽。事实上，港九岛上未开发的土地还有70%强！

如此一来，我们东方之珠的地价就在全球称王。是的，香港的税法简明而所得税率很低，连弗里德曼都说过值得美国学习。但是，香港政府通过土地批租而征得的“暗税”，在资本主义经济里举世无双。香港要不是具有区域性的市场经济制度（特别是金融制度）的竞争优势，那样天价的土地市场无论如何是撑不住的。

好在香港没有多少农民，无论土地制度如何，与农民收入没有大的关系。中国大陆挟9亿农民之众，农地转非农的制度在国民党的“土地涨价归公”、斯大林的国家工业化、人民公社集体制等等传统之上，又“引进”一套香港批租制，实在兹事体大。要知究竟，听我下周道来。

“国土制”剥夺农民——农民收入是一连串事件（之七）

按照现行土地制度，农地一旦转为工业或城市用地，就由“民土（农民集体所有、家庭承包经营）”变为“国土”。在工业化城市化急速推进时期，这一事件对农民收入的影响不可不察。

三连环：民土变国土

兴高采烈搬进商品房的城镇“房地产主”们也许并不清楚，他们物业的基础——土地——是怎样从农用转为非农用、同时又从民土转为国土的。简单作一个描述吧，那是一个三连环的过程。

第一环，农地征用。政府根据发展规划，按照一定的行政审批程序，将农地征用为工业或城市用地。这里最画龙点睛的，是“征用”两个字。你道何谓“征用”？就是政府占民间财产为己用，“剥夺、充公、没收”的同义词也。试想，农地不是敌产，工业化城市化也不是战争或救灾，为什么非征用不可？这一问，就问到了问题的老根上。我以为，要害就是土地不能交易和“土地涨价要归公”。在征用制之下，土地并没有被买卖，当然更无涨价之虑。

第二环，向集体支付补偿。政府征用了农民的土地，一点补偿也不付，总是交代不过去。但是，在计划经济时代，国家征地1亩的补偿金，也就等于种植1亩土地三几年所得的净收益！这分明是斯大林式的国家工业化剥夺农民的一个侧面了。不过，那时的人民公社可以“集体地”分摊土地被征的后果，犹如乡下人家添丁加口，“桌上加双筷，锅里添瓢水”就对付过去了。现在，农户算是拥有了长期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但是只要涉及到征地，农民还是只好“退下”，要由“集体”（也就是几位乡村权力人物）出面，协调政府征地、领取并分配征地补偿。

第三环，土地批租。政府向集体支付了征地补偿金之后，就可以放手批租土地了。当然，这里批租的是土地在50-70年间的使用权，而不是土地所有权。这一点很要紧，不但维系了“土地不准买卖”理论的面子，也使得对农民的征地制，看起来不怎么象“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

权力租金替代权利租金

这样一套土地制度，为解决工业化和城市化占用农地，混合了“土地不得买卖和涨价归公”（征地制），“国家工业化”（超低补偿），人民公社制（惟有“集体”成为农民合法代表）和“香港经验”（土地批租制），实在自成一家。这再次表明，在迫切的经济需要面前，任何强大的传统总免不了要发生变异。

这套组合起来的土地制度，有以下值得注意的特征。（1）决定工业和城市用地供给的，既不是农地的所有权，也不是农地的使用权。就是说，农地产权在法律上没有资格作为土地交易的一方，无权参加讨价还价。（2）政府对工业和城市用地需要做出判断，运用行政权力（包括规划、审批、征地）决定土地的供给。（3）权力租金——而不是土地产权的权利租金——成为目前农地转向工业城市用地过程里基本的经济刺激。在如此约束之下，各相关方将如何行为呢？

两不经济

以权力租金驱动土地流动，效果如何还需要长期追踪观察和研究。目前我看这套土地制度，逻辑的一致性还在其次，实际效果上“两不经济”的端倪已现，值得注意。

这里所称“两不经济”现象，是指目前大都市因为行政控制过严，所以土地供给普遍不足，结果地价过高，可能步香港经济之后尘；而许多小地方，却同时因为行政控制松弛，使得那些没有什么效益的工业和城镇建设项目，大量滥占了农地。简单概括，一头严重浪费城市化的机会，一头大量浪费农地。

不是吗，上海、北京、深圳、广州等地的“市场地价”，已经高得令一般产业界人士侧目，而红火的房地产市场，看来看去还是不能完全脱去“丹顶鹤”特色——由境外和境内高收入人士的购买力主导——离“国民经济主导产业”还差得远。其实，精明的房地产商人怎么会不知道，客户没钱赚的生意是做不长的。但是要让房地产价格降下来，就要把地价降下来，把政府附加在土地上的种种取费降下来。为此，首先必须大量增加商业中心城市的土地供给。问题是，土地供给控制在政府手里，而大都市的政府，差不多一股脑儿在学香港——不但学土地政策，更学政府开支模式。

如此下去，内地很快会出现若干个香港。那可是所得税率比现在香港高一倍、而地价拿收入平均所得水平比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新香港”。果然如斯，这些“新香港”的经济靠什么撑？每周放5天假，还是天天办运动会？

