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二零零八年的四川汶川地震的时候，我的一位现在在《华商报》做评论员的好友告诉我，他那个时候去四川遇到了一个不可思议的现象，那就是当地人居然在那个时候还在搭建的救济帐篷里打麻将。他说给我听的时候，我觉得匪夷所思，但是又一联想在贵州，云南，四川，重庆等地的一种“生活姿态”便能很好的理解了。后来，我有机会在甘肃的兰州呆了足足十二天，甚感一种“慢”的生活姿态。用中部城市的话语说，就是“磨叽”。我不知道为何会有这样的生活习性，但是“慢”自然也有“慢”的好处，至少在一点上是不可否定的，那就是更懂得尊重生活并享受人生。

后来，我又抽时间去了一趟广州和深圳，大概是今年的五月份初那个样子。天公不作美，那天早晨，在房间里，我一人抱着一本《胡适文集》坐在高楼内静默的读着《小雨点》（序），时而张望，不，应该是眺望远处的高楼大厦，感觉，这里所给予我们的就是一种“向上性”和不断奋斗的紧迫感，这与西北城市比较起来，完全是两种境况。由此，中国的东部，或者说沿海地区与西部城市可谓是格格不入，也怪不得谁是谁非，或者是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完全还是在于一个地域性的不同罢了。这一点，在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那里便可以得到证明：地域对于一个国家的文化，宗教以及法律制度都会有很大的影响和决定性的作用。但是，我们可以增加一句的是：基于中国的国情，地域也对经济发展有一种“看不见手”的牵制作用。

一九八七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对于整个中国的经济发展进行了布局。也如歌词中所唱的“春天的故事”，迅速在一个小渔村（深圳）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随之而来的便是一种生活习性的转变。“又好又快”便成为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要求。而一个“快”字，往往不仅仅是留下了些许的经济泡沫，更多的是将这个中国拖入一种恐慌和不安的社会心理之中。而在《城市学》这本书中亦有谈及，人们往往在那个迷失的城市里找不到原先的村庄中的安定感与归宿感，这也是如今过度城市化所造成的悲痛。而此刻，与自由主义学派不同的是，在社会发展上，费边主义（萧延中）就强调一种渐进的改革方式，而不是这种急功近利的社会心理需求。

“大国崛起”与“中华复兴”的在教科书与媒体间被得到传唱和鼓吹，这本没有错，但是此文在此并不是就这些政治性的行为理论，抑或意识形态进行探讨，而是基于一种大众生活习性，或者说是生活姿态进行讨论，笔者认为：“慢”的生活方式或许更加值得我们去尊重和反思，并应该得到该有的认识。

二、

十九世纪，美国第一任总统华盛顿在“南北战争”获得胜利后，选择了一种类如中国隐士陶渊明的做法，到农庄里归隐了起来，八年之后，《权利法案》等一系列的美国法律条款为这个国家进行法律意义上的支撑之后勉为其难的出山，做了第一任总统。而前文中，本已表述，在中国历史中，类如陶渊明这样的人不多么？但无论是“大隐”还是“小隐”，至少都在历史文化的意义上给我们一个启示：中国人讲究的就是循循善诱和循序渐进，而不是打肿脸充胖子与急功近利。欲速则不达就是这个道理。

而这种生活方式就注定了一个“慢”字。这当然是一种生命哲学，在孤独的本质之中体验生命的滋味和活出生命的味道难道不是我们要做的吗？（周国平）其实，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的《慢》早已给我们表达了这样的生命诉求，只是这个一心一意只想到赚钱的国人们根本几乎没有理睬，反倒是赚了票子赔了身子，最终落得后悔莫及。再如一友人的朋友，“重本”毕业后工作一年便得肝癌逝去，这怎么不是这种困难生活的写照？莫非生活真的把我们逼到了绝境，我想应该不至于如此的残酷，只是我们不懂得珍惜她罢了。

而珍惜她的前提，可能就是这个“慢”文化所能够营造的。诚然，与其背道而驰的恰好是不断的悲剧连续的发生，就拿近来的惨剧来说，一个是温州的动车出了事故，铁道部不得不认识到这种不可采取的高速政策，将原先的250千米时调整到200千米时（以此类推）；七月四日，在随岳高速上发生追尾车祸，死亡人数就达26人之多，又伤了29个。在国家的法律条规中，这样的事故死亡达到3人以上都算是特大交通事故。生命没有得到尊重，我们更付出了惨重的代价。速度与激情往往制造的不仅仅是快感，还有一栋栋悲剧在等着我们用眼泪去摧毁和撞击。

三、

其实，总得来说，这不是说一个国家非得要追求一种表面上的，或者是形式上的发达与先进，更多的还是应该实事求是。按照现实的境况下，一步步的营造出文明的国度。甚者，应该懂得去创造一个“慢”的生活节奏，而这种氛围里追求经济的发展和其他制度的改革与创新，这样或许会将悲剧在文化层面上降到最低。

众所周知，印度是一个贫困的国家，在印度教等教派充斥的国度里，他国照样可以实行宪政，可以举行全民选举，可以不靠经济的现代化来拉动政治的现代化，以博取政治的稳定性。（这里必然要考虑国情的特殊性）也就是说，在政治学意义上来说，不是说政治体制改革就一定要如此，可以采取另外的方式。而“慢”的生活方式，可以更多的为这个社会提供一个缓冲和不断认识的机会与平台。

更多的还是应该让群众与人民懂得如何去珍惜生命的价值与懂得如何享受生命的乐趣，这种在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论》中就已经点明：欢乐的人生是最重要的，它比快乐更为的适合人类自身。这才是一个国家应该为其国民提供的最基本的东西之一，除了安全保障之外。

诚然，中国是一个大国，整个56个民族（提出“民族”这一概念是为了整合各个不同历史文化背景的群体，进而有利于统治）如能立体化的发展岂不是更深的民心？而现状不允许。另外，如果说，东部带动西部，西部地区向东部借用物资资源和发展理论，那么西部可以给东部输送什么理论呢？还是开文提到的那点：一种“慢”的生活姿态。这才是中国现状亟须的一场来自生活方式的革命，它或许是更加的适合我们抵制悲剧，安享人生的一副良好的药方···

二零一一年八月十号

作于武汉

作者系：兰州大学哲学社会学院社会学硕士研究生