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3月28日）
本次国际论坛，以“增长与改革”作为主题。由于中国是一个经济转型和体制转轨的大国，过去的30年，增长与改革始终是一条主线。当前，在国际金融危机仍在蔓延的特定背景下，提出“增长与改革”这一主题，目的是讨论如何通过深化改革化危机为机遇。危机是一场灾难，它带来世界性经济普遍衰退；危机又是一次机遇，它促使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新兴经济体深入反思传统发展模式的弊端，寻求改革创新，加快发展方式转型。也就是说，危机不是绝对的坏事，它往往是推进改革的重要契机。为此，在采取反危机经济刺激计划的同时，需要积极主动地布局下一步改革，走出一条短期和中长期兼顾、标本兼治的新路子。
一、经济刺激计划的有效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改革的新突破
反危机中强调增长与改革的内在联系，主要是强调需要用“两只手”有效地应对危机：一手是政策调整，以积极的财政和宽松的货币政策刺激消费、加大投资力度；一手是体制改革，以改革激发市场活力和释放经济的内生增长潜力。现实的情况是，大都对“第一手”劲头大，招数也很多，而对“第二手”却没多大劲头，也缺少具体的招数。这里，需要讨论的问题是：经济刺激计划的有效性是否与改革相关？这个相关性到底有多大？
从保增长来说，积极财政政策的重要目的是“四两拨千斤”，以杠杆作用撬动社会资金与民间资金。近几年，中国每年十多万亿元的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中，财政资金的比重大约是4%左右。今、明两年要实现8%的经济增长，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大约需要45万亿元，目前政府4万亿元投资仅占其中的8.9%。也就是说，如果单靠政府投资，不通过市场化改革启动社会和民间投资，达不到保增长的目标。因此，在应对危机中，要有效地保增长，需要推进相关的改革：一是加快垄断行业改革，以扩大社会和民间投资。二是财政投资要优先考虑能够拉动社会投资的项目，发挥财政资金在拉动社会投资中的杠杆作用，尤其要避免财政投资对民间投资的挤出效应，防止可能出现的“国进民退”现象。
从保就业来说，这涉及政策与体制的结构性矛盾。以农民工为例，要切实解决农民工的就业问题，既需要在全国范围内统一政策，更需要解决农民工基本公共服务制度的城乡对接问题。反危机对未来1～2年内全面统筹解决农民工的基本公共服务问题提出了现实要求：第一，尽快将农民工纳入城镇公共就业服务体系；第二，尽快实行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券制度；第三，尽快出台具体措施落实农民工基本社会保障跨地区、跨城乡流动的管理办法。
由此可见，提高经济刺激计划的有效性，离不开改革，需要改革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新突破。
二、实现发展方式转型需要推进一揽子改革
当前，中国面临着国际金融危机和国内发展转型的双重挑战：一方面，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的经济增长产生前所未有的严重冲击；另一方面，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下，经济增长方式中的矛盾问题全面凸显，现行的经济增长方式已难以为继。
从总体说，改革开放30年中国已由生存型阶段进入发展型阶段。发展阶段的变化，带来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巨大压力。为此，在当前出台4万亿投资计划、十大产业调整与振兴规划的同时，需要尽快推出并实施“一揽子”改革方案，集中解决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深层次体制性矛盾，建立与发展型阶段相适应的体制机制，实现经济增长由以投资拉动为主向消费拉动为主的转变。
以市场化改革增强可持续增长能力。为应对危机，宏观政策把“保增长”作为重要目标。应当清醒地看到，保增长不是一般性地恢复过去那种粗放型的增长，而是努力实现调整结构、扩大内需基础上的持续平稳增长。这就需要将市场化改革进一步拓展到资源要素领域、垄断行业，发挥民营经济作用，使投资能够反映市场真实需求；这就需要建立相应的激励约束机制，淘汰高能耗、高污染、高排放的增长；这就需要加快推进财税、金融体制改革，完善宏观调控。这些改革，实质上是转变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的重要举措。就是说，无论是短期还是中长期，经济持续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市场化改革的实际进程，取决于更加充分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