产权租金，不可小视

其实，“两不经济”源于一个祸根，那就是农民的土地权利被屏除在“土地城市化”之外。要知道，农民根据“出价高者得”的市场原则斤斤计较，与国与民大为有利。我在上周的专栏文章指出，产权交易的规则是，农民决定是否放弃农地使用权，要考虑是否比他自用农地更“值”。大都会城市（包括有苗头的中小城市）可以为获得农地出更高的价，直到农民觉得“值”而放弃更多的农地。至于那些“国小民寡”、经济没有起色的地方，办“城镇化”还不如农民种地，地权交易机制就可以抑制地方长官们的瞎折腾。

产权租金在农地转用的制度中占据中心位置，农民的收入立码会大幅度增加。比较可靠的国际经验是，在工业化城市化高速推进的条件下，土地产权租金为产权的主人带来大量收入。算算我们这里征地补偿金与土地市价之间的差额，可以知道“流失的土地权利租金”数目惊人。真的为农民收入问题发愁吗？那就把“征地+补偿+批租”制度废了吧。

资产不是资本——农民收入是一连串事件（之八）

改革以来，农民家庭包地、盖房、办厂、经商，积累了不少固定资产。单单全国农民所盖房屋数目的增加，当有数千万间之多。连同农民房产之下的“地产”，拿东亚的经验来看，其潜在的市值无疑是万亿天价。本文提出问题，这些具有巨大“潜在”价值的资产，为什么没有构成农民收入的一个重要来源。

资产的学问

“资产”最浅白的意思，是可用的经济资源。房屋可以住，田地可以种，机器可以开，因为它们都有经济用途，所以都是资产。你拾起一根木棍袭击猎物，这根木棍就是你的资产。

善用资产的学问极大。现在人们一般可以接受，资产必须“有主”，才可能被好好利用。是的，无主之物，谁也不爱惜，大家争相滥用的结果，总是一塌糊涂。哈丁曾经断言，权利划分不清不楚的“公地”，一定难逃“过度放牧”之类的“悲剧”。这个推测如此斩钉截铁，就可以拿经验来反复检验了。

比较不容易理解的，是所谓“清楚界定产权”，从来也不意味“自己的资产只能自己用”。如果“所有者自用资产”成为全部经济活动的戒条，那么基于以下两点理由，我们可以预言，即便是“有主资产”的利用效率，也还是要大打折扣。

这两点理由是：（1）资产的所有者与他拥有资产的数量，在技术上的比例不对头；（2）所有者并不是利用他拥有资产的行家里手，或者别人——非所有者——比他更在行。关于这两点，可观察的现象数之不尽。你到农村走一走，张三家的劳力多、地太少；李四家的劳力少、地又太多；王五家呢，高高兴兴买了小拖拉机，但是怎么也使不好。放眼看去，闲置的或没有得到最佳利用的土地、房屋、设备和种种其他资产，比比皆是。就是我自己，买来翻翻就再也没有去碰过的“藏书”，少说也有1000本，“闲置的资产”委实不少。

要提高“有主资产”的利用效率，可以让张三选用“劳力密集型技术”，李四用“土地密集技术”，培训王五驾驶拖拉机，然后限制我乱买书的冲动。但是，只要还缺一招，提升“资源配置”效率就一定还大有余地。这一招不是什么别的法宝，而是人类自发发明、二百年来好的经济学咬住不放的“资产经交易而转手”。

一鱼两吃，并行不悖

“资产转让”的一般好处，我们就不在这里说了罢。在我家的“藏书”里，有一则老上海的故事，与本题有关，让我拿来与读者共享。故事出自锦江饭店创业人董竹君女士的回忆录《我的一个世纪》。话说1930年代，董先生在上海创办的第一家公司益群纱管厂在日本飞机轰炸、逃难、市场骗局的重重打击下近乎瘫痪，山穷水尽之际，一位叫张云卿的人“慷慨借给我一张二百亩绍兴沙田地契，我凭此向一位为人直爽热心的友人郑素因女医师抵押三百元”度过了难关。

商场上，一分钱难倒英雄豪杰。董先生靠什么度过这一劫？故事里的张云卿，看来对董的为人有基本的信任，不过他并没有直接出钱相助，而是“借”出地契一张（回忆录没有交代是否为此取费）；董先生凭契向郑姓医师抵押出三百元，就可以周转她的生活和生意了。抵押这回事我们是知道的，如果董先生在约定的期限内不能归还郑医师的三百大洋（连同约定的利息），那张“二百亩绍兴沙田地契”连同其权利就归这位“为人直爽热心的”医师了。郑并非没有“风险”，因为落到她手里的地契，市值可能抵不上三百大洋，或者没有任何“下家”愿意买进，上海的郑医师就不得不沦为绍兴的地主。事实上，抵押的利息和其他条款，就是对付这些风险的安排。

这个故事最可圈可点的，是资产转手可以千变万化，妙不可言。绍兴的那200亩沙田（江南薄地，不是好田），农民照样耕耘其上；同时关于这200亩地的“所有权”，却可以借一纸契书，独立流转于上海，为企业家融资充当“过手”的工具。倘若问，董先生度过了难关，在上海继续她创办企业的事业，对于农民进城就业，是不是大有帮助？如果答案是肯定的，就是我所说的“一鱼两吃”了。200亩沙田，在一个看得见的地方可以种植，在另外一个不容易看见的地方（契约市场）可以转手融资，并行不悖，难道不是奇事？

“资产”变“资本”

当然，我们不是在西湖边上一鱼两吃，那样的轻松和浪漫。资产转手，要伴随冷冰冰的利害计较，还有世俗的讨价还价。张三家要种已经分给李四家的地吗？那就请付一个代价。这个代价，对李四而言，当然就是一笔收入。但是这笔收入，不是来自李四自己的劳动所得，而是来自李四放弃利用自己承包地的权利。

资产的自用权利一旦可以有偿放弃和让度，资产所有者就拥有一个未来的收入来源。这时，“资产”就转为“资本”。资产（asset）和资本（capital）在中文里只有一字之差，但是经济含义上可要差一大截。

不少读者可能知道，我在费雪（I.Fisher）的意义上定义“资本”，就是说，资本是构成未来收入流的资产。按此定义，李四放弃自种土地的权利、收取一点“代价”后而转让给张三家种（不论张三家是劳力过多还是种田能手），这部分被放弃自种的土地，就不再仅仅是可用的资源——资产，而且成为资本——可以源源不断生产出租金收入流。在理解上，我倾向于在“未来收入流”之前，加上“独立的”限制词。可以独立提供与本人劳动无关的权利租金的资产，方为资本。

可惜的是，今日我国农村虽然“资产密集”的程度大为增加，但“资本密集”的程度还是太低。这不是说农民的资产已经太多，而是说可以独立提供收入流的资产，在全部土地、房屋、设备的农民资产总量里，比例微不足道。进一步探察究竟之前，我要拿一个判断放在这里打擂台：除非在扩大农民资产“资本化”的方向上大做文章，任你“调节需求”的高手如云，要显著增加农民收入，门也没有。

市场经济，岂能无契——农民收入是一连串事件（之九）

从只可自用的资产，转变为能够独立提供未来收入流的资本，需要的条件讲来无数。万丈高楼平地起，让我们从比较基本的一项条件谈起。这项条件只有一个字，曰“契”。

契为何物？

多年不知契为何物，查查字典是需要的。我查的结果，“契”的中文意思不复杂，就是“文书和凭证”。对应的英文词汇（deed），意为“加封盖印的文书，比如债券、合同和转让证书，通常与财产有关”。简而言之，契就是关于财产的一个特别文本。

财产就是财产，为什么还要一个文本？为了确立产权的排他性吗？那就是没有契，也是可以的。修篱笆可以防君子，养狗可以对付小人；遇到强盗明火执仗，业主可以告官，也可以诉诸“武力的批判”。无论如何，“狗、篱笆墙”之类的物理分界线，可以发展到应有尽有。为什么一定要“文契”？

我的看法，“契”从来与产权的转让有关。从“资源自用”跳向“资源可转让”，看似一步之遥，却平添麻烦无数。择其要者，三项困难首尾相冠。这第一项，转让要讲代价，所以有关资产的质量和数量，要有准确的测定、计算和记录。巴泽尔说过，任何商品都包括许多方面的属性，考核清楚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仅仅把资产状况描述清楚，对语文和算术的要求，就绝不简单。

第二项困难，原主放弃资产自用、转让他人，需要清楚地指认，原本拥有的“要求权（claim）”为何，可以出让的究竟是哪些。财产作为“物”，是具体的、在物理上可见的；而关于物的“权利”，涉及的是行为，非常抽象。加上产权转手要牵连两个以上的主体，所有抽象的“指认”要使授受各方都清楚明了、没有歧义，是难上加难。

接着而来的困难，是以上关于资产的描述和权利指认，究竟可信不可信？“交易无戏言”是对的，不过既然“戏言”可以获利，怎么防范交易对手口出戏言？

转让产权跨越的时间越长、空间范围越大，上述三大困难就越发严重。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契书应运而生！口说无凭，立个字据是必要的；而“文字”生来就很抽象，适合用来界定权利；加封盖印，表达了第三方的认证和担保，旨在增加文件的可信性。契书的三个特点——文字书写、抽象描述资产并指认权利、权威可信——可是个个都有来历。

契为约之本

契书来到人世，就成为产权的正式表达。在真实世界里，清楚的产权表达，构成了一切合约（contract）的基础。讲起来也许石破天惊，合约的本质就在于放弃。难道参加合同的一方，不是承诺要放弃自己的一些产权，才换取到另外一方承诺放弃的相应权利？合约经济，讲来讲去，就是分立的（several）产权主体，在合意的原则下此弃彼取、彼弃此取。

要放弃，就要有清楚的表达！以拥有一套住宅为例，业主究竟准备放弃什么、欲交换什么，需要清楚的表达。你放弃的是使用权（居住权），是收益权，还是处置权？是放弃部分，还是放弃全部？是一时放弃，还是永久性放弃？你表达得越清楚，潜在的市场合约对手——他们也要清楚地表达他们意欲放弃的产权——就越容易集合起来和你谈判。