以积极的社会变革缓解经济压力。当前，经济增长面临的压力具有深刻的社会根源。最近几年，中央政府实施了一系列新的社会政策并取得重大进展，但总体而言存在着分配结构不合理、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仍然不到位等问题，这是形成“国内消费不足、产能相对过剩”的重要原因。现在看来，这种经济与社会发展不协调的结构性问题蕴含着较大风险。为此，化解经济压力，不仅要调整经济政策，也要进行社会变革。短期内，采取积极的社会政策，稳定市场、扩大就业，加强对弱势群体的救助，防止经济压力与社会问题的双向传导，加剧危机。中长期，需要深化社会体制改革，加强公共服务体制建设，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调整收入分配结构，平衡不同群体的利益关系，形成以国内消费为基础的增长模式。
从社会公共需求变化看，在提高城乡居民消费倾向的一系列社会变革措施中，比较有效的办法是建立基本公共服务体系。从短期看，它有利于提振信心，形成扩大内需、拉动消费需求的重要制度保障；从中长期看，它能够在很大程度上破解新阶段增长方式转型、社会需求转型和政府转型的难题，成为经济改革、社会改革、行政改革的结合点，成为进一步凝聚改革共识和改革动力的社会基础。
实施更为积极主动的对外开放战略。国际金融危机既对对外开放带来巨大冲击，但也带来历史性机遇。抓住机遇，应对危机的关键在于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从国际金融危机的变化趋势看，至少可以在以下四个方面实现战略性突破：一是加强国际经贸合作，积极应对国际贸易保护主义；二是积极参与国际经济秩序重建，维护国家利益；三是抓住国际产业调整的机遇，加快构建企业“走出去”的一整套战略体系；四是积极创造有利条件，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
在反危机中，中国需要加强与亚洲新兴经济体更紧密的经贸合作，共渡难关。一方面，中国国内市场需求的扩大能够进一步吸纳亚洲新兴经济体的出口；另一方面，中国通过参与亚洲新兴经济体的基础设施建设及装备输出，为亚洲地区的经济增长做出新的贡献。
三、无论是短期内的保增长、保就业，还是中长期的发展模式转型，都取决于政府作用的有效性
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凸显政府作用的有效性。这是因为：第一，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不确定因素增加，对政府工作的预见性、前瞻性提出挑战。第二，危机对政府的应对能力，特别是政府的决策力、执行力提出挑战。第三，政府推出庞大的投资计划，对公共治理是一个巨大挑战。由此可见，应对危机的“一揽子”改革中关键是加快政府自身建设与改革，以充分而有效地发挥政府在反危机中的重要作用。
政府干预的有效性有赖于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反危机中的政府干预，目的是通过政府的投资扩张来拉动社会和民间资本的投入，以激发市场和社会的活力。反危机中政府采取强有力的市场干预措施纠正“市场失灵”是很有必要的，但并不是否定市场、让政府替代市场，尤其应当警惕和防止政府的不适当干预。长期以来，传统发展模式难以改变，重要原因在于政府仍然掌握着较大的资源配置权力，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难以充分发挥。如果在反危机中，政府的干预只是着眼于防止经济增速的下滑，而不是主动寻求增长机制的转变，那么即使经济在短时间内恢复高位增长，也可能积累新的经济社会矛盾，给中长期的发展留下隐患。为此，政府的短期调控要与中长期的体制机制转变相结合。
政府干预的有效性需要建立在约束政府自身利益的基础上。我们不能忘记，亚洲金融危机期间政府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中的某些 “豆腐渣”工程。应当说，此次反危机中的政府投资与过去相比规模更大，在产业振兴与调整计划中，还有许多比如对某些产业的补贴、税收减免、信贷分配等综合措施，都有可能形成寻租和腐败的机会。这就需要在反危机中加大反腐败力度，严格规范政府干预的范围和手段，从制度上防止权力的滥用。
政府干预的有效性依赖于政府转型。以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为目标的政府转型，是新阶段政府改革的重要目标。当前，强调反危机中的政府作用，是不是意味着政府转型可以停下来？我的看法是，反危机时更需要政府转型。这是因为，反危机中政府作用的有效性同政府转型直接联系在一起：第一，政府实行结构性减税，让利于企业，藏富于民，有助于恢复市场信心；第二，政府大幅度增加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公共支出，将为公众创造一个对未来的良好预期，有助于扩大内需；第三，政府倡导节俭之风，降低行政成本，杜绝形象工程，避免形式主义，提高反危机中的执行力，将会鼓舞全社会反危机的信心；第四，政府在反危机中建立重大公共政策的社会参与机制，使得反危机的政策能够获得广泛的社会支持，由此明显增强反危机的实际效果。
今年是中国改革30年后的第一年，也是未来30年改革的开局之年。回顾过去30年改革历程可以看到，改革的重大突破大都带有危机导向型的特征。最初农村改革的启动是以解决吃饱饭的生存危机为起点的，10年前的亚洲金融危机也曾促进了某些改革的加速推进。实践证明，危机本身并不可怕，只要善于在危机中把握改革的机遇，坚定地推进改革，就能够变压力为动力，化被动为主动，走出困境，促进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