契的作用就是提供一个清楚的、可置信的表达。这样看来，英文的“contract”虽然可以翻译为“合约”或“合同”，但还是不如古旧的“契约”来得传神。契为约之本，有契作凭，立约比较容易。无契而要定约吗？不是不可以，只是“交易费用”委实太大了。以上“契约”之说，可以解释市场文明为什么总是“与契共舞”，没有例外。

三大市场，农民在外

以契为基础的交易，在改革后的中国有了惊人的发展。考虑到曾经把契约看作剥削标志的历史环境，“契约文明”在中国的重新萌芽，是将来的经济史学家不会放过的题材吧。

不是吗，目前我国的证券市场、房地产市场以及人才市场，交易活动要以契书为准，已经成为正式的、合法的经济制度的一部分。各类证券凭证（包括电子文本）、房地产证以及文凭（人力资产的文契），清楚地表达着私人产权在中国的成长。与理论推测相一致，正是在这三大市场上，“资产自用”的限制被普遍打破，而按契约转让资产，变得越来越有看头。与理论推测相一致的还包括，资产因为可以按照契约为他人所用、可以提供独立的收入流而成为资本。

不要违言，我国的证券市场、房地产市场和人才市场，都还存在着一些根本性的缺陷。有机会的话，我们还要冲着这些制度缺陷，提供“刀刀见血”的分析。但是本文的观点是，凭借文契来交易资产的“形式”本身，有独立的价值。看不到这一点，是短见。

比较值得思考的，是占人口多数、在改革中最早得到土地承包权的农民，还基本隔绝在三大市场之外。是的，资产变资本的中心，无一例外都在大都市。但这并不等于说，数额巨大的农村地产、房产和其他资产，就没有汇入市场交易的可能和需要。是的，为农民财产建契立约，需要一系列社会文化条件的支持。但是，当今农村高中生占总人口的比例，远高于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乡下读书人的比例。在传统上，识文断字之辈在乡村本地市场的用途之一，就是为建契立约提供服务。根据历史记载，即便在“政府机构不下县”的条件下，每一块农村土地都带有加封政府印章的地契、而和平年代里大部分的财产转让，也登记在册。

我认为现在最主要的障碍，是经济思想的落后。许多人认定，市场经济不一定非要清楚界定的产权，而界定产权也不一定非要以契为本。经验已经在批判这种落后的思想：改革后农民积累的资产总量在增加，但是他们的资产缺乏转化为资本的途径。有趣的是，人们宁愿把时间用来念叨“资本短缺”、“劳力过剩”、还有什么“人地关系紧张”，也不愿意哪怕想一想下面这件简单工作的意义。这件工作是，为已经落到农民手里的财产权利，建立一纸文契。

反思农村金融——农民收入是一连串事件（之十）

其实，每一张钞票都是一纸文契。你看，文字书写、抽象到只用数目字表达持有人的权利、以及权威的加封盖印，钞票无疑就是一张“契”。当然，钞票不记名。要是持币人愿意储蓄——放弃现在花钱的权利、换取未来收益——那他通常就需要一份记名文契（银行存单或其他金融证券）的帮忙了。市场改革多年，农民的金融资产运转得怎么样？

集体金融，溃不成军

不幸的是，农村的金融服务呈收缩趋势。一个现象，农民的存款向国有大商业银行集中，而大银行基于成本的压力，纷纷向城市收拢。另外一个现象，农民告贷无门的事情越来越多。买一头老牛缺100元钱，那就再等一年吧的故事，算不得新闻。不要说日新月异的金融创新，就是比较传统的生产和生活小额借贷，也与大多数农民绝缘。合乎逻辑的结果，第三个现象就是“非法金融”连同“高利贷”占据的农村市场有所扩大。

上述现象与一个事件相关：农村集体金融组织大面积坏死、溃不成军。根据报道，农村信用社以及近年活跃在一些地区的“农村基金会”，累计的坏帐和死帐，应该是一个天文数字。诉说不尽的伤心故事，听来听去大同小异：老乡把钱存进了这些合法的集体金融机构，后者把钱放贷出去，到期收不回来，现在农民要提款，还能不坐蜡？

如果让存款人承担金融坏帐的后果，农民要上街打扁担！靠所谓“流动性”——以新增存款来还旧债——来解决问题吗？集体金融哪里来国有大银行金字招牌的“信用”。这不是说国有大银行实质上就真的好多少，而是说国有银行有政府信用垫底，实在不行的时候可以靠税收和印票子还债。解决兑付农民提款危机的实际出路，是“国有化”：集体金融盖不上锅的时候，政府出面清盘、整顿，由财政承担兑付责任，化解金融风险。广东主持“金融排雷”的省长总结说，金融风险转化为财政风险。是的，金融风险一旦形成就不易消除，可以改变的，是风险的分布。

不过，政府花钱终究也买来了一个教训：给农村集体金融再多的优惠、补助和特许，以为可以帮助农民，到老来却是乡村少数权力人物，变着法子糟蹋了老乡的存款，然后让政府来付帐。关关关、停停停，实在是没有办法。于是，防范金融风险的一个结果，是农村金融收缩。

个人产权是根基

讲起来，天底下真的很难找到能比“集体”、“农民自家的服务组织”、“免除中介环节剥削”等更动听的词汇和承诺。但是，做出来一看，牛头对不上马嘴。为什么集体金融，金玉其外、败絮其中？

按照一个似乎不证便可自明的命题，个人无法承担向市场提供金融服务的巨大责任。比较流行的用语是，“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这里，似乎“庙”才是信用唯一可靠的基础。他们没有到五台山去看过吗？在真实世界里，从来就是“庙以僧贵”。他们好象也没有仔细考察银行的生意——8%的自有资本就可以“玩”100%的银行资产！没有“声誉”资产的概念，要理解银行金融的性质很困难。我不过提示，“声誉资产”归根到底附属于某些个人。

集体金融大量失败的教训，逼迫我们重新思考：倘若个人（私人或自然人）都靠不住，集体（公家、法人或机构）的可靠性究竟神秘地来自何方？我们可能需要反思一下，也许正因为没有靠得住的个人，才不可能有靠得住的“集体”；正因为不能有效约束私人行为，才不能有效约束法人和机构的行为。不妨小注一笔在此。我这里所说“靠得住的个人”可不是说圣人，而是私心私利挥之不去的凡人。正因为凡心未灭，所以个人产权大有所谓，它既是激励性的制度安排，也是约束的真正基础。在金融市场上，举凡诚信、守约、勤勉和能力，皆有市值。个人要是放弃自用这些品格和能力资产，可以构成独立的收入源泉（人力资本是也）。

一试可以见分晓

这套认识，许多人不会同意。以后有机会，我还要向读者仔细解释。这里要阐述，不同意没有关系，但是不要因为不同意就拒绝试一试。要是人人同意才敢越雷池一步，人类恐怕早就灭亡。中国自己的新鲜经验是，农业和农村工业的改革，当年都是一试见分晓。

包产到户开始的时候，还不是大家意见分歧、互不同意？据说省委书记那样的大官，为争论包产到户拍桌子互相大骂、不欢而散。一派意见主张，可以包产到队，不能到组；第二派意见，可以包产到组，但不可到户；最后一派，非包产到户不能解决问题！当时主持农村改革文件起草的杜润生先生，困坐愁城数日，突然就有了神来之笔：可以包产到队、可以包产到组、也可以包产到户。文件下达后，农民只记住七个字——“可以、可以、也可以”。

农村工业的发展，有“温州模式”与“苏南模式”之别，谁也不同意谁。但是因为都可以试一试，几年光景就看出门道。今天我要说立足于私人产权、市场合约的温州模式高人一筹，反对的朋友不那样多了吧？强调集体模式的苏南道路早已名存实亡，但是那里改造集体制的经验，举世无双。

无奈农村金融，至今未见分晓。事实上，私人金融早就自发萌生。我自己最早面对面访问过的一个案例，是1984年温州一家“地下银行”。屈指算来，16年时间过去了，民间私人金融还是没有合法地位。“非法”意味更高的制度风险、交易费用和不经济的小规模，这应该是“高利贷”的主要原因吧。我不明白的问题是，在国有金融后撤、集体金融溃败、农村金融收缩之际，为什么还不可以试一试民间私人金融的合法化？

地盘经济——农民收入是一连串事件（之十一）

象农村集体金融那样，就是办得一塌糊涂，也不准“另类”一试身手的，在农村经济中还有不少家。过去那个时代，举凡大宗农产品收购、仓储、运输、种子、化肥、农药、农机、屠宰，以及燃料、电力、通讯、甚至农民日用工业品的供销，因为事关“国家工业化战略”，一概由部门垄断经营。计划经济大势已去之后，无数“亦官亦商”的碎片，集结成一个又一个的“地盘”。

论权不论价

“地盘”者，用权力划分的商业势力范围也。一笔生意，由谁来做，收入和利润就归了谁。这当然值得争一争，要比输赢。我们讲的“市场竞争”，其实是一套独特的竞争的规则。大家要争“卖”的机会吗？谁的要价更低，谁就赢。争“买”吗？谁出价高谁先得——这就是市场竞争，张五常先生已经讲得很清楚。

但是“地盘之争”可不是这样的。争地盘的“规则”是，由权力或强力划定垄断市场的范围和归属，其他人不得涉足！划分地盘，论的是权力的级别。地盘一旦划定，胜者成为这门生意唯一的经营者，不需要为价格/质量之类琐碎的事情而烦恼。在地盘经济里，价格与质量竞争无足轻重，因为输赢皆不由它。

三位一体的地盘

我自己对几个案例下过功夫，知道地盘经济的一个重要特点，是“管理、执法、买卖”三位一体。1997年到广东中山调查外来农民工，见到江西、湖南等输出地劳动部门的干部不辞辛苦，常年驻扎在民工集中的广东市镇，请教他们公干为何。原来他们千里迢迢跟着来收“管理费”！——这类收管理费的地盘，近年发展很快。结果，农民外出打工要向输出地、输入地劳动管理部门两头缴费。因为杂费过高，中山一度招不到劳工！

后来在山西听一家民办客运公司投诉，因为生意做得比县运输部门附属的公司红火，所以通不过年审，车子无法上路。就是说，只要你做得比他好，就会刺激他逼你“出局”。类似的事情，比如电信局查封经营IP电话的网吧、邮政局打击民间快递公司、电力局扫荡自备柴油发电机的乡镇企业，表明地盘经济实行的是反市场竞争法则：要价高者得卖，出价低者得买。

还有许多隐蔽的地盘。河南有个镇，老百姓要办手续，非要到镇长指定的照相馆（老板是镇长太太）拍照，否则不予受理。对此当地人见怪不怪。后来激怒舆论的是一个老乡在大城市拍得的照片也“不能用”，非要加付12元买了一个印有镇长“定点照相馆”名号的信封，才办得了事！你以为这家定点照相馆在做生意？是的，这是一门挂（市场）羊头、卖（地盘）狗肉的特种生意。

歪理护地盘

行政权力搅在市场里吃垄断饭，本来丑陋无比。但是，因为一些歪理提供保驾护航，腐朽也能化为神奇。不过，那些讲起来颇为神圣的“大话”，实在是破绽百出的歪理。让我试举几例。

最容易拿出手的，是“特殊”理论。粮食特殊、化肥特殊、农药特殊、邮政特殊、电信特殊、电力特殊。。。。，是的，世界哪里有不特殊的产品，又哪里有不特殊的产业？问题是，究竟哪一种“特殊”，在逻辑上非行政垄断经营不可？除非我们也能看见皇帝的新衣，这样的“特殊”一个也没有！相反，正因为分工造就了“各个特殊”的产品和产业，才需要一些简单而普遍的“抽象规则”——诸如“开放市场、公平竞争”——来有效地连接越来越复杂的经济世界。

“国计民生”论宣称，凡涉及国计民生的，放任市场竞争就不可以，非行政专营或政府管制不可。讲来讲去，还是一个“特殊”。但是“国计民生”究竟“特殊”在哪里，又从来没有讲清楚过。逻辑上“推导”有困难，为什么不看看经验事实？世界上什么地方的专营和管制提高过“国计民生”的水准？

比较有学问的，当推“自然垄断”理论。就是说，因为技术或成本特性，独家供应更加有效。既然如此，开放市场、听其自然就是了。否则，你怎么证明“这个市场”就一定是“自然垄断”呢？你就是证明了“是”，又怎么保证，由行政权力指定的“这个”垄断商，一定就是“最合适”的呢？把“自然垄断”解读成“自然应该由行政权利实施垄断”，难道不是咄咄怪事？

警惕“漕帮”的教训

地盘经济抑制了市价竞争，农民买啊卖呀的，都要被迫缴付一笔地盘权力租金，受损失是明白的。对于获取地盘租金的一方，肥水多多，没有疑问。否则，为了保卫地盘不惜大动干戈的事情，例如湖南电信与有线电视为强占地盘而大打出手、酿成流血事件那样骇人听闻的事情，该作何解释呢？

本文要指出，地盘租金对其得主的潜在损害也相当大。这一结论看似奇怪，道理却不复杂。因为凭借权力垄断做生意，久而久之当事人的“本事”也被专业化了。他们不再求新求变，也没了适应市场的能耐。等到哪一天地盘突然不保——技术、经济、政治、生态以及其他各种可能的原因使然——地盘中人就如同被废了一般。这个理论的含义是，在地盘经济里吃香喝辣的一项机会成本，就是市场竞争能力和意识的丧失。

读者知道“漕运”这回事吧。大体唐宋以后，中国北方的政治机构和防务就要仰仗长江流域的粮食供应。因此，历代朝廷把“漕运”——通过大运河运米北上——看作“命脉”，概由官家打理。说来“漕运”可是天大一个地盘：皇家特许垄断经营，怎样定价格、报费用、吃回扣、计损耗，样样大有名堂。不料1840年代，英国佬的几只军舰封锁扬子江大运河口后，近海沙船运粮就逐渐替代了漕运业务。你想知道世时代代以漕运为生的“漕帮”们的最后下场吗？高阳在《红顶商人》里告诉我们，他们不幸沦为土匪！

我们并不知道怎样可以消除短期损人、长期不利己的地盘经济。目前可以看得清楚的是扩大“经济自由”应该是市场法治的重心。也许以中国之大，可以考虑学习WTO的办法，由中央政府组织各地政府坐下来，全面清理“条条块块”，分期分批解除市场禁入和限入，达成一个带有时间表的一揽子协议，告示天下要根除地盘经济？

无奈的法外世界——农民收入是一连串事件（之十二）

“法外活动（extralegal action）”指的是“未经法律许可、不受法律规制的活动”。不难观察，当今我们这里被叫做“市场经济”的经济行为中，法外活动占有很大的比例；而在全部法外经济活动中，农民参与的又占一个很大的比例。是的，法外经济活动是农民收入的一个现实来源。不过，本文的重点是要阐述，在法外世界里农民的收入难以持续增长。

直面法外经济

让我们列举一些现象吧。国家法律至今没有宣布农村土地可以公开自由买卖，但“卖地致富”的秘诀在村镇权力人物之间早就广为流传。为了“保护下岗工人的就业机会”，十数个大中城市的政府明令禁止农民进城打工（有的还附加了“禁入、限入行业名单”），可是在城市招工单位与农民工的合作之下，各地不断上演着“非法移民”的活剧。银行金融非国营或“集体”不可？私人暗渡陈仓取得农村金融机构控制权，在许多地方蔚然而成“公开的秘密”。粮食棉花国家特许经营真的卷土重来了吗？私商私贩“穿越封锁线”的故事如歌如泣。看这边，“清理整顿”、“稽查打击”的口号震天；望那厢，制假贩假、走私贩私的前仆后继、登峰造极。

不少人说，农民素质太差。另外一些人说，农村法制太落后。再有一些人认为，坏人越来越多，都是“上下交征利”给闹的。但是，无论采用何种“说法”，都不能回避一个也许令人难堪的事实：要是取消全部法外经济活动，农民收入的数目字比现在官方统计的还要低！

法律复杂而没有重点

让我们“聚焦”一下各类法外经济活动的共性。这就是，相当一部分发生收入的经济活动与法律不相干、或者干脆违背已经颁布了的法律和规章。这里，“不相干”意味着交易得不到法律的保护和服务，而违背现存法规，通常意味着要追加费用。我的问题来了：法外活动与自由交易的市场经济，在什么条件下可以合并到一起？毕竟，大家都认为——大量经验也可以提供佐证——市场经济需要法律服务，而市场竞争迫使参与者不得不对节约费用敏感。

我认为，相对于人口如此众多的中国农民而言，现有的法律法规过于复杂而缺乏重点——这可能是事情的一个症结所在。法律“过于复杂”是明显的吧？仅仅涉及农产品交易和土地产权的政策法规，象杨小凯这样世界一流的经济学教授，要带领助手整理出十数个大表格，才知道大概的眉目。要普通农民搞得清清楚楚，不免文不对题。委托法律专家去打理吗？那遍布城乡的法律服务机构又何处可寻？

相比之下，“缺乏重点”更为致命。我这里讲的“重点”，指的是为最基本的农民财产权利——主要就是土地、房产和劳动资产的权利——提供基本的法律界定和执行保障。不要以为这是乌托邦式的理想——我已经在前面发表的文章里讲过——参照经济史和法制史，给定今天农村的文化人口和政府机构数目，当今中国为所有农民的基本财产立一纸文契，并保障基于产权和自愿的基本交易秩序，完全可以办得到。有了这个重点，农民可以从法律服务中收益，不会漠视法律的存在，才好谈及其他。

特殊规则不能远行

可惜，能够办到的重点被忽略，而已经过于复杂的法律体系，却日复一日复杂得更上层楼。结果，我们就有了一个法不责众的环境。我很喜欢看张艺谋的电影《秋菊打官司》，不过我也不能不叹息，要是现实里种地做生意的农民为了经济事务，要几上省城才讨得一个“说法”，我们还有没有充足的理由指责他们的法外经济行为？

是“法律界定权利”不能普遍供应，才使法律制度的替代品占据着广袤的地域。农村里的血缘、家族、朋友、习俗、惯例、权力靠山、甚至武力，都具有“界定产权”、保障交易的功能。不同的是，这里通行的不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而是“特殊规则面前各各特殊”。“特殊规则”的含义是，一种行为究竟可以还是不可以（权利是也），永远没有普遍而一致的准则，要因人制宜、因事制宜来决定。

“特殊规则”的主要缺点，是不能成为大范围市场交易提供秩序。市场范围扩大了，费孝通先生当年定义的“陌生人”之间要发生经济来往，交易要变得集中和复杂，“特殊规则”就难以应付。好比一个十字路口，在交通流量小的情况下，“特殊规则”可能无伤大雅。等到人头汹涌之时，让年岁大的先走？让官大的先走？让体弱的先走？让妇女儿童先走？还是让着急的先走？各有各的道理，但统统都要乱套。此时要秩序和效率，非有一个简明而普遍性的规则不可。比如“先来先走”，或者“绿灯行，红灯停”，路就通了。

从法外世界吸取营养

不要认为普遍性规则是专家设计出来的。从来没有那回事。“红绿灯准则”通行天下，是错了又错、改了又改、试了又试的结果。从起源的意义上，我们不妨大胆推断，人间所有的法律全部起源于“法外”。大法学家说，“法先于立法”，应该也是这个意思吧？

从现实的角度看，既然农民在法外经济里可以赚到钱，多少总有一点道理。是的，有人大赚“黑钱”——通过损害买家而获利——那是要依法加以“收拾”的。问题是，在惊人庞大的法外经济活动里，有许多是完全可以合法经营的生意。别的我就不再重复举证，乡镇企业按照《公司法》向社会发股，投资人要找一个柜台互相交易手持的股票，为什么一定就是非法的？把有益无害的、或者略有瑕疵、不难规范上路的农民经济活动，轻而易举划为“非法”，不但徒增实施法治的难度，而且放弃了从法外活动吸取立法营养的机会。

问一条历史经验：包产到户、投机倒把之类，还不都曾经是法外世界里的严重罪名，要不是后来经历千难万险转为“法内”，农民收入可以那样大幅度地提高吗？是的，大胆、谨慎地清理一次农村法外世界，那里也许有神来之笔。

城市化是副产品——农民收入是一连串事件（之十三）

在分别讨论了事关农民收入的一系列事件———粮食交易、土地产权、资产契约、以及“地盘经济”———之后，我们来谈城市化。鉴于近来“规划城市化”的潮流大涨，读者要容本文唱一点反调。我不是要反对“城市化促进经济增长”的命题，而是不能同意，以为既然政府已经掌握了城市化的“客观规律”，就有能耐通过“规划”城市化来促进经济增长。

规划困境

是的，“城市”———人口和各种资源在空间上的积聚和集中———的形成，从来是非常“主观”的事情。以北京为例，“六朝故都”的故事，人人皆知。不过历史上没有把北京当做都城的朝代，未必就违反了什么“客观规律”。长安时代，盛唐名扬天下之时，君王与百姓似乎过得也不坏。论今朝，要是毛主席当年决计把首都定在“虎踞龙盘”的南京城，你以为那里就办不成奥运会吗？

问题是，城市是数之不尽的“主观”在竞争中“凑”到一起的结果。权杖一挥，“划乡为城”是可能的。但是其他因素来不来“凑”，最后可以“凑”到什么程度，向来由不得一家。粮食能不能集中，水怎么样，买卖是否汇聚，交易会不会红火，“人气”如何……，琐碎的事情无数。一个城市最后在哪里扎根，究竟能不能“坐大”，要在琐碎中定乾坤。官家下令“造城”，倘若民间不“买单”，造一座空城没有什么意思吧？

比较可以肯定的，作为商业中心的城镇，向来是自由市场的产物。关于希腊“城邦经济”，史家和理论家一致结论，那是“自由民”的杰作。后来的伦敦、纽约和老上海，离开自由市场不可想像。我国明清年间的四大名镇，又有哪一个是靠父母官“规划”而成的？

道理在于，组成城市的各种要素，一旦集中到甲地，就不得不放弃流向乙地。要比较每一种要素流向何地对它的主人为优，“琐碎信息”无数，需要靠“分权、自由流动、自主交换”的体制才处理得了。“中央计划”当局以为用一个“主观”代替无数相关的“主观”来做决定，可以更理性、更科学、更伟大。可惜试验的结果，到处一败涂地。你有没有看见，为了料理那个曾经辉煌的“中央计划工业化”的后事，人们多么辛苦！如果连规划产业那样的简单功课都没有做好，要“规划”城市化，岂非痴人说梦？

可怕的“大奖”

正在升温的“规划城市化”，种种宏图伟略，不过是设了大奖的说梦比赛。这第一个大的“奖项”，我在前面的专栏文章里已经论及，就是那个“国土制”。农民的土地，只要转为城镇用地，立马变为“国土”，成为某一级政府的税外财源（外加官员个人可能在征地、审批、立项等环节里的“腐败”机会）。如此重奖之下，“城市化”早就如火如荼，怕是不再需要学者为文“论证”了吧？

第二个大奖项更厉害，叫“行政级别升等”。城里的读者，对“乡改镇”、“建制镇”之类可能不甚了了。不过只要一提“县级市”、“地级市”，大家要明白这些称谓对官员的“意义”就不会太困难。原来，我们这里的城市化正在被“行政升级”所驱动。这可比前一项大奖更有刺激力。因为“圈地为城”是可能落空的，要是各方就是不买单，政府圈地“升值”的美梦可以破碎。但是，行政升等一旦发生就是“实”的：官员的级别、人数、机构和预算，都因为行政升等而发生“在数目字可以计算的”变化。所谓“农民负担”问题，与此大有关系。

城镇化更危险

比较起来，“城镇化”比“城市化”还要危险。道理在于，乡镇是整个国家政权金字塔的底部，代表正规的国家机器直接面对农民。这一行政层次，官员的收入水平低、升迁的机会少，本来就内生着种种升级无门的“紧张”。现在“城镇化”大张旗鼓，还不是要把这种紧张大大释放一把？

三数年前，有人“规划”全国将出现5万个小城镇，每镇吸纳2000个农民就业，就是1亿之众。数字何其诱人！只是我们不妨检验一下：几年来全国小城镇究竟实际容纳了多少农民？又“开发”了多少农地？增加了多少干部人数、机构连同他们的“花费”？

这不是说“小城镇”就一定没有戏文可唱。如同“城市”一样，镇同样可以积聚、集中经济资源。问题在于，政府同样没有足够的信息处理能力，来“规划”什么“城镇化”。哪里可以兴镇，哪里只能勉强为之，哪里干脆搞不成，全部是高深莫测的学问。靠“国土制”加“行政升等”来刺激，“城镇化”吸纳农民劳动力的“预期”没有实现之前，土地滥占、官膨胀、乡镇债务危机、农民负担等等就可能“升级”到农民不堪负荷的地步。“危险”一词，由此而来，应该不是危言耸听吧。

无论如何，城市化———城镇化也一样———是经济要素在空间积聚、集中过程的一个副产品。本文的重点，是指出有不同的体制和动力机制将产生极其不同的城市化。愚见以为，在“行政规划和权力租金驱动”与“市场自由流动组合”之间作出取舍，比在“城市化”还是“城镇化”之间作出选择重要得多。也许，提高我国未来城市化程度的最好办法，是把“城市化”从未来发展大计的目标中一笔勾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